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霞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循证教育”一词由牛津大学的戴维斯（Philip Davies）于1999年正式提出。他认为，正如循证医学指的是“将个体临床专业知识与来自外部系统研究中可以获得的最佳证据相结合”，循证教育指的是将个体教与学的专业知识与来自外部系统研究中可以获得的最佳证据相结合。[1]循证教育聚焦于教师如何将专业智慧与最佳研究证据进行融合以实施有效教学，强调将研究结果转化为有用的证据来指导实践，以此提高教育决策与实践的科学性。循证教育在英国受到了教育决策者、研究者与实践者的重视，成为教育改革与创新的一种新思路与新方法。

一、英国循证教育的产生背景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早期，医学领域率先兴起了一场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运动，最终形成了循证医学，这激发了学术界深入思考循证实践在教育中的应用。20世纪90年代，英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重视“循证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理论及实践，日益关注教育等公共部门中证据的作用。

（一）循证医学的发展突破本学科的界限，对教育和其他学科产生重要影响

1972年，英国流行病学家阿奇·科克伦（Archie Cochrane）倡导进行基于证据的医学实践。加拿大学者戈登·盖亚特（Gordon Guyatt）于1991年发表社论《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指出循证医学有别于传统的临床决策方法，需要紧密跟踪相关研究并进行批判性评估，将最佳研究结果应用于临床决策。[2]这是术语“循证医学”第一次出现在医学杂志上。1992年，盖亚特牵头成立了循证医学工作组，并发表论文《循证医学：医学实践教学的新方法》（Evidence-based Medicine: A New Approach to Teaching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正式提出“循证医学”的概念，并将其描述为“一种新的医学实践范式”[3]。1996年，萨基特（David Sackett）等人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定义循证医学是“认真、准确、审慎地运用所能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来确定个体患者的治疗措施”，并认为循证医学是最佳研究证据与医生的专业判断及患者的意愿之间完美的结合。[4]

循证医学在世界各国得以迅速发展。1992年，英国成立全球第一个循证医学中心——科克伦中心（Cochrane Centre），并于1993年成立科克伦协作网（Cochrane Collaboration），后者发展为产生、保存和传播最佳卫生保健证据的国际组织。1994年，英国国家卫生证据总结和传播中心 （NHS Centre for Reviews and Dissemination）成立，1995年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成立，1996年英国医学会和美国内科医学会主办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杂志创刊，1999年英国国家临床卓越研究所成立（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这些都是循证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循证医学从临床医学扩展到整个医疗与保健领域，包括牙科、眼科、药理学、护理、健康管理、心理治疗等。值得注意的是，循证实践的发展也逐渐突破了卫生学科的界限，开始对教育、社会、管理、经济、政策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影响。

1996年，哈格里夫斯（David Hargreaves）在教师培训署（Teacher Training Agency）发表的学术报告为循证教育运动播下了种子。他认为，尽管每年在教育研究上花费数千万英镑，但教育行业中的证据基础是极其薄弱的。他指出，循证医学的传播正在使医学研究扎根于医生的日常专业实践且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而教师与医生的实践决策有相当程度的一致，也需要将专业的决定与每个客户的独特需求相匹配，但教师的专业决策却没有基于足够的证据。[5]因此，他提议将循证的方法应用于教育领域，教师应该像医生一样，寻求将专业决策置于证据的基础上。循证教育的理念由此产生，并引发了学术界的深入探讨，也逐渐得到学术界和教育部门的广泛认可和应用，对现代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循证政策及实践得到政府重视，推动教育等公共部门进行改革

20世纪90年代，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公众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研究规模的扩大与研究能力的提升、对政府及公共部门问责的兴起[6]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英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循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兴趣激增，日益关注证据在政策和实践中的作用。循证政策在1997年新工党政府上任后得到更多的重视。

新工党政府就职后，发起了雄心勃勃的倡议，并积极推动循证政策和实践。1999年3月发表的政府白皮书《政府现代化》（Modernizing Government）强调了证据在提升公共服务方面的重要性。政府承诺今后政策制定应基于合理的证据，并成立了内阁办公室管理和政策研究中心，负责循证政策战略的实施。[7]内阁办公室战略决策小组发布了报告《21世纪专业政策制定》（Professional Policy Making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建议政策制定必须以有效的证据为基础，未来政府应解决两个关键问题——提高各部门利用最佳证据的能力以及增加决策者获得可用证据的机会。[8]时任教育与就业大臣大卫·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在一篇演讲中阐述了政府对循证政策的立场，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是政策制定的核心，并强调政府决策将会更关注什么是有效的以及为什么有效，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9]这些都表明了新工党政府对现代决策中研究证据的重视。

