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景舟

我国职业教育作为输入国，与作为输出国的西方相比，表现出了独特的发展形态和路径。在西方，职业教育是随着其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逐渐“生长”起来的。而我国则是概念先行，是一个制度和体系不断“再造”的过程。这个源于西方的“再造”，难免和我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传统产生龃龉与阻抗。今天，一方面，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普职比1∶1 的红线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存在着中职学校的存废之争；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正在向本科以上层次延伸。我国职业教育正处在一个新的“震荡”期，面对从未有过的复杂多变的局面。这种情况不但会使职业教育本身产生深刻的变化，还会触及整个教育制度和体系。2021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用“职业技术教育”取代了“职业教育”，这极可能意味着职业教育将迈入“后职业教育时代”。这一系列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它内在的演进逻辑是什么？我国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一、封建旧教育的涤荡者

1830年，对于西方教育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到这一年，西方主要国家都已经建立起了公立教育体系，这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开始[1]8-9。这个体系和制度是双轨的，即：一轨自上而下，由大学到中学，为上层阶级服务；另一轨，自下而上，从小学到职业学校，为底层民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