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凯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教会大学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力量。在分布全国的各个教会大学中,诞生于“五四”前后的燕京大学异军突起,独辟蹊径,取得了辉煌的办学成绩,成为教会大学中最突出的代表,谱写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其中,被誉为“燕大之父”的司徒雷登在执掌学校的近30年间不辞劳瘁,尽职尽责,推行的系列改革举措使燕京大学在中国化与国际化的轨道上和谐共振,为燕大取得的成就做出了突出贡献。对于司徒雷登的办学业绩,不仅南京国民政府多次明文褒奖,学术界亦赞誉有加,正如著名生物学家胡经甫所言:“燕大之所以能有今日,咸出先生擘划之功。”[1]因此,从高等教育中国化与国际化的视角深入考察司徒雷登的办学实践,对于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变革具有重要的镜鉴价值。

一、办学改革的中国化:立足本土,维系发展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教会大学发展转型的关键10年。1920年之前,教会大学一般在国外注册,由西方决定办学政策并拟定相应计划,师资聘任、课程安排、行政事权等均受西人操控,教会学校游离于中国教育管理系统之外。“五四”以降,民族主义浪潮浩荡来袭,特别是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汹涌冲击下,教会大学纷纷开始适应中国社会的内在需求。其中,司徒雷登以敏锐的目光、包容的思想,带领燕京大学在教育管理方式、课程设置、学科建设、文化氛围等方面率先进行变革实践,使得燕京大学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

1.学校性质与人员构成的中国化

燕京大学作为美国教会所办大学,成立伊始在美国注册立案,学校的大政方针均由美国的托事部掌握。司徒雷登认为,燕京大学作为传教事业的主要载体,为了在中华大地上维系发展,需要与所处环境密切结合,融入中国社会的浪潮之中。他指出,燕京大学的发展要获得中国政府的准许,应“牢牢地以中国生活为根基,仅享有中国人自己享有的,或他们愿意同我们共同分享的权利”[2]66。在教育宗旨上,他强调,“惟决不因宗教而与中国教育宗旨有所违背;反之,乃谋与中国之理想与生活相适应也”[3]。故此,1921年,司徒雷登即与中国同事协商,接洽教育当局,“开始作未正式的,初步的讨论立案问题”[4],并与纽约托事部取得联系,表明自己对于立案问题的积极立场。192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从六个方面对外人捐资设立学校的办学要求进行了规定。司徒雷登认为,“既以服务中国为宗旨,就得遵守中国政府的法令”[5]。在他的主持下,燕京大学积极策划注册事宜,并于1926年冬季申请立案,1927年春经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认可,成为在中国最早立案注册的教会大学。同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出台《大学组织法》《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等文件,司徒雷登迅速采取行动,率领燕京大学主动调适,于1929年再次申请立案,并得到批准。

在筹备立案的过程中,司徒雷登还积极推动燕京大学进行管理方式的改革,以期在应对中国政府政策要求的同时为学校的发展保驾护航。在司徒雷登看来,应“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最终把学校办成一所中国大学”[2]67。1926年,在他的支持下,《燕京大学董事会细则》获得通过,其中规定,“燕京大学董事会人数不超过34人,必须多数是中国人,妇女不少于1/5”[6]。同年,在他的大力举荐下,前清翰林吴雷川被聘为燕京大学副校长。1929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要求,燕京大学聘任吴雷川为校长,司徒雷登被改选为校务长,尽管其仍掌有学校大权,但他的权力受到学校董事会的制约。是年秋季入学后,根据司徒雷登的提议,学校董事会再次进行调整,新董事会包括21名中国人与13名外国人,孔祥熙被选为主席,颜惠庆被选为副主席。此外，司徒雷登亦多次向纽约托事部提议,将校产管理、人事任免、师资聘任等职权赋予学校董事会[7]11,希望减轻对纽约托事部的依赖程度。

