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凡李惠斌

（1.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225009；2.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是国家重要的文化战略。习近平曾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持续推进自身的对外传播成为学界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从研究现状看，该领域主要有两类研究视角：一是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如金民卿从意识形态阻隔、文化心理差异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2]；二是构建应对挑战的策略，如项久雨从顶层设计、翻译、智库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3]。由此可见，尽管关于挑战与对策的研究十分必要，但如果是缺乏“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对“现实策略”的阐述便难以达到深刻。因此，必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实视野的关照之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历史演进，从而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进而构思基于历史经验的现实策略，由此提升研究的深刻性与有效性。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及其超越性特征

（一）以文化交流超越意识形态输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密切相关，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理论成果”。正如谭培文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哲学概括，这一过程的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4]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本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诠释与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封闭性的理论，而是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其不仅善于汲取世界优秀思想成果，而且积极开展对外传播活动。就此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就是面向国际社会开展自身理论内容的传播活动，是为了寻求国际受众接受与认可的国家文化战略。这种传播活动的重点是在国际舆论场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与实践方法，内容包括代表性人物展现、代表性著作呈现、代表性理论表述、代表性实践展示等。在建党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也有着近百年的历史。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献出现后不久，便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了其对外传播的历史进程。根据廖盖隆和李峰华的考证，“1927年5月27日出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第95期)，就用俄文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6月12日出版的《共产国际》(英文版)上也刊登了这篇论文”[5]。在笔者看来，毛泽东这篇文献在国际刊物的发表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史的起点。从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历经多次变迁、长期演进，并不断提升着传播力度与效果。

在长期的对外传播实践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传播特征，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具有本质差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以真实性的内容开展平等的文化交流，从而增进共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输出”以带有欺骗性的内容进行输出式传播，以推行文化霸权为目的。例如，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在国际媒体上，运用具有鼓动性的宣传口号，将自身打扮成“普世价值”的代表，用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军火销售等手段加以配合，不断输出意识形态，有时甚至采取战争的方式辅助其价值观输出，严重违反了国际正义原则。与此不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对外传播实践中，以“增进彼此了解”“国际文化交流”为目的，用凝结了中国人民智慧的理论为世界人民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成果，从而丰富了国际社会的文化资源，充实了世界思想史的理论宝库。

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华俄通讯社用俄文报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与实践主张；作为重要的理论报刊的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1922年至1927年面向越南、日本、法国、德国等地发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传播进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中华通讯社用中英双语对外广播，上海地下党向国外转发《红色中华报》英文电讯。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新增日语对外节目，新华社开办对外英文广播，并积极接受斯诺、爱泼斯坦、福尔曼等西方记者的采访报道。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成立，向欧洲、美洲、非洲发送英文新闻稿，不断扩大读者群体，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对外理论传播与文化交流，从而让世界及时了解到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传播环境由“战争”转向“和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文化成果进一步丰富。外文出版社通过《人民中国》（英、俄、法、日、印尼文版）、《中国报道》（世界语版）等书刊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理论与新实践。新华社向苏联《真理报》、美国《工人日报》、法国《人道报》、意大利《团结报》等媒体供稿。在对外广播中，以“北京广播电台”为呼号开展英、日、泰、朝鲜、越南、缅甸、印尼等多语种广播。系列新闻电影《今日中国》采用中、英等语种开展对外放映，北京电视台将节目寄往美、英、日等国媒体播出，不断提升传播效果，塑造出生动的中国理论形象。由此可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以文化层面的交流完全超越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输出，从而成为了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

（二）以理论对话超越话语权压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超越性特征，不仅表现在以文化交流超越意识形态输出，也表现在以理论对话超越话语权压制。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对外传播环境异常复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3卷）（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文等版本）全球发行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理论对话，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等国际会议。中共友好代表团赴法、德、泰、澳大利亚、斯里兰卡等国宣介中共十八大精神，十九大以后赴美、俄、韩、日、古巴、加拿大、蒙古国、马来西亚等国宣介中共十九大精神，从而形成了双向对话的传播方式。在此基础上，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成为了“对话”的常用媒介。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顺利开播并迅速发展，“理论中国网”（英、法、德、俄、西、阿、日文版）和China Daily“双语”微信开通，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概论》慕课获得130个国家与地区的学习者选修，从不同路径拓展了理论对话的深度和广度。

