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海清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

一、 问题的提出

“宋亡”的标志性年代及历史事件，两说并存：丙子年(1276，南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临安陷落；己卯岁(1279，元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元年)，崖山倾覆。两种“宋亡”说法，元时代在在可见。

至元十三年正月甲申，元军统帅伯颜“受降表、玉玺”；六月戊寅，元廷“诏作平金、平宋录”；七月乙未，孟祺“以亡宋金玉宝及牌印来上”；逮至至元十四年(1277)十一月庚子，元廷“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1)《元史》卷九《世祖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7、183、184、193页。元人竞相言称：“至元丙子，宋亡”，“[至元]十三年，宋亡”，“丙子，宋亡”。(2)姚燧著，查洪德编辑点校：《姚燧集·牧庵集》卷六《圣元宁国路总管府兴造记》、卷二三《皇元故怀远大将军同知广东道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铭并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92、358页；欧阳玄著，汤锐校点：《欧阳玄全集》卷九《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8页。丙子“宋亡”说，元代文献叙述颇多，兹不赘述。不过，元初名臣徐世隆于至元十三年上《贺平宋表》云：“幼君遐窜于海中”，(3)佚名：《昭忠录·张世杰枢密》，清光绪十五年上海鸿文书局景清金山钱氏刻守山阁丛书本。“幼君”之语某种程度上或可解读为仍然承认宋统未绝。

而据入元后南宋遗民所作《昭忠录》称：“[己卯]四月八日，至海陵港遇飓风，舟遂覆，世杰溺焉……明日，文英收世杰尸，火于海滨。文英以世杰枢密印及余兵赴广降。宋亡。”(4)陈桱：《通鉴续编》卷二四，“己卯，祥兴二年，大元至元十六年”条，日本内阁文库本，第24册，第46页。元末陈桱《通鉴续编》载：“[己卯]春正月，帝在厓山……二月甲申，师大溃，帝崩。左丞相陆秀夫死之。宋亡。”(5)苏天爵：《元文类》卷一六《东昌路贺平宋表》(徐世隆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1页。如果说上述史料是出于忠宋者或奉宋正朔者所书写，具有一定偏向性，或可另以元修《宋史》以说明，至元十六年二月，陆秀夫负赵昺投海死，杨太后闻之，遂亦赴海死，“已而[张]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6)《宋史》卷四七《瀛国公二王附》，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46页。该记载明确称，崖山惨败，遂告宋亡。

又，元人黄溍在《陆君实传后叙》中称：“宋益王之践帝位也，不踰年而改称景炎岁。”(7)王颋点校：《黄溍全集》上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苏天爵曾说：“理、度两朝，事最不完……今《理宗实录》未完，度宗、卫王(哀帝)皆无《实录》，当先采掇其事补为之乎？即为正史乎？”(8)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25页。原标点作“卫王、哀帝”，兹改为“卫王(哀帝)”。苏天爵撰有《卫王事迹》，已佚，参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二，清光绪间广雅书局刻、民国九年番禺徐绍棨汇编重印《广雅丛书·史学》本。“景炎”为端宗年号，卫王赵昺为“哀帝”，这似乎都承认，丙子之后南宋统绪犹存。刘岳申在《书崖山碑后》中写道：“及至元乙亥(1275)，命丞相伯颜下江南，而后大统一。越三年，戊寅(1278)，命元帅张公平崖山。明年(1279)，崖山平而后正统定。”(9)刘岳申：《申斋刘先生文集》卷一五，《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70年，第606页。刘岳申认为，江南虽下，但崖山未平，则正统未定。由上述可知，无论在宋末元初，抑或是在整个元代，己卯年“宋亡”的历史观，同样风行。

诚然，丙子、己卯“宋亡”的标志性意义，并无争议。从某种意义、某一层面言之，两说均可取，不必非此无他。而在上述“宋亡”两说外，元代尚有另两种“宋亡”历史观。一种历史观认为，“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靖康间，宋祚已绝”。(10)《元文类》卷四五《辨辽宋金正统》(修端撰)，第651、653页。另，靖康变后，刘豫伪齐政权称宋为“亡宋”，指斥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已失天命。参阅杨尧弼：《伪齐录》卷上《伪齐诏谕士民榜》，清刻藕香零拾本。这是元代有关辽金宋“正统论”争辩炽热时的极端观点，指向性极鲜明，自不待言。另一种“宋亡”历史观，则与文天祥“死国”之事相关联。(11)“死国”之语，见揭傒斯《书王鼎翁文集后序》。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14～315页。

黄溍为文天祥祠堂作《祠堂记略》，内中有云：“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降，而亡于潮阳之执；不亡于厓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使天而有意于宋也，赵有中山之孤，汉有豫州之胄，以公为程婴、孔明有余矣！”(12)《庐陵县志》卷一六《耆献志·列传》，“文天祥”条，民国九年刻本。然而，今已无法从元代文本中完全确认此语是否出自黄溍。(13)此语见明人著述。据《庐陵县志》卷一三(上)《礼典·祠·文丞相祠》载，成化十三年(1477)，提学夏寅所作《新迁祠堂记》中有此语，然未明来源。万历三十五年(1607)，黄淳所作《厓山志》，明确将此语系于黄溍名下。黄淳等撰，陈泽泓点校：《厓山志》卷四，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0页。不过，类似说辞也可在另一元人文集中找到。揭傒斯于元统二年(1334)称：“文丞相斩首燕市，终三百年火德之祚。”(14)《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五《杨氏忠节祠记》，第363页。是知，这种“宋亡”历史观在元代确然存在。而这一观念也影响及于后世，清人尝言：“且当宋之亡也，一亡于南海之溺丞相，再亡于燕市之杀信国。”(15)《澄海县志》卷二五《澄海陆丞相祠祀议》，清嘉庆二十年刊本。

