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引 言

晚清民初以来，在“西学东渐”及本土变革的推动下，文学承担起唤起人心、改造国民乃至塑建国家之责。[1]“五四”时期，随着对现代启蒙及人之个性的强调，民间文学“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言又足以感人”[2]渐为知识人所重，尤其是1919 年兴起的“到民间去”，参与者意识到民间文艺在发动民众革命意识中的特殊作用。1927—1936 年的民间文学运动①指的是从1927 年中山大学出版《民间文艺》周刊、《民俗》周刊，成立民俗学会始，至抗日前夕，即1927 至1937 国统区的民间文学研究。当时在国统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异常尖锐和复杂，文化战线上日趋分野，各阶级、各阶层因参与斗争的需要，纷纷创办刊物，成立社团。民间文学运动也以新的姿态、进步的面目出现在文化界。参见蔡铁民：《对1927—1936 年民间文学运动的考察》，《民间文学论坛》1983 年第 1 期。除了理论探索外，注重民间文艺的社会价值，尤其是民间文艺在革命运动中的独特意义；另外就是这一时期对瑶、苗、黎等民族的历史生活、文化进行了调查，还辑录出版了藏族民间故事、壮族谜语等。②如20 世纪30 年代对我国西南、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民间文艺在“文艺为人民”这一权威话语架构下呈现出新的革命样态③革命民间文艺成为人民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特性逐渐向“人民性”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