朱珊 戴振山

摘要：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了一系列污名化中国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对此进行了回应。以中国外交部回应话语为例，在关联理论视域下探究反污名化言论的路径和语用策略。反污名化可以采用直接路径或间接路径，直接路径常用的语用策略有直接反对、评价、反问和喻证;间接路径常用的语用策略有话语补偿、价值凸显、对比和互文。直接路径语用策略产生缓和语气和体现受事者礼貌的作用;间接路径语用策略产生改变第三方群体认知假设的作用。中国外交部恰当运用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及其语用策略，有效减少了污名化言论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关键词：关联理论;反污名化;语用策略;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1）05-0106-07

一、引言

Goffman将污名定义为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能够使其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身份”（spoiled identity）。[1]

污名化就其现象而言，它具有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属性;就其内容而言，它具备语言学上的特征。以往研究多从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新闻与传媒的角度关注与精神病患者群体[2]、失业者群体[3]、同性恋群体[4]、残疾群体[5]相关的污名化的现象、成因和对策，而对外交领域污名化现象的关注相对较少。虽然有一些学者从宏观上分析了国家外交领域的污名化现象及应对策略[6-12]，但并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反污名化进行微观阐释。语用策略是实现话语交际目的的重要手段，国内外对它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应答用语[13-14]、民事庭审闪避回答话语[15]、商务沟通[16]、跨文化交际[17-18]、礼貌用语[19-21]和语码转换[22]等方面，而关于污名化语用策略的研究相对较少。

关联理论是一种有关人类交际与话语理解的认知理论。关联理论强调人类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一个明示（说话人传递信息意图）与推理（听话人获得交际意图）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听话者根据明示信息不断地调整认知假设以达到话语交际的最佳关联[23]。污名是社会认知的产物，如果污名化是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那么产生污名的社会认知就必然是有偏差的，是需要纠正的。[24]因而，消除污名的路径就要从改变有偏差的社会认知的角度来寻找。从关联理论角度看，反污名化的过程就是污名化受事者借助话语等手段来改变听话者有偏差的社会认知的过程，最终达到消除污名的目的。

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简称COVID-19）疫情从2020年3月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暴发蔓延，而此时中国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到2020年6月疫情在中国基本被控制住。2020年3月至6月是中国招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谩骂和诬陷最集中的时间，各种污名化论调层出不穷，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及其言论最为典型。作为中国权威新闻资讯发布和信息整合平台，学习强国客户端和人民日报客户端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外交部回应蓬佩奥污名化中国言论的报道①。本研究以两大平台的相关报道为语料，拟从关联理论视角研究COVID-19疫情期间中国反污名化的路径及语用策略。

二、理论框架构建

（一）污名化的过程

Goffman主张从个体主义的视角来解释污名化的过程，个体主义的视角体现在污名化的主体（污名化施事者）和客体（污名化受事者）两个方面。[25]当污名化的客体本身存在越轨特征时，污名的产生取决于客体本身;而当污名化的主体存在人格缺陷时，根据Allport的偏见发生学理论[26]，污名化又被视为污名化主体本身的问题。无论是主体存在人格缺陷还是客体存在越轨特征，污名化的方向不变，都是由主体指向客体;污名化主体的行为也会对第三方群体造成影响，经由第三方群体将污名化行为导向客体。因此污名化的过程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见图1。

洞悉污名化的过程是反污名化的重要基础。通过图1可以看出，污名化施事者的最终目的是让污名化受事者处于不利的局面，污名化施事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直接方式指污名化施事者将污名化言论直接抛向污名化受事者，其产生的效果是显性的、快速的;间接方式指污名化施事者通过反复强化污名化受事者的污名，使之成为第三方群体的认知结构体，以此扩大污名化施事者的范围，结果是污名化施事者和第三方群体在认知和心理上共同排斥污名化受事者，形成污名化的群体效应，其效果是隐性的、持久的，也是危害性最大的。这两种方式存在紧密联系，直接方式为间接方式提供触发机制，间接方式所产生的效果又进一步强化了直接方式所产生的效果。