本文欲图以文天祥殉节事件为中心，思考元人有关“宋亡”的另一种历史叙述问题，即为何后世会有宋“不亡于厓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之说。文天祥在宋亡元兴之际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具有何种地位，从其勤王抗元开始直至被杀期间，有哪些不为人们所留意的遗文轶事值得关注？文天祥殉节当年的纪事，在诸种“文天祥传”中又有着怎样不同的叙述？而元人的这种“宋亡”历史观及书写，在当日史学作品中又有哪些文本可供解析？以上是本文欲予回答的问题。

需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称“元人”范围较宽泛，凡生活于元时代的人均包含在内，入元后原金遗民和坚持奉宋正朔的原南宋遗民，以及历元而又入明的元遗民，都包括在范围内。至于当日蒙古统治者对于“宋亡”又有何种观念或立场，因今天据以研究的史料多为汉语文献，实已无从察考。

二、 文天祥抗元复宋活动中的角色与地位

“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降，而亡于潮阳之执；不亡于厓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这一说法在当时代，只是出于一种对文天祥忠宋道德的极度褒扬，还是当日人们对文天祥中兴宋朝的可能抱持着切实的期待？换言之，文天祥于宋亡元兴之际兴兵反元，给当时代期待故国复兴的人们以怎样的冀望呢？

文天祥反元抗元、不降不死的行为举止，在当时代尤为突出。元人郑玉尝言：“亡宋丞相文天祥，以亡国之遗俘，为当时之柱石。从容就死，慷慨不回”；刘诜则云：“宋虽亡国，而景光无穷，先生(文天祥)力也”；钱惟善亦称：“我朝初下江南，有故宋丞相文山先生，锐志恢复。”(16)参阅郑玉：《师山先生遗文》卷三《与丞相书》，明嘉靖刻补后印本；刘诜：《桂隐文集》卷四《跋四君图后》，清钞本；钱惟善：《江月松风集·补遗》之《海宁州重修双庙记》，清《武林往哲遗著》本。所谓“当时之柱石”“景光无穷”“锐志恢复”诸语，表明当日人们对文天祥中兴南宋寄予巨大的期望。

自德祐元年(乙亥，1275)大宋濒危，迄至元十九年(壬午，1282)文天祥被杀，文天祥始终忠宋的决绝之心及锐意复兴宋朝的行迹，我们可从其本人所作《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集杜诗》，以及他在狱中手书自订的“年谱”中得知梗概，这是最为重要的第一手史料。(17)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三《指南录》、卷一四《指南后录》、卷一五《吟啸集》、卷一六《集杜诗》、卷一七《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311～468页。不过，文天祥本人的撰述有一定局限，此处钩稽部分遗文轶事，对文天祥于德祐之后不为人们所留意的史事予以补充，以进一步考察他在抗元复宋活动中的特殊角色与地位。

1275年二月，文天祥“起兵勤王”。(18)《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26页。据南宋遗民所撰《钱塘遗事》载，此年四月文天祥“入卫”，“为江西提刑，募兵于赣州。台州杜浒纠合四千人从之。至九月，天祥将吉赣民人及峒丁二万人入卫。衣装器械戈甲精明，人心喜慰。诏褒奖，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提兵捍御。是时陈宜中归永嘉，留梦炎当国。梦炎意不相乐，乃以天祥为制阃，出守吴门”。(19)刘一清撰，王瑞来校笺考原：《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八，“文天祥入卫”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78页。值得指出的是，《宋朝三季政要》亦录有此段文字，但并无“人心喜慰”之语。(20)王瑞来笺证：《宋朝三季政要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15页。它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南宋遗民对于文天祥勤王抱有更为切身的感受与期待。同年十一月，“天祥自吴门还，遣守独松关。时天祥军三万，张世杰军五万，诸路勤王师犹有四十余万”；十二月，宋太皇太后“诏民兵罢团结”，又诏文天祥罢兵，“‘卿之忠义，朕已素知。见今遣使请和，卿宜自靖自献，慎勿生事，乃所以保全吾与嗣君也。’天祥捧诏号泣，于是不敢出师矣”。(21)《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八“诸郡望风而降”“罢团结”“诏罢兵”诸条，第281、290、289页。后世有人对文天祥奉罢兵诏提出批评，(22)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卷一五《恭宗、端宗、祥兴帝》，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59～260页。实属过分苛责。

1276年正月，文天祥奉命“同吴坚使大元军”，他写道：“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正月]二十日，以资政殿旧职，诣北营，见伯颜，陈大谊，词旨慨慷，虏颇倾动，留营中不遣……二月八日，虏驱予随祈请使吴坚、贾余庆等入北。”(23)《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38页；《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三《指南录·后序》、卷一七《纪年录》，第312、453页。当年二月，“廿三日，吴合赞、孙通直、阿朮平章欲命诸使亲札，劝扬州制置李庭芝纳降。众从之，独文丞相不画名”；廿九日，“文丞相脱去”。(24)《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九《祈请使行程记》，第322页；卷八“诏罢兵”条，第324页。文天祥逃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25)《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三《指南录·后序》，第312页。文天祥脱走后，前往闽、赣、粤诸地，继续抗元。