在教职员方面,燕京大学初创时,外籍教师有25人,而中国教师仅有4人,其中,只有陈在新与李荣芳拥有博士学位[7]6，且许多外籍教师为教会派遣的传教士,并不具备任教资格。为了促进燕京大学的中国化,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司徒雷登开始重组教师队伍,辞退能力欠缺的外籍教师,增加中国籍教师的比重。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燕京大学于1922年通过了中西教职员均等待遇的议案,并于1929年制定了《中国教职员待遇细则》,在薪金、住房、休假、子女学费等方面进行了说明。[8]此外,燕大以“学术自由”等为筹码,再加上学校并不存在拖欠薪资问题,吸引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前来任教。至1934年,111名正副教授中,中国教授达到67人,占比超过60%[9]；至1937年,169名教师中,中国教师达到128人,占比超过75%[10]。在调整一般教师结构的同时,司徒雷登还积极推动院系单位管理层的中国化进程,到20年代末,燕大院、系、所领导几乎均由中国人担任。[11]99由于司徒雷登的努力,更多熟知情形的中国人参与到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中来,这对于提升燕大的管理能力、调动中国籍教师的积极性、推动学科本土化进程等均大有裨益。

在学生构成上,燕大成立之初,生源主要来自教会学校保送,选送面窄,且素质一般。司徒雷登认为,理想之大学,应为全国性质,故而应变更单一的选送渠道,扩大招生来源,提升入校学生的质量,以适应教育发展的要求。1928年秋,司徒雷登主持了专题校务会,委员们围绕“扩大招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应多招收非教会学校的学生”的结论。此后,燕京大学扩大了招生范围,逐渐面向全国各地招收优秀生源,不同地区的学生互相交流,“各取他人所长,补全自身之短”[5],一批批高质量的毕业生突破了教会工作的桎梏,开始服务于社会各界,为国效力,给燕京大学增添了诸多荣誉。

2.课程改革与学科建设的中国化

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传播基督教是司徒雷登创办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但作为从小生活在中国的“中国通”,他深知要使燕京大学能够长久地发展下去,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与民众的需求。他认为,燕大是教会办理的大学,但并非纯粹的教会学校,学生应掌握丰富的知识,拥有超越宗教的真理追求,学校在保持基督教氛围的同时,要“不致成为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礼拜或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经得起考验的大学,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之途径则纯属个人的事”[2]61。1922年,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燕大取消了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的旧例。次年,学校通过了减少学生必修宗教课时的规定,并于1924年决定,自下学年始,全部宗教课变为选修,转而以师生自愿参与的基督教团契作为联结日常关系的枢纽。1925年,燕大在神科及宗教学系的基础上组建了宗教学院,使其成为以学术研究为主的机构。在逐步削减宗教课比例的同时,司徒雷登还大力强调中国文化课程的重要性,重视人文素养与国学积淀在学生培养中的内在价值。在其倡导下,燕大将国文课与历史课设为必修课,规定60个必修的学分中,需要包含12个中国文学学分与4个中国历史学分。[12]1929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法规,燕大正式设立文、理、法三院,并设立国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对国文、历史等学科加大了关照的力度。以国文系为例,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学系荟萃群贤,网罗英才,积极延聘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马鉴等著名学者,教师数量由最初的两人发展至占全校师资总和的1/5,其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使燕大在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学科建设上,燕京大学采取了积极举措以适应中国国情。司徒雷登认为,除了课程的学术性以外,社会性与实用性也是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应鼓励学生从事专门的职业,以便毕业后能够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他提出:“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13]“不管怎样,我是十分强调职业训练的,特别是能满足社会需要的职业。”[2]66为了实现更加稳固的发展,在主持校务的初期,司徒雷登就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学科建设的重点工作。例如，1920年,在他的推动下,燕大成立了工业制革专业,此专业成为彼时国内培养制革人才的摇篮;1923年,燕大成立了家政系与家政专业,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开设了儿童营养学等课程,用以培养教师、拥有专业素养的家庭主妇以及社会工作者;燕大建校之初,司徒雷登即对新闻专业的发展颇为关注,经过不懈努力,燕大在1924年开始设立新闻课程,并于1929年正式建系,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1927-1928年,燕大职业教育课程的发展迎来高峰,全校26%的学生修习了此类课程[14]，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大量急需的应用型技术人才。