（二）关联理论视域下反污名化的路径

从污名化的过程看，污名化施事者主要利用语言文字的导向作用和人类认知心理的惯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从语言学角度看，污名化的过程牵涉到了交际和认知，属于认知语用的范畴。关联理论的语境观强调，语境假设（认知假设）是影响交际双方建立话语关联性的重要维度。污名化的过程是污名化主体旨在把污名化言论和污名化客体相关联，因此反污名化的路径就是污名化客体切断或者改变这种关联所采取的措施，其言论的落脚点就是改变对方的认知，并且将自身的认知结构体传递给对方，使得建立话语关联性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样，反污名化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路徑，即通过对污名化施事者采取直接措施，表明污名化受事者的抗拒和反对;二是间接路径，即通过改变第三方群体的认知，获取其支持，证明污名化施事者是错误的，见图2。

污名化受事者仅仅通过这两条路径还不足以掌握建立话语关联性的主动权，反污名化语用策略的恰当运用更有利于建立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最佳关联，见图3。

间接路径是反污名化最重要的一种路径，间接路径的目的不仅仅是对污名化施事者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第三方群体对污名化受事者的态度。污名化受事者期望第三方群体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从而取得最佳话语关联性。根据关联理论，说话人可以利用话语去制约听话人对关联的寻找。[27]238所以污名化受事者要通过一定的语用策略把自身意欲传递的明示信息和语境假设抛向第三方群体，使得第三方群体发现原有的认知假设与来自污名化受事者的新信息相互抵触或矛盾，从而第三方群体就会验证、调整认知语境假设，在确认当前信息真实性的情境下，原来的认知假设就会被放弃，这样新信息就取得了关联性。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相互作用，直接路径可以被看作为间接路径中的一部分，它为间接路径提供明示信息，间接路径的效果又可以强化直接路径的效果，两者综合运用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反污名化中国言论的语用策略

由图3可知，语用策略是反污名化路径中的重要环节，但在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中，语用策略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在直接路径中语用策略一是为了直接反击污名化施事者;二是为了保全对方的面子和体现自身的礼貌，在语言措辞选择上显现出“反而不怒”的特征。在间接路径中语用策略是为了有效改变第三方群体的认知假设，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援助，从而达到“去污”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在间接路径中，污名化受事者提供的新信息必须真实有效，并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否则第三方群体的惯性思维很难被改变，反而会“污上加污”。

语用策略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语境因素[28]，因为语境能够赋予话语语用意义，同时它决定了说话人可以生成的话语，还决定了在满足听话人的期望时所说的内容[29]。所以，污名化受事者在反污名化时要充分考虑语境因素，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不同的策略会更容易实现交际目的。

本文选取2020年3月到6月期间关于中国外交部回应蓬佩奥言论的报道作为分析语料，探究直接和间接两条反污名化路径中各自使用的语用策略。本文主要选取了5种污名化主流论调：“武汉肺炎和中国病毒论”“中国隐瞒论”“中国援助别有所图论”“中国责任论”“中国盗窃论”。每个论调下包含一段蓬佩奥污名化言论和一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其言论的话语。需要说明的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处于一种“隔空对话”的状态，并且都是国家层面的交流。

在所选材料中，直接路径针对污名化施事者使用了直接反对、评价、反问和喻证策略;间接路径针对第三方群体使用了话语补偿、价值凸显、对比和互文策略，本文将更多的分析放在了间接路径当中。

（一）直接反对策略和话语补偿策略

直接反对策略是适用于直接路径的策略，该策略是污名化受事者直接向施事者表明态度和立场;话语补偿策略是适用于间接路径的策略，该策略是指污名化受事者获知施事者的真正意图之后，通过凸显客观信息和自身清白的证据来调整或者改变第三方群体的认知假设，以此来维护自身形象。

例1：3月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媒采访时，将新冠病毒称作“武汉冠状病毒”，还称美国在防疫工作上“落后”是因为中国不公开、不透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我们对蓬佩奥上述言行予以强烈谴责，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需要听取科学、专业的意见。这个美国政客却执意逆国际共识而动，继续对中国搞污名化、诋毁抹黑中方抗疫努力，企图借此转移视线、转嫁责任，用心极其险恶。我们奉劝这个美国政客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只会进一步暴露他的虚伪和不良用心。[30]