与此同时，民间层面的理论对话与思想交流也成为了重要的对外传播形式，其中，中国学者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曾应邀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等著名学府演讲，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和论坛（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等等），接受过央视、BBC、今日俄罗斯、半岛电视台、ARD、Arte、《经济学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重要媒体的许多专访[6]。中国学者以中国理论为基点，广泛参与了学术层面与大众层面的交流对话，从而传播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与主张。在发挥“学术传播”作用的同时，这一传播形式也与“大众传播”有机结合。其一，学者走进“大众”，用中国理论的大众化解读，赢得国外普通受众的理性认同。在此，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外普通受众的热议话题，成为对外理论传播的一条进路。其二，学术传媒与大众传媒有机融合，用大众听得懂、想得通的学术话语传递理论的力量，让正能量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成为世界人民的文化养料。对此，自媒体平台已成为重要的网络传媒。例如，2021年，革命题材电视剧“《啊摇篮》在国内开播第二天，该剧开始在YouTube平台上同步播出，成为红色题材影视剧出海的全新代表，也收获了不少海外观众的关注”[7]。其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共同的“话题”串联起“学术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连接路径。“话题”是语言交流的主题，中国传播工作者以大众热议、学者关注的共同话题，构建一体化的传播路径，从而跨越了“学术”与“大众”的鸿沟，实现了传播的全面性、整体化。因此，与西方动辄以自身话语压制别国话语的做法存在本质差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是以理论的对话推动国际受众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交流互鉴，不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以平等分享超越文化霸权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超越性，还体现在以平等分享超越文化霸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当代理论标识，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孤立自存已无法实现。在深度融入全球“大交往”“大交流”的历史洪流之时，中华民族必须向世界展示“真实的自我”，克服“负面成见”，从而赢得世界其他民族的认可与尊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8]。可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量，只有在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分享理论成果的过程中，才能让中华民族的良好国际形象更好地走出去，走进世界人民的心中。

“平等分享”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具体的方式与做法。其中，“过程体验”就是一种通过分享“理论形成过程”，推动国际受众认知、认可中国理论的有益方式。“过程体验”对于国际受众了解中国理论的价值与意义至关重要。这一“过程体验”是如何开展的呢？一方面，利用各类传播媒介，对中国理论热点事件进行多语种全程报道。因此，“全程多语种”报道有利于各个国家受众情感倾向的促发，从动态的时间推移维度，让不同类型的受众真切感受到基于中国人民生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从而形成可供借鉴的理论参考。另一方面，积极兴建有关中国理论的博物馆、纪念馆，开展相应的纪念活动。由此，以“沉浸式”的场馆体验，可以调动受众的各种感官，使其置身于“过程”之中，从而获得情感的强烈熏陶，进一步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深切的内心认知。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在平等分享中超越了文化霸权，由此丰富了国际受众的精神世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往。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作用

（一）以对外传播推动文明互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载体作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是当代中西文明对话的重要方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工程。马克思说：“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9]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基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明的当代思想标识，其对外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其融入世界文明长河的历史过程。

从以往的研究观念来看，通常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主要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其重点是如何“结合”的问题。在实践中，时代的变迁是极其生动而迅速的，因而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答新出现的时代难题，实现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就成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攻方向”。但是，在这一主攻方向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内问题”的结合往往占据研究主流，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否跨出国门”,以及“如何更好地跨出国门”的问题鲜有人考虑。然而，如前所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事实是早已存在的，并历时近百年。因此，要进一步开拓理论视野，就必须将其“基于国内状况的研究与传播”拓展到“基于国际状况的研究与传播”。视野的开拓会直接促成理论的升华。从中外交流的实践来看，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已经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之中，“民心相通”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当代更是愈发紧密。所以，必须充分发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载体作用，将理论传播的“空间坐标”外移，进一步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打通它与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互鉴渠道，凸显其国际影响与世界意义，从而能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更大作为。

（二）以对外传播推动理论共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作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包含“全球治理秩序之变”。在“旧秩序”向“新秩序”转换的过程当中，亟需转换的是“合理方案”，这需要先进理论提供有效指导。对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显著的启迪作用，可以通过理论共享推动全球治理秩序变革。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诸多传播内容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治理秩序变革的启迪作用尤为明显。2015年9月30日，“中国网”德语频道刊登了《习近平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德文版）的文章。该文指出，和平、发展、平等、正义、民主和自由不但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而且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联合国已经走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现在必须思考如何在21世纪保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习近平建议国际社会构建平等互信基础上的伙伴关系，用对话的方式解决争端及分歧[10]。同年12月1日，“搜狐网”刊登了《中非关系展现出新型国际关系》（法文版）一文，文章认为，在当代，中非关系已经显示出新型的国际关系模式。习近平于当年的12月1日至5日对津巴布韦和南非进行了国事访问，并主持了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同非洲同行们探讨中国与非洲如何建立并巩固“新型国际关系”。中非关系的特征是推动互利的务实合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习近平说，我们必须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承诺，建立一种强调双赢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11]。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内容的对外传播，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正成为协调各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价值理念。