除了大力建设职业教育外,为了融于本土社会,获得长远发展,教会大学逐渐开始通过实际行动展现基督教精神,与中国社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向学生灌输社会服务的思想,以期为中国农村的建设贡献力量。[15]司徒雷登认为,燕京大学应注重学生道德的培养,造就为国家社会服务的有用人才,尽此才不负基督教学校之名称。[16]为此,在建校之初,司徒雷登就开始探索社会服务的开展方式,组织燕大参与救济、救灾与社区帮扶等工作,以满足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1922年,燕大成立社会学系,成为国内最早创办社会学系的大学之一;1925年,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并增设社会服务短修科(班),不断提升社会服务的针对性;1927年,社会学系增加了“社会服务函授科”,并于宗教学院公办了“社会服务速成科”,以便培养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学生。此后,社会学系还先后开办了清河乡村实验区、汶上乡村试验区等基层社会研究与服务基地,在学科发展与社会实践之间构筑了良好的桥梁。此外,各学生团体在司徒雷登的感召下,主动开设平民学校、英语夜校等义教辅导平台,开展卫生义诊、发放粮食、处理垃圾等服务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扬。社会学系的发展与系列社会服务活动的开展增加了燕大师生对于基层状况的了解,培养了学生的实践技能,使燕大具有了鲜明的办学特色,为中国社会贡献了应有之力。

3.校园建筑与文化氛围的中国化

燕京大学在开办之初,校园狭小,环境恶劣,落后的校舍条件无法满足师生正常的办公、学习诉求。司徒雷登上任后,经过多方筹集资金,旋即为学校探寻新的校址,最终,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购买了地皮,并收购了周围的荒地,开始建造新的校舍。尽管当时许多公共建筑和高校楼宇都采用西方的设计思路,但造建伊始,司徒雷登就决定按照中国的建筑样式策划校舍,他曾说：“校舍本身就代表着燕大办学的目的,即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2]51“我希望在建筑上采用中式的结构,用现代的内部装修相结合的方式,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7]13为此,司徒雷登聘请了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美籍设计师亨利·墨菲主持规划建设,墨菲以中国古典建筑形式与造园艺术特点为内核,将玉泉山塔作为中轴线的一端,把燕园布局与周围山水融于一体,校舍外部设有传统的飞檐和华美的彩图,最惹人注目的水塔也是一典型的中国式宝塔外观。最初,燕大许多建筑的名称都以资助者的姓名命名,在一次招待新同事的宴会上,钱穆向司徒雷登指出,燕大的中国化是其最中意之处,但一入校门看见“M楼”“S楼”等命名方式让人一头雾水,建议改换为具有中国文化韵味的名称。司徒雷登专门召集校务会议商讨此事,不久,“M楼”“S楼”被分别更名为“穆楼”“适楼”,其余建筑大都也被赋予中文名称。[17]漫步于燕园中,古色古香的岛亭、巧夺天工的石雕、玲珑典雅的阁楼、耸入云天的水塔,无不散发着浓浓的中国韵味,让师生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家的温暖。“凡是来访者无不盛赞燕大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2]51,人们甚至很难联想到燕大是一所教会大学。