1277年，文天祥在漳州杀掉此前一直在江西一带抗元的吴浚(字允文)。文天祥手订年谱称：“正月，移屯漳州龙岩县。”该处注称：“公移次漳州龙岩县，时赏孟濚还军，追及于中途。吴浚以虏命来招降，人情汹汹，殛浚，乃定。”(26)《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纪年录》，第456页。孟濚即赵孟濚(深道)，据《赵深道墓志铭》载：“时则有抚州幕属赵公深道，亦由赣趋闽，从丞相。丞相异之，留佐都督府。江淮劲勇多恋旧，亦趋闽入广……丞相掩袭北去，公收散卒，鼓行转斗将进，卫厓山行朝。逮己卯春，厓山倾覆，公羁岚雾中，四顾傍徨曰：孤臣畴依乎？然犹强自立。”刘埙：《水云村稿》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据元人刘埙称：“临安失守后，福州建行朝，允文奉密诏举义。初，建捆属余作谢表，起句曰：‘天临南面将恢正统之山河，地复西江重见中华之日月。’允文甚喜之。其后允文事不成，为文丞相所杀”；又称：“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27)刘埙：《隐居通议》卷二二《吴允文诸作》、卷九《云舍赵公诗》，清《海山仙馆丛书》本。袁桷说道：“允文畴昔素论兵……流离南方，寓虔州时，文丞相总兵，兵浸弱，允文复以平时论兵，丞相独倾下之。兵日迫，丞相酒酣，与允文论生死，允文未及答，丞相呼军校斩之”；又云：“[浚]兵事不济，议降，文丞相杀之。”(28)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哀兰操序》、卷三三《先君子蚤承师友晚固艰贞习益之训传于过庭述师友渊源录》，《四部丛刊》景元本。综而观之，吴浚“以虏命来招降”之说，与刘埙、袁桷说法均有出入。文天祥反元心情迫切，且不容他异，其不无暴戾的刚烈脾性，于此可窥一斑。(29)美国学者谢慧贤(Jennifer Jay)论及文天祥个人“缺陷”时用了三个词形容：“傲慢(arrogance)”“放肆(extravagance)”和“夸张(exaggeration)”。参阅Jennifer W. Jay, “Memoirs and Official Accounts: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Song Loyalist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2 (1990): 611.

同年，文天祥又辗转至家乡江西抗元，他在当地拥有很强的号召力。(30)当日也有不响应其事者，如赣人颜奎，“文山文公尝延致幕下。德祐间，文山起兵汀赣，以书来招，为之感泣，而竟不起……其不应文山之招，知时之不可为也”。参阅许有壬：《至正集》卷五六《吟竹先生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自德祐元年以来，他在江西募兵、筹饷抗元等活动中留下不少手札。虽真假难论，但后世针对这类作品分析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一些今已亡佚的史料片段，可补充不少信息。如元末明初人宋濂曾云：“予尝见文山公与黄伯正手帖云，赣州大姓，起义旅相从者，如欧阳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载其名，今莫可考矣。宁都陈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从子景茂请铭于公，答书仅存，而其氏名因籍以弗泯，不亦幸哉！”(31)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卷三九《题文天祥手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855页。此文天祥手帖揭示出赣南民众响应其事，积极参与抗元。

清人金武祥称，曾见及文天祥三通手迹，年代“皆在德祐元年乙亥”，他作跋称：“详味此书，乃空坑之败之后，遗其所知者之书。盖是时天阨甫脱，劲敌在后，正流离颠沛之际，荒迷不次之秋也。而其笔意乃雍容闲雅，无一毫惊惧荒迫之状。”(32)金武祥：《粟香随笔·粟香二笔》卷八，清光绪刻本。另据清人乐钧所撰《题文信国与吴新溪先生手札卷后》，该文录文天祥三通手札，为“文公宣抚江西时所与，后以丞相督师再出江西，先生乃复入其幕也。”又称：“宋礼部郞中邓光荐《续宋书·文丞相附传》云：吴名扬，字叔瞻，金溪人。丞相起兵，踊跃赴义，率巨室积钱粟备军需，意甚感激，倾动一时，辟礼兵部架阁。文公空坑之败，浮沈乡里，计今尚存。”“先生裔孙嵩粱补撰《家传》，其略云：德祐乙亥，丞相文公辟署府尉帅佥郞中，次年奏补江西制幹兼礼兵部架阁，佥丞相幕府军事。空坑既败，文公驰蜡书属宾僚，各护部曲以归，公由是遂不复出……居恒奉文公画像，严对终日，出所贻手书展观，往往流涕。”(33)乐钧：《青芝山馆诗集》卷一四，清嘉庆二十二年刻后印本。邓光荐《续宋书》今已不传，于此可窥一斑；而所叙吴名扬事迹，则可略补文天祥抗元史事，它正凸显出欲图匡复南宋的人们对于文天祥的极度推崇。

文天祥在江西抗元活动中留下的相关文书、书信，后来成为元军追缴对象。元将李恒下江西，“故太保滕国武愍公之下庐陵也，虽以忠节故邦、文丞相乡国，又当忠勇偏师挑战之后，公不疑不怒，按甲入城，城中老弱不知革命于反掌间，其所活庐陵之人，不知其几。及文丞相檄江乡士大夫举义兴复，公尽得其所檄名籍而焚之。其所活庐陵江西之人，又不知其几”。(34)刘岳申：《申斋刘先生文集》卷七《滕国武愍李公庙碑》，第316页。略取建昌时，“军中有得宋相文天祥与建昌故吏民书，恒焚之，人心乃安”。(35)《元史》卷一二九《李恒传》，第3157页。“而军中又往往搜购文丞相所与建昌故官大家书札，事连数百家。时留戌诸将校因是欲激公一言，遂其私利。公微知之，旦起坐谯楼，召诸将校俱前，立所逮人其下，趣取书焚之，谕以逆祸顺福。”(36)柳贯著，柳遵杰点校：《柳贯诗文集》卷九《李武愍公新庙碑铭并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2～183页。李恒将与文天祥相关的文书、书信悉数烧毁，既是为了斩断文天祥与当地民众的关联，同时也是为免除人们受牵连之苦，以慰安人心。