出于对研究质量以及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关系的关切，1998年初教育与就业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①成立于1944年的英国教育部，1964年改名为“教育与科学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1995年更名为“教育与就业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2001年更名为“教育与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2007年6月更名为“儿童、学校和家庭部”（The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2010年更名为“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委托就业研究所对英国学校教育研究的方向、组织、资金、质量和影响进行了审查。结论认为，决策者和实践者的行动和决定缺乏研究的支持，很多研究规模较小，不能产生可靠和可推广的调查结果，并且不易被非学术受众获得；研究议程往往只是遵循政策，而不具有前瞻性的引领作用，因此建议提高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同时提升决策者和从业者获得研究证据的能力，并要重视循证政策的制定以及证据与教育结合的方法。[10]同年，教育标准局（The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对已发表的教育研究成果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指出，教育研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已发表的大部分研究都是无关紧要且不成系统的，不能证明用于教育研究上的大量公共资金支出是合理的，并阐明教育政策必须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坚实基础。[11]循证教育开始得到政府的关注，并成为一项促进教育变革的有用战略。

2010年，联合政府上任后继续推进循证实践，大力推动循证教育的发展。2010年白皮书《教学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提出要支持学校系统更有效地自我改进，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举措之一是“确保学校能够获得可以选择使用的最佳做法、高质量材料和改进服务的证据”[12]。教育部于2013年委托有医学背景的本·戈达克博士（Ben Goldacre）研究如何利用研究证据来指导学校的教与学，随后发表了《将证据纳入教育》（Building Evidence into Education）的报告。2015年新一届保守党政府上任后，仍然重视循证教育。2016年白皮书《教育卓越无所不在》（Educational Excellence Everywhere）建议教师和学校领导有必要根据最佳证据决定教学实践和干预措施。[13]在2016年白皮书中，英国政府表达了对教师的期望，并提出将支持教师获得、使用和传播高质量的证据，为教师提供相关培训。循证教育在新一届政府的支持下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二、英国探索循证教育的主要举措

循证实践是一个复杂的生态活动链，包括证据的产生、证据的综合、证据的转化、证据的实施等环节，只有把这些要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才能在教育中形成一个有效的证据生态系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和一些组织采取了许多举措来推动英国循证教育的发展。

（一）成立推进循证教育的组织，支持循证教育工作的开展

今天的英国，除了教学专业人员外，还有许多独立的组织在支持“循证教育”的工作。这包括产生证据的研究小组（学术机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综合证据的审查小组、解释与转化证据的经纪人等。这些组织在不同领域、不同教育阶段开展工作，积极致力于改善和推广证据的供应和使用。

1998年希拉奇（Jim Hillage）等人[14]建议采取更具战略性的方法来规划对证据的研究、综合与交流。作为回应，1999年英国政府资助设立了国家教育研究论坛（N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Forum）以制定国家教育研究战略。另外，政府还资助成立“证据知情政策和实践中心”（Centre for Evidence Informed Policy and Practice in Education），以提高对教育证据进行系统审查的能力。

“国家教育研究基金会”（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是一个独立的教育研究组织，成立于1946年。在循证教育运动兴起后，它以“产生证据”为使命，通过研制和分享关于教育政策和实践的研究证据和见解，为决策者和从业者提供信息，支持教育系统的积极变革。“在教育中使用研究和证据的中心”（Centre for the Use of Research and Evidence in Education）成立于1997年，致力于在学术研究和专业实践之间搭建桥梁，促进与支持证据的使用。近年来，该中心主要帮助学校领导了解什么是真正有效的改善成本效益的方法，提高教师反思课堂教学的兴趣和能力，利用研究来支持教师的专业发展，提高决策者实行循证决策的愿望。“循证教育联盟”（The Coalition for Evidence-based Education）于2009年启动，由研究人员、决策者和实践者组成，致力于改进教育系统使用和交流研究证据的方式。