例1是“武汉肺炎和中国病毒论”相关污名化言论。2020年年初COVID-19疫情暴发于中国武汉，在进入3月以后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但境外尤其是欧美国家疫情却呈现上升态势，蓬佩奥枉顾客观事实将新冠病毒称作“武汉冠状病毒”。作为污名化受事者，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且提出了劝告，是采取了直接路径中的直接反对策略，不卑不亢、言简意赅的反驳话语彰显了大国风范。

由于COVID-19疫情暴发于中国武汉，所以第三方群体的认知结构体或许早已形成，而美国政客又把这一认知假设进行强化和放大，这给中国反污名化增加了难度。所以，为维护国家形象，中国还采取了在间接路径中使用话语补偿策略，以尽可能地获得第三方群体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和“国际共识”作为客观信息来实现话语补偿。“科学问题”意味着病毒不是来源于中国是经过科学认定的客观实际，“国际共识”意味着全世界人民广泛反对将病毒同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相联系。话语补偿可以营造出交际双方的共同认知空间，有利于拉近受事者和第三方群体的距离。补偿话语在这里充当的是新信息的角色，它与第三方群体原有的认知假设——“武汉冠状病毒”相冲突，第三方群体就会付出一定的认知努力去验证新信息的真实性，当新信息被证实真实有效，原有的假设就会被排除，那么中国提供的补偿话语就取得了话语关联性，进而第三方群体就会得出结论：将病毒同中国相联系是不正确的。

例2：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月23日接受采访时称，中国政府可能早在去年11月就掌握第一批病例，至少在去年12月中旬前就掌握。他们迟缓地告知世界上其他人，包括世卫组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蓬佩奥先生不要以为，自己在对外表态时，只要加上“可能”这个词就可以任意地进行栽赃。他的这些话毫无事实依据，完全是为了嫁祸于人而信口开河，与当前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更是背道而驰。[31]

例2是“中国隐瞒论”相关污名化言论。自2020年3月，中国国内疫情逐渐被控制住，并积极进行国际援助，而美国此时国内疫情肆虐，病毒威胁着民众的生命健康，蓬佩奥却想给中国扣上“中国隐瞒疫情信息”的帽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通过将其行为定性为“栽贓”“信口开河”进行了回应，采取了直接路径中直接反对的语用策略。

蓬佩奥想要传递给世界公众的语境信息是：中国故意隐瞒疫情信息。如果中国想要改变世界公众的认知假设，就必须提供充足的证据，采取间接路径中的话语补偿。首先，指出蓬佩奥使用了“可能”，这显示出他本人证据不足，所说的话“毫无事实依据”;其次，指出蓬佩奥的话意在抹黑他人，与当前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背道而驰”。中国给出的证据和第三方群体原有的认知假设存在冲突，这会让世界公众重新思考“中国隐瞒论”，进而建立新的关联。事实上，中国在抗击COVID-19疫情中表现出了大国担当， 分享了中国经验，宏观语境已经被架构。所以，中国只需言行一致，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行动与付出，谣言将不攻自破。

（二）评价策略和价值凸显策略

评价策略是直接路径中使用的策略，是受事者对施事者行为的主观看法和态度，但该策略如果不辅之以“间接路径”的策略，则会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价值凸显策略是间接路径中常用的策略，指污名化受事者的行为在公众中产生了较好的反响，得到了广泛认可和赞誉，其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污名”抵消。

例3：3月2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记者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正在散布虚假信息，诋毁美国为防控疫情所做工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以及美方在内的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和普遍赞誉，美方在过去的50天里完全浪费了中方争取的宝贵时间，事到如今反而企图诋毁他人、转嫁责任，寻找替罪羊，这种做法既不道德，也不负责。[32]

例3是“中国责任论”相关污名化言论。美国COVID-19确诊病例激增，由2020年2月2日美国全面禁止过去14天到访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到3月下旬，确诊病例从10余例增长到3万余例。蓬佩奥想把抗击疫情不力的事实归咎于中国，传播“中国责任论”的论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言论的评价是“这种做法既不道德，也不负责”，直接表明了中国的态度，采取了直接路径中的评价策略向美国回应。