（三）以对外传播推动共识增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交流作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包含着“全球化之变”。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在当代，一些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潮流开始显现，阻碍着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对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可以通过推动国际社会互相增进共识，起到沟通彼此的交流作用。

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中外文化沟通与学术交流的桥梁。文化交往与其他交往方式一样，需要中介与载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首先把学说、宣传等等视为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而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1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既是交往的目的，也是交往的手段，亦即交往的中介和载体。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物，在丰富和拓展对外传播理念与内容的同时，也成为丰富沟通方式、拓展交流路径的过程。

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粘合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构建过程，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构建过程。要在文化意义上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在各个国家之间架起“文化桥梁”，实现“文化黏合”，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可以起到弥合各国之间思想鸿沟，融通各国之间文化范式的中介作用。正因为如此，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可以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和认可中国理论，使中国理论更好地走进国际思想之林。

三、理论担当与实践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历史回顾

（一）从革命动员到文化交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历史性转折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对外传播由“世界人民大团结”“革命动员”的预设目标转变为“增进彼此了解”“国际文化交流”的传播目的。

在此期间，国际上出版了多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79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孟加拉文版），其“选编毛泽东1921年至1965年间的著作68篇。其中选自《毛泽东选集》的有51篇；《毛泽东选集》以外的，包括在本书中首次发表的著作有17篇”[13]。该书通过精选毛泽东的论著并将其展示给国外读者，起到了向海外介绍、宣传、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不仅如此，1981年，外文出版社还对外出版了《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多语种外文版著作。《周恩来选集（上卷）》汇集了周恩来1926年至1949年期间的重要论著，反映了其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工作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生动体现。从这批文献来看，周恩来从不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而是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体地、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作风和工作作风。因此，《周恩来选集（上卷）》多语种外文版著作的对外传播，对于国际受众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具有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邓小平理论的对外传播方面，1984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英文版）。该书“收入了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九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讲话、谈话,共四十七篇”[14]，主要反映的是邓小平在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的观点、主张、看法，收录的论著很多都是邓小平理论的代表性文献，集中反映了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正确主张，具有极强的文献价值与指导意义。因此，其用英文版的形式对外出版，有助于国际受众知晓、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政策立场，避免误解、实现正解，有助于其与中国人民建立相互信任、相互认可的友好关系。

（二）从接触到对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跟随型”传播模式的形成

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注重“接触”与“对话”，“话语跟随型”传播模式逐渐形成的时期。这里的“话语跟随”，并不是话语内容上的跟随，而是更多地存在于“话语权态势”层面，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来有着自身独立的话语体系。毛泽东说：“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用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15]此时的中国对外理论传播，从国际话语权态势来看，仍然处于相对劣势。而要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构建符合当时传播实际的表达方式，于是采用了力图融入世界主流话语的“话语跟随型”传播模式，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对外理论传播的历史特征。

1994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82—1992）》（英文第1版）[16]，该书收录了邓小平从1982年9月到1992年2月期间的主要文献，总共119条。根据该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与发展，是继承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里程碑。邓小平在1982年至1992年期间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相关论述，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各种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也是中国继续前进的科学指南[17]。《邓小平文选（1982—1992）》（英文第1版）对于国际受众了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理论”的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中国对外理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10月1日，“中国日报网”刊登了《英文版〈论“三个代表”〉出版》一文，报道了《论“三个代表”》（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情况。文章指出，江泽民同志《论“三个代表”》的英文版图书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文章摘自江泽民2000年2月至2001年7月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系列讲话，该英文版图书涵盖了以中文版本为基础收集的12篇理论文章。《论“三个代表”》英文版出版于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建党原则、理论纲领以及治国方略，进一步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相关方针和政策[18]。

（三）从理解到共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由“话语跟随型”走向“话语主动型”