在司徒雷登的带领下,燕京大学所形成的团结、民主、向上的风气在校园中随处可见。除了具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外,司徒雷登还特别重视课外文体活动的开展,借此进一步引导学生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以剧团为例,燕大共有海燕剧社、国剧社、昆曲社等多个戏剧团体,如国剧社于1934年成立后一直延续至1952年,成员们致力于承继与振兴京剧艺术,在各种场合展演了《群英会》《宝莲灯》《四郎探母》等多出名戏。由于排演认真、演出精彩,燕大国剧社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其演出效果不逊于一些专业团体,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名气。

不同于其他教会大学的领导者,司徒雷登在任时积极支持学生参与爱国运动,对本校师生的爱国举动大为赞赏。在他看来,办理燕大的重要目标之一,乃是“使燕大成为训练爱国青年的场所”[18],培养能够拯救国家、帮扶同胞、为中华民族奉献力量的正义学子。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司徒雷登对燕大学生抗议英人射杀中国工人的游行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1931年,“9·18”事变后,司徒雷登与燕大学生一同上街游行,高呼口号,进行爱国运动。1933年,新正、榆关告急,燕大学生全体议决罢课停考,参加爱国运动,由于司徒雷登远在上海,代理校务的行政人员主张开除吴世昌等11名筹划罢课的爱国学生。双方僵持不下时,司徒雷登紧急返回,邀请他们到临湖轩吃茶,与他们亲切交谈,询问停考的理由和办理爱国运动的经过,并耐心地说:“让我们大家想想怎样对中国有好处罢,只要工作想的出来,对中国有益,我去请教职员和你们一道来做!”[19]最终,风波被顺利平息,师生们团聚起来开展了“万顶钢盔运动”,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到爱国活动当中。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面对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群体,司徒雷登更是直接指出:“对于诸君言行,认为足以自豪,对中国也觉其有远大之希望。”[20]司徒雷登对于学生参与爱国运动的言行,是其中国化办学宗旨的立体映射,种种举措拉近了与中国师生的关系,增进了双方的情感,使燕大更好地融入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二、办学改革的国际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与国外知名高校展开交往合作,吸收先进办学经验,是高等院校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司徒雷登在带领燕京大学深入中国化进程的同时,积极与世界知名高校建立联系,在教学方式、学业考核、师生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系列国际化改革,种种措施提升了燕大的办学质量与竞争力,提高了学校的国际知名度。

1.师资队伍的国际化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燕京大学呈现出国际化的特征。司徒雷登认为,教师的来源应多元化,汲取国外文化的优势,这样可以使学校“形成浓厚的国际主义气氛,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来自各个国家趣味相投的人齐聚一堂,校园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眼界更加开阔”[2]69。除广泛聘任有影响力的国内学者外,司徒雷登还积极延聘有实力的国外学者前来任教。除中国外,燕大还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家的优秀教师,高厚德、夏仁德、韦尔巽、费宾闺臣等国外学者带来的先进理念影响着一代代燕大学子,使他们得以近距离感受西方文化的内在魅力。由于燕大有着严格的师资聘任条件,学校所聘教师均有很高的教学与研究水平,据1928年的数据,全校103名教职员中,共有11名教授,27名副教授,36名外籍教员。[11]121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使学生生活在中英文双语学习环境中,在锻炼学生思维能力的同时,帮助他们在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下全面提升自我。

此外,司徒雷登还十分注意培养本校优秀青年教师,将成绩优异的学生送往国外深造,学成归来后在燕大更好地任教育才。1923年,文学系学生谢冰心毕业,因成绩优异,获得“金钥匙”荣誉,并获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于同年8月赴美深造,3年后获取文学硕士学位,返回燕大教书;1926年,家政系学生陈意顺利毕业,不久赴美国米尔斯学院进修,获取硕士学位后,于1929年返校任家政系讲师;齐思和作为第一批在哈佛大学读取博士学位的燕大学子,回到学校后所开设的“世界现代史”课程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此外,许地山、熊佛西、高明凯等燕大优秀学生毕业后纷纷被学校推送出国深造,并被返聘回校任教。因为重视培植青年后备力量,燕大的教师队伍始终能够保持良性的发展态势,再加上休假进修制度的推行,使得讲满一定时间的教师能够带薪赴外进修学习,将国外优秀的教学理念与教育方式带回燕大校园中,给学校注入鲜活的血液,有助于提升燕大国际化的办学水平。

