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清

十多年前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拜访叶文心教授时，即已获悉她与北美的同行计划“重读”列文森。作为西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创者之一，列文森之重要性自不待言。他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提出的一些问题，至今仍在发挥影响。不过，相较费正清、史华慈及一批海外华人，列氏受到的重视确实不够。文本“难读”之外，还缘于其有不同于致力破解“革命之谜”及重新认识“传统中国”的问题意识。叶文心教授利用伯克利的资料“重读”列文森，正可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结合多年的阅读经验，叶教授提出应重视以时代知识为背景的阅读与书写方式，在阅读传记的时候，需把传记文本内涵的知识架构放入历史框架中。这篇论文也据此“示范”了对列文森的“重读”，不仅展现了列氏如何在伯克利把中国近代史建制成一个学门，发展出一套相关论述，还指明列文森的中国研究具有明晰的自我学术定位及鲜明的研究立场。这个立场强调的是从世界史的建构出发，认定中国经验在其中完整的主体性与主动性，即力图“在世界中发现中国”。

“在一个为西方学生而设计的历史学学程里，中国应当表述什么意义？”带着这样的问题，列文森给出了他的答案：无论古代或者近代中国，所展现的经历都具有广泛的思想意义。“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我们自己现在提出来的说法，想对现代世界作全面的理解，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我们自己在道德上以及知识上所认识到的欧洲与美国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就必须从普世意涵的角度来研读中国历史，而不是从我们切身的政治或文化需要出发来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