如何让公众清楚中国评价的依据是“去污”的核心，这便需要采取间接路径中的价值凸显策略来辅助完成。在例3中，中国“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以及美方在内的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和普遍赞誉”，凸显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抗击疫情的价值。同时中国采取封城和隔离等有效措施切断病毒传播的途径，为世界抗击疫情争取了时间，但是“美国完全浪费了中方争取的宝贵时间”，导致美国确诊人数激增，最终却颠倒黑白，鼓吹“中国责任论”，这恰恰证明了中国对其的评价——“这种做法既不道德，也不负责”是正确的。

中国在“抗疫”中体现出的价值是世界公众所接触到的新信息，而原有的认知假设与新信息存在冲突，而且新信息的支撑证据是充足的，所以新的语境假设——中国为抗击COVID-19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就取得了话语关联，进而对话可以沿着正确的舆论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价值凸显也是反污名化言论的重要语用策略。

（三）反问策略和对比策略

反问策略是直接路径中使用的策略。反问句的语义和说话人意图具有隐涵性[33]，即听话人需要根据问句推导，可以发人深省，效果比正常语气更强。反问策略不仅可以正面回应施事者，而且还可以引发第三方群体的思考。对比策略是间接路径中使用的策略，它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放在同一语境下进行分析和考量，该策略可以将对比结果快速量化，进而得出结论。

例4：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称，中国偷窃了美国新冠疫苗的研究成果，中国试图破坏或延缓西方国家研发新冠疫苗，并且不会分享疫苗产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表示，如果有人有比我更好的东西，那他一定是从我这里偷走的，这是正常的逻辑吗？中国的疫苗研发成果是凭借自身良好的科技基础和专家团队的不懈努力换来的。反观美方，不但在疫苗问题上污蔑中国，还曾试图争夺一些欧洲企业疫苗产品的使用優先权甚至独占权，引来许多欧洲国家的不满。对比之下，孰对孰错，自有公论。对于未来的疫苗产品使用，中国的态度也一直很鲜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卫大会上郑重承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中国贡献。[34]

例4是“中国盗窃论”相关污名化言论。自2020年3月，中国国内疫情防控态势持续向好，而境外疫情蔓延形势持续恶化，中国积极向世界各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中国COVID-19疫苗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在疫苗研发问题上，中国抢了美国政客眼中所谓的“风头”，所以蓬佩奥言辞激进，心理失衡，“嫉妒心”强烈，对中国的疫苗研发持否定和批评态度，并且宣称中国是“盗窃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通过反问的语句，表达了隐晦的含义：蓬佩奥没有正常逻辑。这种回应方式很有力度，既照顾了对方的面子，又有讽刺性的回应，同时还可以引导世界公众思考问题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世界公众的认知结构体。出现该效果是因为反问策略在直接路径中发挥了作用。

在间接路径中，中国为了改变世界公众的认知假设，在疫苗研发问题上把中国和美国进行了对比：中国专家团队凭借自身深厚的专业基础和不懈努力进行科研攻关，使得疫苗研发取得重大进展;而美国却把重点放在了“污蔑中国”和争夺“欧洲企业疫苗产品的使用优先权甚至独占权”上。对比之下，孰是孰非，自有公论。

面对一目了然的对比结果，世界公众会重新思考“中国盗窃论”的真实性。当思考的结果与原有语境假设相互矛盾，中方反污名化的话语就取得了关联性。在这一过程中，污名化受事者所使用的反问和对比策略可以使第三方群体付出较少的努力就可以获取到受事者所期待的语境效果。

（四）喻证策略和互文策略

喻证策略是直接路径中使用的策略，它是通过设喻来给观点提供支撑。设喻可以化抽象为具体，产生的效果更加生动和形象，还可以起缓和语气的作用从而体现说话人的礼貌性。互文策略是间接路径中使用的策略，互文性参与身份建构的过程[35]，常见的表征形式是引语和预设。互文策略下的语境效果取决于听话人对相关背景知识了解的程度。听话人很可能会因为相关背景知识缺乏而不愿意花费力气去理解，这就意味着话语很难建立关联性。所以，如果说话人想要得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提供充分的明示信息和语境假设。

例5：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以及其私营企业为非洲提供非常有限（modest）的捐赠。中方会利用疫情推进在非洲不透明借贷，使非洲国家背上沉重债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表示，中国与非洲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好伙伴。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曾表示：“中非是朋友，更是战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或损害中非友好关系。”中非双方用实际行动证明，中非友谊深入人心，牢不可破。[36]