2.课程建设的国际化

司徒雷登认为,现代大学应该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使学生的头脑国际化。“燕大在比今日更彻底地变成一所中国式大学的同时,应具备如其所提倡的更为广泛的国际性。”[2]68为此,从主持校务以来,他就运用了“通才教育”的理念,借鉴美国大学普遍运用的选课制,将所有课程分为全校公共必修课、各系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三大类别,所开课程囊括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学科领域。新生入学第一年主要学习基础课程,大一之后根据学业成绩、兴趣爱好等因素选择具体专业。为了避免不同学科学生的偏科问题,燕大还规定,汉语、英语等课程全校学生都必须参与,学习某一学科的学生应同时修习其他两学科的基础课程各一门,以此开拓思维,融会贯通,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

除了课程类别有所规定外,司徒雷登还指导燕大施行学分制,每一学生需要取得所学专业要求的学分数量与种类才可毕业。例如,1941年颁布的《各学院毕业生应修课程》中指出,文学院毕业生应修课程标准为国文6个学分,英文8个学分,体育6个学分,教育、哲学或心理学6个学分,历史6个学分,理化、生物或地质6个学分,政、经或社会6个学分,主修课程32-68个学分,副修课程16-24个学分,必修及选修课8-38个学分(燕京大学档案YJ40014卷)。学校对每一课程进行了编号式管理,方便学生科学地选择课程。此外,学生每学年还应修得所要求的学分标准,否则须重修暑期学校的补习课程,考试合格后方能补获相应的学分。同时,为了区分学生的成绩层次,燕大还推行了与学分制配合使用的绩点制,将学生成绩分为1-11共11个等级,在修满相应学分的同时,总评成绩与主修课程成绩均在5.0及以上方可毕业(燕京大学档案YJ40014卷)。司徒雷登推行的种种课程建设举措,使燕大与国际名校逐渐接轨。严格的考核标准加上残酷的考试淘汰制,保障了学校的办学水平,提升了学校的教学品质,使燕大培养出了一批批造福社会的高质量学生。

3.对外合作的国际化

加强与其他国家高校、政府的联系是司徒雷登推动燕京大学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在他看来,大学应当“成为推动实现世界主义的中心”,重视发展“与其他方面的关系”[2]68,因此,燕大遂与一些世界知名高校广泛进行接触。经过司徒雷登的不懈努力,燕大获得了霍尔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与哈佛大学达成共识共建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学社最初以研究汉学为主,之后扩展为研究系统的东方学,并全力资助学术刊物的编写与问世。例如，1927年创办的《燕京学报》,总共发表了339篇论文,由于文章学术水平较高,其知名度不断攀升,“在国内外之地位日益重要”[21],成为享誉中外的著名国学刊物。此外,哈佛燕京学社还设立了引得编纂处,吸收西方先进的研究工具与研究方式,编纂了《引得丛刊》,为国内外学者进行国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哈佛燕京图书馆与燕大燕京图书馆的建立,使更多的中西学者阅读到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在学术交流方面,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办也促进了两校的学术交往,翁独健、林耀华、周一良等几批优秀的青年学者受到资助前往哈佛大学深造,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融为一体,为弘扬中华国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魏鲁男、戴德华、费正清等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青年学者也被学社派往燕大和国内其他高校开展学习研究,其中不少人成为美国知名的汉学专家与学科带头人,大大提升了美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整体水平,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除了哈佛燕京学社,司徒雷登还推动燕大与欧美其他高校展开合作,如燕大新闻系的创建即是与密苏里新闻学院协作的结果。燕大不仅得到了密苏里经济上的资助,积极延聘张友渔、葛鲁甫、罗文达等中外著名学者和报界人士来校任教,而且两校还达成了交换研究生与客座教授的共识,使得燕大能够全面地引进西方新闻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展开教学。由于高质量的办学水平,燕大新闻系培养了萧乾、朱启平、曾恩波等许多活跃在国内外新闻战线中的专业人才,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司徒雷登的大力支持下,燕大还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创办了社会学系,成立了“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同时互派人员学习交流;在牛津大学的帮扶下,国际著名哲学家、牛津大学副校长林赛之子林迈可亲自指导燕大试行了“导师制班-社会科学荣誉课程”。此外,燕大与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国际著名高校也积极寻求合作,并获取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财政资助,用以支持相关学科的研究、定向留学等事务。种种对外合作项目的开展提升了燕大相关学科的国际化水准,扩大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经费来源与管理体制的国际化

