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巴黎手稿》的理论缺陷及其弥补
2021-12-03宫敬才安立伟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1年4期
□宫敬才 安立伟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说明
在理解和评价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也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过程中,有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这就是思想发育程度的界定问题。该问题以争论“《手稿》思想成熟与否”的形式出现,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评价结果。成熟论者视《手稿》思想已达“顶峰”,往后是“衰落削弱”过程,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亨·德曼的理解是典型代表[1]。不成熟论者有两种表现形式:极端论者视《手稿》为费尔巴哈哲学的运用和再现,马克思只有在实现“认识论断裂”式跨越后,其思想才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走向科学,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阿尔都塞持续一生地坚持这种观点;温和论者视其为过渡阶段,认为马克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时,其思想才变得成熟,前苏联大部分学者和我国的有关教科书都持这种观点[2]5。细究之,成熟与不成熟之别的二分法是有些简单化之嫌,在纯哲学语境之中展开,难以反映《手稿》思想的真实状况及其与后继思想的真实关系。“顶峰”论阻断了《手稿》思想与马克思后继思想之间存在上升式演化历史的内在联系,激情有余,论证不足,与客观事实存在尖锐冲突;不成熟论忽略了《手稿》中的成熟性内容,使后继文献中的相关内容变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3]。二者表现形式各异,对《手稿》原生态思想的背离没有根本性区别。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史研究者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资本论》的“第一部手稿”,无意间忽略了《手稿》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进而与《资本论》之间思想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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