丙子变后，“朝臣或降或遁，独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37)胡一桂：《双湖先生文集》卷一○《度宗恭宗端宗》，康熙四十二年刻本。南宋的人们寄望于文、陆、张三人。然而，当陆、张或沉或亡后，文天祥成唯一希望，即便他于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被元军俘获后，人们仍对他复宋寄予期待。王炎午撰《生祭文丞相》，虽意在促文天祥以死报效宋王朝，但对于文天祥的不死不降，他质问道：“丞相再执，就义未闻……岂丞相尚欲脱去耶？尚欲有所为耶？或以不屈为心，而以不死为事耶？抑旧主尚在，不忍弃捐耶？”“识时务者在俊杰，昔东南全势，不能解襄围，今以亡国一夫，而欲抗天下”，云云。(38)王炎午：《吾汶稿》卷四《生祭文丞相》，《四部丛刊三编》景明钞本。在当日已经降元的南宋人的思维意识中，似乎仍然在关切并质问文天祥是否仍冀望中兴南宋。

三、 “死国”事件的不同历史叙述

至元十九年冬，元廷最终处死文天祥。文天祥于狱中手订《纪年录》称：“是岁春，作‘赞’，拟终时，书之衣带间……其赞曰：‘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39)《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纪年录》，第465页。文天祥自作“叙”“赞”，以为绝笔。文天祥死后，不少士人为他作传，如邓光荐、龚开、郑思肖、刘岳申等人；元末纂修《宋史》，亦为其立传。文天祥被处死当年的纪事，在上述诸种文天祥传记中有着怎样不同的书写，它们之间又有何种关联呢？

在各种“文天祥传”中，邓光荐所作《丞相传》最为突出。邓光荐，号中斋，庐陵人。他于“宋末革命”时，一路追随文天祥抗元。至元十五年，他与文天祥被张弘范所统领的军队俘获，“在海上得宋礼部侍郎邓光荐，礼之于家塾以为子师”。(40)苏天爵辑，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六《元帅张献武王》，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08页。文天祥对邓光荐信任有加，至元十八年(1281)，他写信给幼弟文璋交待后事，称：“自广达建康日，与中甫邓先生居，具知吾心事，吾铭当以属之。若时未可出，则姑藏之将来。”(41)《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纪年录》，第465页。文天祥墓志今已于吉安出土，志尾署：“邑人邓光荐书”，内中有云：“因属予铭，时未便故传，是以归之。至元二十一年甲申阳月吉日，邑人邓光荐书。”(42)参阅陈伯泉：《元至元二十一年文天祥墓志铭》，《文史》第1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0页。该墓志实际上早已收于嘉靖、崇祯的两种《文天祥全集》中，参阅邓碧清：《也谈至元二十一年〈文天祥墓志铭〉》，《文史》第3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20页。邓光荐完成了文天祥的遗愿。

邓光荐是宋亡时刻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宋且亡，礼部随驾入海，亲见厓山战败，陆秀夫抱幼君沉海，遂亦蹈海者再，为北军所钩，致不死。知当时兴亡事极详。后文丞相囚金陵，礼部实与俱，日夜相与唱和诗歌，以娱悲纾痛。张弘范元帅以客礼谒请为其子师。及归庐陵，以所闻见，集录为野史若干卷，藏不示人。”(43)刘诜：《桂隐文集》卷四《题危大朴与邓子明书后》。邓光荐著有《续宋书》《填海录》《德祐日记》等，其中《填海录》根据陆秀夫手书日记而成。(44)雒竹筠遗稿，李新乾编补：《元史艺文志辑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新近熊燕军认为，《德祐日记》非邓光荐作，《填海录》也非据《陆秀夫日记》而成，暂备一说。参阅熊燕军：《邓光荐史学著述杂考》，《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3～60页。据黄溍《陆君实传后叙》载，“陆君秀夫之死，楚人龚先生开既为立传，且曰君实死事，得之里人尹应许，尹得之翟招讨国秀，翟得之辛侍郎来莘。而君实在海上，乃有手书日记，日记藏邓礼部光荐家，数从邓取之不得，故传所登载，殊弗能详。”《填海录》一书后来上呈元廷，黄溍显然读到过此书：“仆为此叙时，固已不敢悉以客语为信。及来京师，将取正于太史氏，而《新史》所纪二三事，乃与《皇朝经世大典》自有不尽合者。史既成，而邓氏光荐家始以其《填海录》等书上进，又不能无所见所闻之异辞。谨摭其一二，附注于旧文之下，以订其讹舛，补其阙逸云。”(45)《黄溍全集》上册，第220～223页。