不同于本土大学单一化的经费来源渠道,燕京大学的经费构成有着高度的国际化特征。在掌校的27年间,司徒雷登为了筹措经费不懈努力,除了向国内的政客、军阀、商人等谋求援助外,他先后10次游走于中美之间,争取到了美国铝产大王霍尔的100万美元遗产捐助,并赢得了组建哈佛燕京学社的巨款支持。为了筹措资金,他还深入了解了福特等富豪的性格喜好,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193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燕大的款项占学校总资金的11%,超过学校年度预算的20%。[11]66为了能够让半聋老太太的遗嘱里包含燕大的名字,不喜欢斗牌的司徒雷登可以连续多天陪她玩斗牌。[22]由于他的广泛宣传与频繁接触,燕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不断提升,获捐数额日益增加,到1937年,燕大所获的捐款数目已达到250万美金。[2]61筹款时,司徒雷登明确表明捐助者无权干预经费的用途,这不仅为燕大的长久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同时也确保了学校的经费自由和学术自由。

由于教会大学的性质,成立伊始,燕京大学受到美国教会的严格控制。随着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强烈冲击,教会大学做出了相应的应对举措。司徒雷登在顺应中国化的基础上,逐步推行了由纽约托事部、学校董事会及校长办公室组成的管理体制,并依据美国模式构建了新的燕大领导系统,确立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管理的全新模式。在新的管理模式下,董事会成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拥有修改学校大纲、人事任命、财产支配与管理等大权,其下设执行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查账委员会、建筑委员会四个常设委员会[7]1393,负责处理职权范围内的具体事物,而纽约托事部成为了募集资金、掌理基金与受托处理相关事物的基金会化之机关[11]93。在行政管理方面,教职员行政委员会、辅导委员会、各常委会等各司其职,具体处理学校的日常行政事务。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燕大各机构相互配合、相互联系,各项制度井然有条、完善细致,人员分工明确、精炼有素,学校的各项工作能够高效运转,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好评。

三、对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司徒雷登以中国化与国际化为核心航标,设计了一系列的治理方案,使燕京大学从残破不堪、囊空如洗的丙级基督教大学发展成为可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知名国立高校媲美,甚至在世界上享有美名的甲级学府。在建设“双一流”高校的大背景下,燕大推行的种种改革举措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立足本土,扎根中国大地

燕京大学在短时间内成为国内外闻名的高等学府,与司徒雷登从中国文化出发、联系实际办学有着重要关联。从校园建筑到文化氛围,从师资队伍到学生分布,从课程设置到专业建设,很难看出燕大教会大学的性质。为了服务于中国落后的经济社会局面,燕大兴办了一系列实用学科,培养了一批社会急需人才,其中国化发展理念获得了师生的广泛认同,增强了归属感,客观上促进了学校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要实现长久发展,必须立足中国大地,与国家情况、社会需求、教育逻辑相互耦合、同频共振,熔铸于国家战略的总布局中。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办学目的、人才培养、学科设置、科学研究等方面与国家社会的现实诉求还不完全适应,在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广度与精度方面仍需继续加强。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发展要立足本土,优化战略布局、合理配置资源、找准发展定位、形成鲜明特色,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为根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培养更多国家需要的专业人才,使人才链条与产业链条精准对应,带动产业升级与积极发展,提升社会进步的深层潜能,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注入持久动力。