“有效教育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ffective Education）和“教育捐赠基金会”（Education Endowment Foundation）对于循证教育的支持是全方位的。有效教育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慈善机构，成立于2007年，总部设在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由鲍兰德信托基金（Bowland Trust）资助。该机构努力为教育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循证教育的专门知识和实用工具，包括：帮助学校和教师在缺乏研究证据的情况下开展研究；推广和总结教师的研究结果及其实践成功经验；探寻将研究与实践联系起来的新方法。教育捐赠基金会也是一个独立的慈善机构，于2011年7月正式启动，由萨顿信托基金会牵头，与动力信托（Impetus Trust）共同合作成立，并得到教育部的资助。教育捐赠基金会致力于通过生成和综合有关教育创新的证据，鼓励学校和政府等相关机构充分利用证据，采用有效的创新举措，促进处境不利儿童的发展。教育捐赠基金会也是政府指定的有效教育中心（What Works Centre for Education）①2010年以来，英国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独立的有效工作中心（What Works Centre，WWCS）。这些中心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联合资助，致力于证据的产生、传递和采纳。 2013年3月，英国政府启动的“有效工作网络”（What Works Network）由7个独立的有效工作中心组成，涵盖教育、医疗、经济、福利等多个领域，旨在将证据置于地方和国家决策的核心，确保政策决策和专业实践基于有力的证据，从而保证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工作范围包括证据产生、证据综合和促进良好证据的应用等，具体工作包括为有潜力的研究方案提供资助，在全国各地推广优秀方案以产生积极、持久的影响，支持教师使用高质量的研究和数据来改进教学实践等。

（二）提供高质量的研究证据，创建循证教育的证据资源库

循证教育的前提是提供有效的、无偏见的高质量证据，而建立证据基础是一项巨大的事业，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投入大量的研究资金才能填补空白。在过去的20多年，众多资源库的建立使研究证据更容易获得。

1997年工党政府上任后，强调证据对发展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开发了一系列方案和资源，以提高教育研究的质量、可及性和可用性。其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资助的“教学和学习研究方案”（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Programme）。该方案支持前沿研究，并为整个英国的教与学提供信息，同时提升英国高校的教育研究能力。

学校培训和发展署（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gency for Schools）制作了“教师培训资源库”（Teacher Training Resource Bank），帮助教师了解教育研究的成果及最佳实践经验。教育部主办的“研究知情的实践网站”（The Research-Informed Practice Site）也是为教师开发的基于证据的资源库，提供了大量来自教育研究期刊的论文摘要，帮助教师快速了解与教育实践有关的最新研究。国家教育研究基金会建立了由政府资助的数据库“英国当前教育研究”（Current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he UK），收录了2000年以来英国教育学领域已完成或正在进行中的科研项目。另外，国家教育研究基金会还联合一些组织共同开发了门户网站“教育证据门户”（Educational Evidence Portal）。

有效教育研究所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育研究和改革中心合作创建了“更好的”（Better）与“最佳证据百科全书”（Best-Evidence Encyclopaedia）两个资源库。前者旨在帮助教育领导者和决策者基于研究证据做出更好的决定，后者提供了不同作者和机构编写的科学评论摘要以及全文链接，为教师、决策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判断教育方案有效性的证据，旨在帮助教师根据可靠的证据选择教学方案，帮助校长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教改方案，帮助决策者利用证据指导决策，帮助研究人员找到对教育方案的严格评估方式，帮助儿童使用经证明有效的方式学习。

为使教育实践者更容易获得研究证据，教育捐赠基金会开发了“教学和学习工具包”（Teaching and Learning Toolkit）作为循证教育的指南。工具包在总结广泛使用的教育干预措施证据的基础上，将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研究综合成一个在线工具，使教师和学校领导可以比较不同类型教育干预的影响和成本，帮助他们找到最有效教学方法的证据。根据国家审计办公室（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的一项调查，现在英国大约64%的学校领导者使用这个工具包来指导他们的决策。[15]该工具包最初由萨顿信托基金于2011年出版，现在由教育捐赠基金会与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合作开发，工具包定期进行更新和扩展。

