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罗·塔拉斯蒂

孙 婧译

（成都理工大学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近年来，符号学在芬兰占有一席之地，这证明了在芬兰学术氛围中考察这一运动的特殊条件和性质是合理的。众所周知，符号学已经适应各个地方的传统，这促进国家符号学派的迅速兴起。

尽管已经存在发展这种运动的条件，但几乎不可能用其来概述芬兰的符号学派。在考察芬兰的符号学历史时，必须区分两种符号学：第一种是显性符号学，它明确地假定了具有特定符号学方法的符号学术语，因此在当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国际通用的“符号学”；第二种是隐含符号学，相互的接触或以其他方式影响了显性符号学的发展，这又或许可以追溯及理解前期或者是与之相关的现象。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寻找和辨别符号学的先驱一样，发现了被遗忘的学者，这些学者似乎在这个时代之前突然成为符号学的象征，在芬兰也可能找到符号学的前身。

在国外，最著名的是芬兰民俗学派的代表可能是卡尔·克伦①和安蒂·J. 阿恩②，他们的声誉甚至一直传到巴西（雷纳托·阿尔梅达的《民俗情报》③为“芬兰学派”保留了整整一章）。

众所周知，安蒂·J. 阿恩提出的方法与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基础，就像贝拉·巴托克和佐尔坦·科达在音乐中使用伊尔马里·克伦④提出的民歌分类原则一样。因此，人们必须将阿恩的方法视为引发叙事结构研究的方法之一（如参见克劳德·布雷蒙德的叙事逻辑或A. J. 格里马斯的语义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