邓光荐对于文天祥抗元行迹及其所思所想了解最多且深，他撰述的“故史遗文”，亦为当时所重。元末危素参修辽、金、宋三史，曾向邓光荐之孙邓子明求书，“遇圣朝修辽金宋三史，诏求天下故史遗文。大朴实衔朝命来江西，至庐陵，求礼部所为书。子明虽谊不敢秘，值有祖母之丧，不即送上，大朴先后有此二书……子明不隳世学，抱其先祖所著，上进史馆，以成前代之书”。(46)刘诜：《桂隐文集》卷四《题危大朴与邓子明书后》。而据《西台恸哭记注跋》称：“文丞相忠义明白，世多为之记载。礼部侍郎邓公光荐作《续宋书》最为详备，文公之将校名姓，往往在焉。”(47)危素：《危太仆全集·危太朴文续集》卷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1913年。危素曾说，“从国史院史库得《徳祐日记》”，“素读宋礼部郎官邓公光荐《续宋书》”，云云。(48)危素：《危太仆全集·危太朴文续集》卷七《昭先小录序丙戌》。是知，邓光荐《续宋书》中有《文丞相传》，且内容应当十分详实而具体。

邓光荐所作《丞相传》，或为最早的一篇传记，今可从文天祥《纪年录》内由后人所作的补注中读获部分内容。该传所叙至元十九年文天祥被处死事甚为详瞻，为免去繁琐征引，兹梳理该传所记当年关键事项于下，俾便后文讨论：(1)二月，南人谢昌元、王积翁等十人，谋合奏，请以公为黄冠师，因现分歧，未及上奏；(2)八月，王积翁、谢昌元在文天祥与忽必烈之间劝说、游说，无果；(3)参政麦述丁曾目睹文天祥在江西的影响力，极力倡言处死文天祥；(4)十一月，中山府薛保住聚众，欲劫狱救文天祥，元廷将赵氏宗族迁往上都；(5)十二月初八日，忽必烈召见文天祥，劝谕其降元，遭拒；(6)十二月初九日，有宰执臣奏请赐死文天祥，麦述丁从旁力劝，忽必烈最终同意处死文天祥；(7)文天祥向南三拜后引颈就戮，当是时，有驰骑奔来，教再听圣旨，受刑已毕；(8)十二月初十日，欧阳夫人得旨收尸；(9)文天祥被杀，“时连日大风，埃雾，日色无光”。(49)《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纪年录》，第465～466页。以上诸条事项，在晚出诸种“文天祥传”中，都可看到它们的“影踪”。

龚开(1222～1305？)，淮阴人，撰有《宋文丞相传》。他自称：“仆见青原人邓木之藏文公手书‘纪年’，皆小草，首尾备具。因求得誊本，取其始末为传，与赵、陆二传并存。”(50)陶宗仪：《草莽私乘》，清初钞本。龚开所作《宋文丞相传》，叙述文天祥至元十九年被杀史事极简，开篇云，“岁在壬午，乃至元十九年也。于是，祥兴亡且三年矣”，紧接此语之后，再录以前述文天祥自作“叙”“赞”内容，即告结束。(51)参阅陶宗仪：《草莽私乘》。另，张枢(1292—1348)曾读过龚开《文丞相传》，并作《文丞相传补遗》，他补充道：“丞相既俘，其夫人欧阳氏为大将军军将校所执，将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耳，义不以洁白之躯，辱于贱卒。夫，吾天也！夫既执，尚安所顾藉哉。夫不负国，我独安忍负夫也！’遂自刭死。丞相闻之，哭而祭之，曰：‘节妇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地之间，惟我与汝。’予既美龚氏能序丞相之忠之烈，亦憾其无闻于夫人之义。故书之，以补其阙文云尔。”张枢称欧阳氏死夫节，实误。欧阳氏于大德年间方去世。参阅《宋遗民录》卷一○，清乾隆三十七年至道光三年长塘鲍氏刻《知不足斋丛书》本。

《忠义集》《昭忠录》两书，均收录有同一份“文天祥传”，该传叙述文天祥自乙亥春江西起兵勤王始，至壬午燕市就戮而止。该传所叙至元十九年文天祥当年被杀史事，几乎全部袭自邓光荐《丞相传》，不过末尾添有一小插曲，稍显不同：“天祥死后，大风忽起扬沙石，昼晦咫尺不见人，守卫者皆惊。吉州士人张宏道，字毅夫，号千载心，与天祥善，随至燕，负其颅骨归葬庐陵”，云云。(52)赵景良编：《忠义集》卷四《丞相信国公文公天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6册；《昭忠录·文天祥丞相信国公》。

郑思肖(1241～1318)亦撰《文丞相叙》，除去开篇“论”“赞”数语，也是从乙亥岁写起，起首叙称：“丞相文公天祥，才略奇伟，临大事无惧色，不敢易节。德祐一年乙亥夏，遭鞑深迫内地，公时居乡，挺然作檄书，尽倾家赀，纠募吉赣乡兵三万人勤王。”“思肖不获识公面，今见公之精忠大义，是亦不识之识也。人而皆公也，天下何虑哉？意甚欲持权衡笔，详著忠臣传，苦耳目短，不敢下笔。然闻为公作传者，甚有其人，今谅书所闻一二，助他日太史氏采摭，当严直笔，使千载后逆者弥秽，忠者弥芳，为后世臣子龟鉴与。”《文丞相叙》所述至元十九年文天祥被杀史事如次：(1)是年冬，南人谋刺忽必烈不果，大臣建议杀文天祥；(2)忽必烈遣留梦炎劝降文天祥，遭面唾；(3)中山府薛姓者向忽必烈告密，称汉人欲劫狱救丞相，拥德祐嗣君为主；(4)忽必烈就告密事召见文天祥，文天祥自认出于己谋，后遭全太后、德祐嗣君等否认；(5)忽必烈再三劝谕文天祥，虽屡遭骂詈，仍欲释之，并愿尊其为“国师”“天师”，或放还归乡，均遭拒绝；(6)忽必烈最终下令处死文天祥，“及斩，颈间微涌白膏，剖腹而视，但黄水，剖心而视，心纯乎赤。忽必烈取其心肺，与众酋食之”。(53)郑思肖著，陈福康校点：《郑思肖集·心史·文丞相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2～129页。于上所述观之，郑思肖是在看到他人所撰“文天祥传”后再作此传，其基本元素与邓光荐《丞相传》颇多重合，但具体情节却迥乎其异。郑思肖所叙情节，夸张失实处甚多，恐难径信。