（三）关注教育从业者循证教育能力建设，促进循证教育的持续发展

循证教育是将专业知识与现有的最佳研究证据相结合以提高实践质量，研究证据的使用还需要与专业判断相结合，教师是否具备批判性评价和使用证据的能力对于循证教育的发展非常关键。为了让证据资源变得有用，有必要对教师进行培训，学习研究工作原理的基础知识，让他们了解如何进行不同类型的研究，以及每一种研究方法的优缺点。[16]过去几十年英国开展的各种研究方法培训为提高教育从业者循证教育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通过学校领导学校来提升从业者的循证教育能力是一种有潜力的方法。有效教育研究所与教育捐赠基金合作，创立了“研究学校网络”（Research Schools Network），推动学校使用证据改进教学实践。每个“研究学校”将成为其所在区域支持、传播和实施循证做法的协调中心。研究学校与其他学校合作，鼓励合作学校通过定期交流和活动来利用循证方案和做法；为中层领导者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支持，使他们了解如何在现有最佳证据的基础上改进课堂实践；支持合作学校制定改进教与学的创新方案，并向其提供评估教学创新的专门知识。英国首批5所研究学校于2016年9月开始工作，第二批5所研究学校也于2016年12月命名，并于2017年4月开始工作。

也有一些学校通过与大学合作来提升教师的循证教育能力，同时塑造学校的循证文化。2014-2016年，20个教学学校联盟（Teaching School Alliance）与曼彻斯特城市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合作开展“循证教学：提高学校探究能力”（Evidencebased Teaching: Advancing Capability and Capacity for Enquiry in Schools）项目，以确定能有效支持循证教学和提升联盟内教师循证教学能力的方法。该项目的重点是促进学校使用证据来指导教育决策和教学实践，并评估这种变革带来的影响。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组建研究小组与联盟进行合作，为每个联盟分配一名研究导师，帮助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同时还通过教师指南、教师工作坊等方式提供关于研究方法与证据评估的支持。此外，研究导师还会帮助联盟教师对研究证据进行评估并使用证据改进实践，帮助他们成为学校循证教学的倡导者。[17]

三、英国循证教育面临的挑战

尽管英国循证教育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在循证实践生态活动链中的各个环节，如证据的产生、证据的转化、证据的实施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证据的生产环节：如何提升研究证据的质量与有效性

循证教育的起点是产生有用的证据，提升研究证据的质量是循证教育未来发展的关键。2016年白皮书指出，教师寻找和使用证据来改进教学实践还存在困难，原因之一是缺乏高质量的研究证据。[18]已有的研究证据普遍存在研究方法薄弱、表述方式有偏见等问题[19]，但并不是每个使用研究证据的人都有能力发现这些问题。

影响证据质量的最关键要素是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英国循证教育的主要支持者戈达克（Ben Goldacre）提倡广泛使用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并认为这是循证教育的关键基础，“在可行的情况下，随机试验通常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可靠的工具，可以找出两种干预措施中哪一种最有效”[20]。该方法同样得到了美国教育界的重视。美国教育部依据所用研究方法的不同将证据分为六个等级，即随机试验（真实验）、比较组试验（准实验）、前后比较研究、相关性研究、案例研究和趣闻轶事。[21]在这一分类标准中，随机对照试验级别最高，被视为评价证据有效性的“金标准”（gold standard）。实验设计在循证教育中的地位无疑是高的，一种方法在某一特定学校有效但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学校，而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可以排除学校之间的许多变量，得出可在学校之间成功复制的研究证据，为教育决策和实践提供可靠的指导。

有研究者以5000多项研究报告为例，探讨了一些著名教育方案背后证据的有效性，这些方案包括：暑期学校方案（Summer School Programme）、强化学习反馈和评估（Enhanced Feedback and Assessment for Learning）、父母参与干预（Parental Involvement Interventions）和艺术教育干预（Arts Education Interventions）。这些都是英国中小学校已采纳的方案，并且也被纳入了教育捐赠基金会的教学工具包。该研究采用以下标准对证据的有效性进行审查：抽样方法（参与者是否自愿）；对有效性的影响（样本大小、比较组是否相似等）；结果的测量（测量工具是否由研究者自己开发）；自然减员（是否大到足以改变调查结果）；利益冲突（是否由方案开发者进行的研究）；研究者的偏见；结论是否得到调查结果的证实。结果发现，许多政策和方案所依据的证据是薄弱的，而且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并不少见。[22]

