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红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一、认识论的阴影与理性的魔力

西学东渐以来，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中国学术，日益被规范于西方的学术分类以及理性分析论证为主导的话语系统之中。“我们总是想当然地把西方的、直到19世纪才形成的学科分类，看作是永恒自明的东西，并以之来规范所有的学问，包括古典的及非西方的学问。眼下种种提升‘传统学问’（‘传统’似乎不经现代转化便与‘过时’同义）的好意与努力，多倾向于使之附就于现代西方学术之框架，使之概念化、理论化，这样做的结果，徒然使真正的尚富活力的传统支离破碎，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不这样做，在今天的学术化大潮中又未免内心不安”[1]46。究其根源，中国近现代学术之所以主动或被动“附就于现代西方学术之框架，使之概念化、理论化”，主要原因在于学术界普遍接受了西方的认识论，尤其是对西方科学与理性的膜拜。

世界近代文明史上，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西方的学术分类及其背后的认识论，作为认识、分析、解释，以及建构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学术利器，推动各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因而也就具有无限的魔力。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自觉不自觉地浸润其中而无法自拔。就中国史学研究而言，无论是关于历史事实的科学考据，还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层面分析与阐释历史，或是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划分与探究，抑或是历史的叙事、书写、编纂，无一例外，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自发或自觉地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下开展研究，匍匐在理性的魔力之下，在各个领域从各个层面进行着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