逮至元中期，刘岳申撰作《文丞相传》。刘岳申，庐陵人。他曾说道：“宋亡，丞相信国文公以光明俊伟死燕市，闻天下。”(54)刘岳申：《申斋刘先生文集》卷五《褒忠庙记》，第202页。刘氏“摭公所著《日录》《吟啸集》《指南录》《集杜》二百首，及宋礼部郎官邓光荐所述《督府忠义传》以作公传，视《史》加详实焉”。(55)杨士奇：《文丞相祠重修记》，载《文山先生全集》卷二○《附录》，第516页。刘氏完成《文丞相传》后，据许有壬于元统元年(1333)所作《文丞相传序》称：“孙富为湖广省检校官，始出辽阳儒学副提举庐陵刘岳申所为传，将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读《指南录》《吟啸集》，见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师，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讶其传之未见于世也，伏读感慨，惜京师故老之不见及也。公之事业，在天地间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则有待于是焉。若富也，可谓能后者也。”(56)《至正集》卷三○。是知，刘岳申完成《文丞相传》后，文天祥之孙文富向许有壬求序。(57)许有壬称：“有壬早慕文山公风节，与其孙富游，尝序公传而未得拜公像，意其雄杰峭异，若太史公疑张子房为魁梧奇伟也。富弟寔奉像求赞，始遂瞻拜。”参阅《至正集》卷六七《文文山画像赞》。这表明该传的撰写应是得到官方认可，或至少得到默许。刘岳申《文丞相传》所记文天祥当年被杀之事的主干内容，如群臣议释文天祥、麦述丁倡言杀文天祥、忽必烈召见文天祥诸条事项，(58)详可参阅《申斋刘先生文集》卷一三《文丞相传》，兹不俱引。均未超出邓光荐《丞相传》的内容。

元后期官方修纂《宋史》，危素曾参与其事。(59)孔繁敏：《危素与〈宋史〉的纂修》，载罗炳良主编：《〈宋史〉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60～175页。据前文所述危素与邓光荐后人之间往来事实，笔者以为危素与《宋史·文天祥传》的纂作不无关系。《宋史·文天祥传》肯定参考过邓光荐的《丞相传》，两者所述文天祥至元十九年死国事件的主干内容基本相同。因《宋史·文天祥传》极易翻检，恕不一一俱引。(60)参阅《宋史》卷四一八，第12533～12540页。

以上所述诸种“文天祥传”，是我们今天仍能读到的元代有关文天祥的全部传记作品。(61)元末吴莱自称曾见到过一种“文天祥传记”，并用四百余字对该传作了简要叙述，然并未叙及文天祥当年死国之事，兹不引入讨论。吴莱：《渊颖集》卷一二《桑海遗录序》，《四部丛刊》景元至正本。明清时代虽有不少人为文天祥立传，但大多基于元代文献，偶有发挥或补充，价值不大。(62)明代赵弼的传奇小说集值得留意，其中有《续宋丞相文文山传》，该传所述内容，并非空穴。如，文内有云：“其日大风扬沙，天地昼晦，咫尺不辨。城门昼闭，南士留燕者，无不悲悼。或以酒肴酹奠。明日，世祖临朝抚髀叹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为吾用。一时轻信人言杀之，诚可惜也。’……世祖叹曰：‘吾亦悔杀此人，至今伤悼，噬脐无及。’”赵弼描绘文天祥被处死后现奇特天象，与邓光荐《丞相传》相同；而赵弼述忽必烈对文天祥的态度亦应有所本，元末郑玉有言：“世祖皇帝天纵圣神，既不屈之于未死之前，又复惜之于已死之后”，可为明证。赵弼：《效颦集》上卷《续宋丞相文文山传》，明宣德刻本；郑玉：《师山先生遗文》卷三《为丞相乞立文天祥庙表》。在前述诸传中，邓光荐《丞相传》和《宋史·文天祥传》，对于文天祥死国事件前因后果的描述最为详细。当日元廷官员们曾讨论过释放文天祥的问题。有官员认为，一旦释放文天祥，“忽有妄作”，则将无以应对；色目大臣麦述丁，“尝开省江西，见公出师震动”，他见识过文天祥在江西的巨大影响力，因此极力谏言处死文天祥。而就在此当口，又出现中山府薛宝住事件，(63)《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中书省臣言：“以中山薛保住上匿名书告变，杀宋丞相文天祥。”次年正月，右丞相和礼霍孙又称：“去冬中山府奸民薛宝住为匿名书来上，妄效东方朔书，欺罔朝廷，希觊官赏。”此为元廷处死文天祥之事的正式官方记录。《元史》卷一二《世祖九》，第249页。它背后牵涉的不仅是故宋皇帝及赵家宗室之事，且与文天祥又有巨大关联。忽必烈因而大受震动，决意处死天祥。

