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朝晖，杨 珏

（广西大学，广西南宁 530004）

一、引 言

自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第一次遣使入唐之后，日本总共派遣了20 次遣唐使（实际成行12 次）[1]（P7），以求最大限度地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遣唐使团多有留学生和留学僧随行，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遣唐使成员中名留青史的留学生仅有27 名，而留学僧则有108 人。[2]（P126-148）可以看出，遣唐使中留学僧的数量要远远大于留学生的数量。在众多留下姓名的遣唐留学僧中，道昭与玄昉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也可谓是出类拔萃的。他们分别被尊为日本法相宗的“初传”和“第四传”祖师，因其对法相宗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而受到学界的关注。但目前国内外对遣唐使中留学僧的研究大部分为对留学僧整体的概述以及其他们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考察，如杨曾文（1997）[3]、田云明（2013）[4]；对于单个留学僧的研究基本集中于空海、最澄、圆仁等“入唐八家”身上，如师敏（2017）[5]、李广志（2019）[6]。虽然在对法相宗东传日本的相关研究中，例如沈剑英（2018）[7]、张德宗（1996）[8]等都对道昭、玄昉有所提及，但几乎没有对他们进行系统性研究。本文拟考察道昭与玄昉这两名留学僧的生平，分析两位留学僧在传播中日佛教文化，尤其是传播法相宗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与事迹，以此探讨法相宗传承能够顺利延续的原因以及文化的双向传播与互鉴的进程。

二、文化特征与中日文化的交流传播

文化通常有四个最基本的特征：经由学习获取的、我族主义、整体性以及动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