2.放眼世界,吸收先进经验

拥有国际化的办学视野,注重吸取欧美名校的先进经验,是司徒雷登将燕京大学带入高水平大学队伍的关键因素。在培养理念上,燕大将“通识教育”贯穿始终;在课程实施和评价上,学分制、选课制、绩点制等共同构筑了全面系统的课程模式;在管理体制上,燕大以美国高校为蓝本建立了现代化的全新制度。通过见贤思齐,择善而从,燕大行政效率与教研成绩均得到大幅提升,学校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也得到提高。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开放与学习已成为高等教育永续进步的必要举措与基本特征,那些秉持顽固守旧、封闭自大态度的学校,终究会被滚滚向前的时代浪潮所淹没。实现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除了立足本土,还应运用理性的眼光,对国外的教育观点进行辩证分析,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教育制度等各类教育资源,将外来文化的精华所在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有机融合,使之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形成更加适用的文明成果,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将其融于教育改革的深层实践,服务于学校的发展与进步。

3.兼容并包,加强交流合作

与蔡元培先生主掌北大相似,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一贯坚持包容并蓄的方针,崇尚学术自由,延揽了世界各地的精英人才,营造了多元并存、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氛围。此外,他还积极推动燕大与国外高校加强沟通,建立合作关系,哈佛燕京学社、新闻系、社会学系等的成功创办,校际间师生的持续交流,促进了燕大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增强了燕大的综合实力。“合则强、孤则弱”,人类共处一个世界,交流协作、合作共赢是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同样的,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快速发展,推进世界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的建设,必须秉持兼容并包、合作交流的理念,遵循教育基本规律,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以提升办学质量为核心,引入先进的教育资源,在师资培养、学生教育、学科建设、课程开发、科学研究等方面积极与他国展开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与沟通,通过颁布政策、设置机构、推出项目等搭建合作平台,增加优质中外合作办学数量,实现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进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实现纵深发展。

4.革故求新,培养综合人才

作为游离于近代中国本土教育体系外的新兴教育机构,教会学校从创办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各种尖锐的矛盾。为了应对生存危机,司徒雷登高度重视燕京大学的内涵式发展,带领学校推行了多种创新举措,立足社会现状办出了自身的特色,最终使一所普通的教会大学发展成为响誉全球的知名学府。在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高等院校应破除陈旧思维的固有桎梏,精确定位自身的育人理念,凝聚整体办学力量,敢于尝试、勇于变革,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方面联系实际,深入调研,推行多领域、多层次、多维度的融合创新,体现自身特有的存在价值。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强调“大学科”的育人思想,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强化学科间的内在关联,打通相关学科的内在经脉,夯实创新发展所需的知识根基,着重发掘学生的思考能力与问题意识,避免过早地将他们局限于单一的专业领域之中,进而为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实践操作等奠定良好的基础,培育出更多祖国需要的综合型人才。

作为集传教士、教育家、政治家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风云人物,我们很难对司徒雷登的评价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提起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总是一位绕不开的关键人物,这位从小生活在华夏土地的“中国通”,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留在了这座学府。在27载的掌校岁月中,他带领燕大围绕中国化与国际化的指导思想采取了多种改革举措,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潮流,使学校拥有了优美舒适的校园环境,形成了民主、进取、自由、向上的学术氛围,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提振了学校的综合实力。抛却其他诸多因素,其对燕大乃至整个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观史以明志,鉴古以知今”,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时期,回溯这段鲜活的改革历程,汲取有益的办学经验,对推动当今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