如果将文天祥殉节事件与当日汉人起事反元的情势联系起来加以观察的话，它不是孤立事件。自至元十六年至至元十九年，南方多地反元活动不断，反抗活动频次明显高于其他时期。(64)详可参阅杨讷、陈高华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42页。南方曾两度出现建国、称伪号事件。至元二十年(1283)三月，“广州新会县林桂方、赵良钤等聚众，伪号罗平国，称延康年号”；十月，“建宁路管军总管黄华叛，众几十万，号头陀军，伪称宋祥兴五年”。(65)《元史》卷一二《世祖九》，第252、257页。逮至至元二十一年(1284)，江南仍“人心未宁”。(66)《黄溍全集》下册，《奉训大夫瑞州路总管府判官致仕黄公墓志铭》，第465页。只要文天祥不死不降，他始终就是南宋旧有势力存续的一种象征，是恢复大宋的希望所在，而这正是元王朝最为担忧的事情。因此，处死文天祥成为忽必烈当时必然的政治抉择。(67)据《元史·世祖后察必传》载：“[至元]十三年，平宋，幼主朝于上都。大宴，众皆欢甚，唯后不乐……时宋太后全氏至京，不习北方风土，后为奏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乃答曰：‘尔妇人无远虑，若使之南还，或浮言一动，即废其家，非所以爱之也。苟能爱之，时加存恤，使之便安可也。’后退，益厚待之。”由此可窥，忽必烈对于南宋问题特别警觉。《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一》，第2871～2872页。

倘若我们能体察到文天祥在宋亡元兴这一特殊历史转折时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在当日反元人们心目中的影响，那么后来所谓他“忠义”形象的高大，当非只是一种“塑造”。(68)有关文天祥忠义形象在元代“塑造”的问题，可参阅陈功林：《文天祥形象的塑造与演变》，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6年。换言之，文天祥在当日现实社会中本有他实在的位置。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为文天祥立传、呼吁为其立祠的众多士人中，大多为江西籍人士，他们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元代中后期，揭傒斯说：“当其(宋)亡也，文丞相斩首燕市，终三百年火德之祚，为万世亡国之光，而皆出于庐陵，何其盛哉！”(69)《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五《杨氏忠节祠记》，第363～364页。而刘岳申《文丞相传》之“赞”最末句又称：“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70)《申斋刘先生文集》卷一三《文丞相传》，第578页。此传之作，似乎就是在为文天祥死南宋“国事”而张本。

四、 “死国”事件在元代史著中的呈现

如果明了文天祥当日在反元复宋人群中的巨大号召力、影响力，以及他不死不降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我们对南宋“不亡于厓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的说法，就会有比较真切的理解。宋元之际持“忠宋”立场的宋遗民们对文天祥抱有切实的期待，然而他们或已意识到，文天祥“死国”则意味着宋已不可复。而元代士人所表达的宋“亡于燕市之戮”的观念，又从何而来呢？在回答此问题前，有必要交代元人从文天祥忠义道德的角度对其加以叙述的问题。(71)谢慧贤曾探讨过宋代忠义人物的历史编纂问题，详可参阅前揭引文。在宋代，人们对士大夫道德上的要求超过以往，对忠义气节极为推重。宋元之际士人言称：“盖近年进士为宰相能守节作全人者，二人焉。洁然清流而不污者，公也；毅然朔庭而不屈者，文山公也。”“三百年社稷，痛哉尤此公！偷生皆负愧，既杀即褒忠。不屈夸箕并，罹殃廵杲同。”(72)刘埙：《水云村稿》卷七《题古心文后》；陈栎：《陈定宇先生文集》卷一六《文丞相》，清康熙刻本。而到元代，不仅蒙古人对忠诚故主的人士格外激赏，大部分士人在很大程度上也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节义观念，当时代士人对文天祥极度褒扬：“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宋亡，唯庐陵文丞相一人而已！”“宋养士三百余年，死国之昭昭者，文丞相一人。”(73)《申斋刘先生文集》卷九《倪处士墓志铭》，第422页；《元文类》卷六五《集贤直学士文君神道碑》(元明善撰)，第952页。元代江西安福人周霆震所撰《阅晏彦文所论王生江南野史》有载：

郡人有王炎登者，滥名忝宋季士流，鬻爵登仕，著《江南野史》，不录文丞相，以吕文焕卖降为不得已。晏彦文按《春秋》追论之，虽难掩庐陵之愧，愈于知而不言……江南自革命以来，学校碑刻悉刊去宋年号，朝廷初不知其所为。仁宗在东宫，一日问左右：“文丞相何如？”对者皆贬其不知天命。仁宗作色曰：“如卿所言，则冯道却不是忠臣矣。”众恧屛气，相视惕然。信公日见表彰，扬于内外。临御之日，语廷臣曰：“儒者握纲常如拳。”盖为信公而发。(74)周霆震：《石初集》卷一○，民国十年南昌《豫章丛书》编刊局刊《豫章丛书》本。

从此段叙述可知，元廷对文天祥可谓推崇有加，这自然会影响到当时代人对文天祥的评价，元人文集中存有不少关于文丞相祠、祭文等篇什，可为明证。元代的历史编纂者们在编修史著时对“忠义”者予以特别的表彰。元人纂修《宋史·忠义传》称：“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捐躯徇节，之死靡二，则皆为忠义之上者也。”(75)《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一》，第13149～13150页。文天祥因其“死国”的忠义形象，更是备受推崇。《宋史》“列传”部分每一卷末都有“赞”“论”，对各该卷人物加以评论。而在《宋史》所有列传人物中，仅文天祥一人独有一份“论”。(76)《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第12540页。