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注重“理解”与“共享”，传播模式由“话语跟随型”走向“话语主动型”的时期。其间，由美国次级贷款违约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话语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模式有了新的调整。这些调整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19]。在这一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满足于“跟随型”的传播模式，而是积极推动传播模式由“话语跟随型”走向“话语主动型”，并通过理论探索，构建了若干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和谐世界等，这些概念逐渐被国外受众所接受，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200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译了《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英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指出，在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推进党的建设，在工作中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与发展。党的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不断推进创新，提出了许多新概念和新表述，例如坚持科学发展观、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等。其中，基于“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问题的科学解答，是我国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必须坚持的理念。这一重要战略性概念反映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整体发展的新观念，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价值归宿，就是要将人民的发展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目标[20]。2007年10月15日，“今日中国网”英语频道刊登了《胡锦涛呼吁构建和谐世界》（英文版）一文。文章指出，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倡导世界各国人民应当共同努力，构建“和谐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追求和平、崇尚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是，人类世界还远没有实现和平与安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之声仍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世界各国应努力共享经济机会，一道克服各种风险挑战，共同推动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进程，这是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深刻体现，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21]。

（四）从共识到认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动型”传播模式的初步形成

从党的十八大至今，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注重“共识”与“认可”，“话语主动型”传播模式初步形成的时期。“话语主动”，意味着对外理论传播必须构建出具有战略高度的顶层设计，从而进一步提高理论传播的能力与水平，正如习近平所说：“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具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际传播机构，更好向世界介绍新时代的中国。”[22]

在这一时期，对外传播的媒介实现了“初步融合”，表现为纸质媒介与互联网媒介的融合进程。其中，“中国网”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联合编写，由外文出版社以中文、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以及日文等语种出版发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在这个新的起点上，习近平就治国理政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的新思想及新主张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执政理念和原则，解答了在新的发展阶段中，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及实践课题。该书是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6月13日期间主要文献的汇编，它包括18个章节的79篇讲话、访谈、指示等。该书采用多语种的方式出版，具有重大意义，它将有助于向国际受众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原则，并帮助其更多地了解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思想、理论、发展道路、内外政策以及对国际问题的反应，从而减少国际受众对中国的陌生感与担忧感[23]。此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三卷的多语种版本也陆续出版，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进程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党的十九大期间，“新华网”推出多语种大会专题报道，并于会议召开前发布了预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新华网将全新推出‘砥砺奋进继往开来’大型融媒体专题，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日语、韩语、德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等九个外文语种专题将同时呈现。”[24]例如，该专题在11月17日刊登了西班牙文评论文章《中国方案：第十九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和世界发展至关重要》。该文指出，党的十九大着眼于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为未来的发展设计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方案，新时代的中国发展将会为世界提供更多的机会[25]。可见，在这一时期，在理念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用“故事讲述”彰显“理论特质”，以寻求世界人民内心深处的情感认同。在方式上，以双向对话超越单向传播，用共识寻求认可。在主体上，推动传播主体由单一向多样发展；在内容上，用多语种表述宣传内容，满足不同国家的受众需求；在媒介上，推动传播媒介由纸质文献向“全媒体”发展；在受众上，积极研究受众心理，提升宣传效果；在环境上，敏锐观察传播环境，及时调整宣传策略。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过构建“话语主动型”传播模式，力图获得更多国际受众的共识与认可，从而提升传播效果。

四、从历史成就到现实作为：大变局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策略探讨

（一）文明因交往而互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在文明交往中推进国际阐释

要实现文明互鉴，必须畅通文明交往。因此，对外传播应同文明交往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在文明交往中推进国际阐释。就此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将中国道路的实践创新凝聚升华为理论创新，以世界眼光、中国特色、学术创新的辩证统一为出发点，以“原创性”理论作为传播内容，同时关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各阶层群体的心理特点及心理认同习惯，构建各类对外传播平台，由此实现的是一种自由、平等、融通的文化交流式传播模式。可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传播模式，其完全不同于旧式的意识形态输出模式，摒弃了话语霸权的传播目标，致力于为国际受众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资源，希望达到文化交往、文明互鉴的效果，从而与“西方思潮”的传播划清了界限。

