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劲，饶从满

（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24）

一、问题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谋求学科的转型和发展便成为比较教育学科共同体成员的核心关切。[1]虽然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一再对比较教育寄予厚望[2]，比较教育也已经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基本结构[3][4]，但不得不说比较教育这项工作的定位是十分不安全的，研究者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提供辩护。[5]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 主要取决于两个前提因素或条件，一个是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另一个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6]。就比较教育学科而言，其发展深受民族国家建构和社会研究科学化两大历史传统的滋养。目前，学界更侧重于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来探索我国比较教育的转型和发展，以凸显比较教育在国家教育改革、对外开放、全球教育治理中的现实功用和价值。[7][8][9][10][11]这些研究往往强调我国比较教育要遵循文化研究范式[12][13]，要从单一的借鉴转向理解或诠释。[14][15]虽然少数学者注意到教育决策的科学向度，并指出比较教育需要提高其知识生产水平[16][17][18]，但学界就此并未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相比之下，鲜有学者从社会研究科学化的传统来探讨比较教育的发展。尽管学界日益重视对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19][20][21][22]，但不能不说比较方法①在这里的“比较方法”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小样本的少数国家比较”（comparing few countries）和“国别研究”（single country studies）。的功能及其对比较教育学科化的意义乃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