元代对文天祥的推崇，势必会影响到对其形象的“塑造”，但这是否又会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宋亡”的认识？此中之关联及可能，尚难遽断。而文天祥“死国”标志“宋亡”的这种历史观，与前述其它三种“宋亡”历史观不同，它应是宋元之际及元代士人对文天祥以及他所代表的忠宋气节完结的一种极度褒扬。从忠义道德层面描述文天祥，构成宋元之际及元时期有关文天祥历史书写的一条主线，黄溍、揭傒斯等浸染于传统儒家节义观念之中的士人，必当受此影响。黄溍将文天祥宋末救危之举，比之于程婴救赵、诸葛亮匡扶汉室，此种观念与宋遗民们的认识应是前后相续的。

而文天祥“死国”被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宋亡”，这种历史观在元代史著的书写中究竟存不存在，是否有其具体的呈现呢？最可注目者为郑思肖所著《心史》。郑思肖是始终忠宋的典型人物，即便“宋亡”多年，仍坚持用“德祐”年号，坚信南宋可再度中兴。他于1281年6月作《南风堂记》，称：“养其未死之身，必一见中兴盛事”；在《大义略叙》中则声言：“旦旦颙望中兴。”(77)《郑思肖集》，第145、190～191、198～199、338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义略叙》，其意在撰作“宋史”：

闻叛臣在彼，教忽必烈僭俾南儒修纂《大宋全史》，且令州县采访近年事迹，又僭作《鞑史》，逆心私意，颠倒是非，痛屈痛屈，冤何由伸！此我《大义略叙》实又不容不作。《略叙》之作，主乎大义大体，有所不知，不求备载。我纪庶事，虽不该博于众人，惟主正理，实可标准于后世。……大宋德祐遗臣三山郑思肖述，德祐八年岁在壬午之春述，德祐九年癸未春正月重修。(78)《郑思肖集》，第145、190～191、198～199、338页。

作史即意味着过去时代的终结。郑思肖作《大义略叙》以述故宋历史，某种程度上表明他已接受“宋亡”的现实。此处称“壬午之春”撰述，次年癸未春“重修”，而文天祥恰又于壬午岁殉节，此该当作何种解析呢？

《大义略叙·自跋》(1282年冬作)尾题“维大宋德祐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之壬午岁冬至日”，《盟言》(1283年作)尾署“大宋德祐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之癸末岁三月二十六日庚辰”，(79)《郑思肖集》，第145、190～191、198～199、338页。郑氏所书十“甲”字，含义不明。(80)陆坦所作《心史跋》称：“至‘德祐’下十‘甲’字，颇似隐语，抑效渊明书甲子之意乎？将必有详辨之者。”参阅《郑思肖集·附录一·序跋》，第304页。不过，据明佚名《藏心史》称，当年《心史》铁函出，外缄封“大宋世界无穷无极/大宋铁函经/德祐九年佛生日封/此书出日一切皆吉”。(81)《郑思肖集》，第145、190～191、198～199、338页。郑思肖之所以选择“德祐九年(1283)”封函，(82)《心史》记事最末年代晚至至元二十一年，杨讷分析指出，郑思肖对此著特别珍视，《大义略叙》曾再修三修，写毕《盟誓》篇后，并未立即将《心史》沉于古井，至少还在手上保存了一年以上。参阅杨讷：《〈心史〉真伪辨》，《元史论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438～440页。应有所寄寓。文天祥殉节则意味“宋亡”，故宋旧地的人们不得不接受宋不可复的事实！至此之后，“德祐”年号已不再现，宋确已亡矣。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元代史著是陈桱的《通鉴续编》。黄时鉴曾指出：“此书是仍然持宋正统论观点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代表作。”(83)黄时鉴：《〈通鉴续编〉蒙古史料考索》，《黄时鉴文集I·大漠孤烟》，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36页。该书是一部有关宋代历史的“纲目”体作品，其体裁始于朱熹《通鉴纲目》，它的呈现形态，通常由提要“纲”(大字)和叙事“目”(小字)构成。全书止于己卯岁，即“祥兴二年，大元至元十六年”，“纲”则称：“春正月，帝在厓山。大元张弘范袭厓山，张世杰力战御之。二月甲申，师大溃，帝崩。左丞相陆秀夫死之，宋亡。”而“目”所叙内容，则止于文天祥殉节之事。因史文常见，兹不俱引。(84)陈桱：《通鉴续编》卷二四。

陈桱叙文天祥事迹，应源于《宋史·文天祥传》及邓光荐《丞相传》无疑。《通鉴续编》之“纲”，以“崖山之破”收尾，明人对此曾指出：“陈子桱之续通鉴纲目，其知此旨乎？故崖山之破，特书宋亡，盖以巴延(伯颜)入临安，宋犹未亡也。及帝昺蹈海，宋始亡矣。”(85)何乔新：《椒邱文集》卷一九《辨通鉴纲目书汉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9册。该书虽仍以己卯厓山倾覆为“宋亡”标志，但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之“目”却以文天祥殉节之事煞尾。笔者不揣陋劣，以为此正凸显出文天祥“燕市之戮”与“宋亡”之间的某种关联。(86)有学者指出：“‘文谢之死’被《宋史纪事本末》视为宋史的完结，是南宋一朝在精神上真正终结的象征。”此或受《通鉴续编》之影响欤？尚值留意。参阅刘婷婷：《文、谢之死：兼谈宋亡之际士大夫的人伦困境与抉择》，《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11期。大宋三百年史事，至此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