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胜勋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加强,中国当代艺术民族化、本土化、中国化诉求日益强烈,并集中体现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话语中。在历史上,陆续出现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气派”“中国化”等话语,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取代的,而是不断深化的。虽然表面看“中国化”更加科学化,更能表现出中国思想的特质,而“中国气派”则更多地侧重于外在形象[1],但是“中国化”的结果必然是“中国气派”,但不能因此就说“中国气派”仅仅是形象的,因为“中国气派”本身也包含精神性的内涵,二者不应割裂。

“中国化”的出现并不晚,毛泽东早在1938年的《论新阶段》中就提到了。在20世纪50年代也不时出现,比如潘梓年提出“哲学必须要有中国化的哲学”[2]。不过,此后关于“中国化”的讨论并不多见,直到8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才越来越多。“中国化”不仅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也发生在西方哲学领域[3],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探讨“中国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时间上看则更为后起。[4]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中的“中国化”并不局限于“中国化”这一显在的提法,也是对冠以“中国”的诸如“中国特色”“中国方式”等提法的总称,以此呈现中国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对其成因、内涵、问题的分析,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当代艺术文化与审美自觉走向深入,也有助于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话语权的提升,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当代艺术话语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