循证研究是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的，沙普尔斯（Jonathan Sharples）认为应根据从业者的需求来考虑如何产生适合他们的研究。如果从业者关注某一教育方法如何或为什么起作用，那么应通过观察、案例研究或其他定性研究来收集广泛的证据；如果问题是关于衡量教育方法的有效性或影响，那么关键的证据可能来自定量研究，特别是随机试验。[23]提高教育研究的质量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从研究的资助者、期刊编辑和评审到研究人员都需要坚持质量标准，认识到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根本缺陷，努力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二）证据的转化环节：研究证据如何转化为有用的执行

从研究人员生产研究证据到教师采用以提升教学质量，这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研究机构提供研究结果只是循证教育的第一步，证据还需要转化，进行高质量的证据综合，才能为指导实践提供良好基础。学校的决策者和教师需要将研究结果转为付诸行动的指导方针。虽然英国的证据综合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这些证据仍然是一种相对原始的信息形式，很少提供教学专业人员需要的具体细节，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解释才能转化为有意义的材料。

研究证据如何转化为有用的执行准则？研究人员的“自然舒适区”是产生或综合研究证据，而教师“专业领域”则是教学。这表明，研究人员和教师之间需要更好的互动和协作，才能使证据得以转化。有研究者指出，研究结果不会自动指导实践，如果不努力加强研究与实践的联系，即使是最有力的研究证据也只会产生有限的效果。因此，需要有相关的中介组织参与其中，在证据转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而慈善机构、专业协会、工会、地方当局和媒体等都可能充当这样的中介组织。这些组织的作用是找到有用的研究并转化成可用的证据，并免费提供给学校；了解研究对实践的影响，并能够向教师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解释使用这些研究证据的好处；分享信息，确保这些研究在学校和整个教育系统传播；支持学校将研究纳入实践，为使用研究证据的领导者提供培训和支持；分享学校根据研究结果采取行动的案例。[24]

实际上，英国目前尚无支持证据转化的系统，在教育方面没有与医疗和社会护理专业直接等同的信息交换所或机构，如国家卫生和护理卓越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和社会护理卓越研究所（Social Care Institute for Excellence）。在教育领域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可以负责协调证据的综合，并将其转化为可供教师使用的格式，维护和协调教育证据的使用，这将有助于推进循证教育的发展。

（三）证据的实施环节：学校和教师如何有效使用外部证据

循证教育要求教育者基于最佳证据来实施自己的教学活动。2016年白皮书指出，“应该由教师和领导者决定他们使用哪些方法来教学，他们应该有能力根据国内外真正有效的最佳证据做出选择”[25]。尽管学校和教师越来越多地被鼓励和支持使用研究证据，但他们在课堂实践中仍然很少利用教育研究的成果。[26]在学校和教师有效使用外部证据方面存在几个关键挑战，其中涉及：教师对研究证据的信念、态度与价值观，教师获取证据与判断证据质量以及使用证据的能力，学校文化对循证教育的态度等。

树立教师使用证据的信念与信心。有研究表明，在各种因素中，从业者对研究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对他们是否使用研究证据起着最关键的作用。[27]这表明需要努力培养教师对证据质量的信心，并帮助教师在感兴趣的主题上获得高质量的证据。此外，还需要使教师相信拥有良好的证据基础有助于增进教师的专业独立性，让教师充分认识到循证实践对于支持高质量的教学和确定未来教育研究方向的重要性。各种专业协会，如学校和学院领导人协会、全国校长协会、教学学校联盟等机构应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继续提高教师的循证教育能力。在护理等其他职业中，研究素养通常是职初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师职初培训对研究的重要性关注较少。如果教师没有参加过相关学习，获取研究文献是有困难的，这意味着他们获得高质量研究证据的机会有限。初任教师培训者、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的提供者应加强对证据的价值和作用的关注，为教师提供更全面的培训和持续的专业发展机会，使教师具备批判性评价和使用证据的能力。

建立支持循证教育的学校文化。一个支持研究的组织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使用研究证据，因而有必要在学校内部形成一种重视研究的文化。学校领导者对研究的态度、如何解释研究结论都会影响教师对研究的利用，因此还需要注重对学校领导者的培训。在校长资格培训和其他学校领导培训中有必要强化对证据的关注，促使领导者认识证据的价值，使之不仅能自己利用证据为决策提供信息，而且也愿意鼓励和支持教师利用研究证据来改进实践，并为教师使用证据提供适当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