例5是“中国援助别有所图论” 相关污名化言论。中国在COVID-19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为了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际责任，积极援助别的国家。蓬佩奥却把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称之为“不透明借贷”，进而宣扬中国援助是别有所图，想要“使非洲国家背上沉重债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的回应是 “中国与非洲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好伙伴” 。回应当中用到了修辞逻辑——暗喻，喻体是“好兄弟、好伙伴”，本体是“中国与非洲”，把抽象的国际关系具体为人们熟悉的人际关系，传递出的喻义是：中非关系非常好，非同一般。所以这是污名化受事者通过直接路径所要传递给施事者的信息。

直接路径传递的信息虽然也可以对第三方群体的认知假设产生影响，但还不足以使其改变或者调整认知假设。污名化受事者需要采取更多的语用策略来强化这一信息，即间接路径中的互文策略。在例5中，中国作为污名化受事者引用了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的 “中非是朋友，更是战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或损害中非友好关系” 这句话，与“中国与非洲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好伙伴”形成了互文，前者强化了后者。对中国外交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中非外交渊源深厚，互帮互助案例不在少数，“中非双方用实际行动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与非洲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好伙伴”的语用预设，这也构成了互文。综合以上分析，互文策略可以为话语理解提供一些客观信息，有利于建立话语最佳关联。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成功的核心是听话人的推理，并且推理时所付出的认知努力越少，语境效果就越好，越容易建立最佳关联。如果想要听话人获得预期的语境效果，那么说话人就要尽可能多地提供信息以减少听话人的推理努力。需要注意的是，推理过程与明示行为属于同一个过程，只不过角度不同而已。[37]当世界公众“沉浸”在“中国对非援助别有所图”的论调里时，突然听到“中非是好伙伴、好朋友”的信息，那么世界公众就会想看到“证据”，即改变其认知假设的话语，当受事者的话语足够充分，并且能引起对方注意时，这些话语就充当了改变听话人认知假设的“催化剂”，最终原有的关联将被取代。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污名化与反污名化属于交际行为，而人类交际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对方的认知[27]235。在以上分析中提到的适用于间接路径的四类策略均是用来改变听话人的语境假设。然而在交际中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如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都会影响听话人的认知状态。同时听话人自身的因素，如逻辑推理能力、百科知识和语言水平等，也会影响新的认知假设的形成。尽管如此，反污名化还是要在语言和认知规律上寻找突破口，说话人要尽可能地建构有利于说话人的宏观语境，同时做到言行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去污”的目的。

四、结语

本研究立足于关联理论，通过分析污名化和反污名化的过程，构建了反污名化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并对每条路径都提出了相应的语用策略：直接路径主要针对污名化施事者，常用的语用策略有直接反对、评价、反问和喻证;间接路径聚焦第三方群体，常用的语用策略有话语补偿、价值凸显、对比和互文。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为反污名化提供方向和遵循，但两条路径中使用语用策略所产生的作用不同，直接路径旨在正面回应污名化施事者，其语用策略起缓和语气和体现受事者礼貌的作用;间接路径旨在侧面回应污名化施事者，其语用策略起改變第三方群体认知假设的作用。在反污名化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以上两条路径及其语用策略，有利于引导舆论方向，掌握话语主动权，维护国家形象。

注释：

① 本文所选语料的相关报道虽然原文分别刊载于不同的媒体，但都被学习强国客户端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所转载，在这两个平台上均可查阅，后文在每一段语料处再分别标注原文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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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春华

Abstract： In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China has received stigmatized speeches made by Pompeo， the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which are denied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R.C. In this paper， paths and pragmatic strategies for anti-stigma are explor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Relevance Theor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oth direct path and indirect path are employed to deal with anti-stigma. The pragmatic strategies in the direct path include direct denying， commenting， expressing rhetorical question mood and using metaphor， which can ease the mood and show the politeness of the patient. Indirect path includes discourse compensating， value highlighting， contrasting and applying intertextuality， which makes a difference in changing the cognitive context of the third party. An employment of the two paths and their pragmatic strategies help eliminate the negativeness of stigmatized speeches and safeguard the image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relevance theory; anti-stigma; pragmatic strategy; COVI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