在文明的交往与互鉴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逐渐获得了国际受众的理解与认可。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言，受众来信数量实现了快速增长。从这些信件中，也可以看到各国受众对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评价很高，喜爱通过该电台了解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思想。“美国听众莫赛尔来信说：‘收听贵台的广播并给你们写信的确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我觉得你们的节目既令人感兴趣，又富有教育意义’”[26]。由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丰富多样，不仅有时政新闻，还有音乐、生活等文化类节目，而且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了多语种传播。因此，受众往往一开始的时候从一些生活类节目，如太极拳讲座、养生讲座，或是从某些语言类节目，如汉语学习节目入手进行收听。往后又逐步被中国的魅力所吸引，收听一些介绍中国自然风光、社会状况、历史知识的节目，从语音里了解中国、认知中国。最后，出于对当代中国的好奇心，其会逐步了解一些中国的政治状况、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其重点观察的对象。尤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受众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很有理论吸引力的。例如，巴西听众埃·菲里奥来信说：“我向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致以亲切的问候。你们10年来取得的惊人成就说明一个真理，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也一定能把中国变成一个先进、富强的国家。”[27]巴西受众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节目的反馈表明，只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能够融入“对外文化传播”的路径之中，是可以借助“文化吸引力”来增加自身的传播力的。由于各国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冲突，一些国家的受众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有着先入为主的“刻板成见”，导致其不关注，甚至反感中国理论的对外传播。因此，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节目借助文化的力量进行对外理论传播，可以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传播道路。

（二）理论因创新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在原创性研究中推进国际传播

理论传播与理论发展密不可分，而理论发展需要不断推进观点、内容与话语的创新，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在原创性研究中推动其对外传播进程。

一方面，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创新”升华为对外传播的“话语创新”。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思想理论对外传播的“底气”。因此，要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必须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作后盾。但是，如果仅有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成果无法转化为对外传播的话语成果的话，经济发展就会与理论传播相脱节，从而造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缺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将“经济权”上升为“话语权”，利用国家硬实力不断增强的有利契机，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成果”升华为“话语成果”，从软实力角度提升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换句话说，国家经济实力不能与对外传播能力天然地画上等号，只有在构建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对外传播成果”的实践机制之后，国家的经济实力才可能成为对外传播的直接推动力量。因此，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对外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转化”的历史、一部“动态”的“关系史”。

另一方面，将中国社会的“文化创新”凝聚为对外传播的“话语创新”。从国际社会的思潮演进实践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政治产物，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产物。理论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在肩负政治使命的同时，也有着显著的文化任务，其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实践。在国际社会，各个国家、地区之间通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甚至是文化隔阂。于是，中国的理论成果要实现“跨国”传播，一定要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先实现“跨文化”传播。如何才能达到这一传播目标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推出更多的相关文化产品，举办更多的相关文化活动，构建更为畅通的文化交流渠道，用“文化创新”孵化“话语创新”，从而推进对外传播事业。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因此，中国文化软实力日益增强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能力日渐增强的历史过程，要用更多原创性的文化作品提升传播的质量、范围与效果。

（三）共识因沟通而增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在世界理论交流中推进国际对话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建立在世界理论交流中的“国际对话”。就此而言，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是较有特色的一种对话与传播形式。该会议主要面向学者群体召开，但普通民众也可参与旁听，从而扩大了传播受众的群体范围。2015年10月10日，第一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开幕。此次大会由北京大学主办，目的是推动全球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交流与互鉴，从而传播及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人类进步与文明发展。共有来自20个国家的400多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邀参与了此次会议，于是，该会议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在历时两天的会议上，学者们针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全球经济”等内容发表演讲、展开对话，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可以说，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召开，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交流及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中的强大生命力与广泛影响力。从中国角度来看，会议研究和分享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会议展示了中国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帮助中国及世界学者拓展了现有研究领域[28]。由此，会议显著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极大增强了其在国际学界的理论话语权。

与此同时，多语种“慕课”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展国际对话的重要形式。慕课是通过互联网媒介传播理论信息的有效手段，由于其具备了互联网的开放性、交互性特征，国际学习者不仅可以在线学习课程，也可以与授课者进行在线沟通、交流，从而打破了理论对话的地域限制，极大扩展了对话者群体。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概论》慕课在国际知名慕课平台“edX on⁃line courses”上线，之后，获得了130个国家与地区的学习者选修。该课程介绍了毛泽东思想的来龙去脉，介绍中国是目前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已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该慕课在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重点论述了该思想是如何形成和构成当代中国政治基础的，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习者[29]。党的十九大之后，清华大学又在慕课平台“edX on⁃line courses”上开设了另外一门针对国际受众的慕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力图详尽阐述这一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和内容。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该思想，是基于中国国情与发展实践而提出来的，因而具有显著的科学性。该课程适合于大学高年级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其他对其主题感兴趣的社会人士也可修读[30]。可见，慕课本身的媒介吸引力极大地提升了理论内容的传播力和感染力，让国际受众通过交互式的学习方式，更便捷、更积极地参与到理论的学习中来，更好地接触、理解与认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