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华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天津 300350)

天津东临渤海，北枕燕山，自元代建都北京以来，作为“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的重镇，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清代，随着天津漕运、盐业、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朝廷对于天津的管理不断加强，区划级别不断上升，所辖范围不断扩大，地位一路飙升。雍正三年(1725)，天津由以军事单位为特征的卫制转变为以行政单位为特征的州制，隶属河间府，后又升为直隶州，“明清时大州与府平级，小州与县平级”[1]；雍正九年(1731)，又设天津府，共辖天津县、静海县、青县、南皮县、盐山县、庆云县、沧州等6县1州，直接隶属于直隶省，附郭天津县，“以武清、沧州、静海二百六十七村庄属焉，治郭下”[2]。

古之有志，犹国之有史。随着天津区位优势的提升，天津地区的修志工作提上日程。乾隆二年(1737)，天津知府程凤文、天津知县朱奎扬先后到津赴任，两位官员聘请寓居于天津查氏水西庄的江浙名人吴廷华、汪沆担任主笔，同时启动《天津府志》与《天津县志》的编纂工作，至乾隆四年(1739)历时两年，府志和县志先后成书。其中，《天津府志》四十卷，《天津县志》二十四卷。作为天津历史上第一部府县志，虽然后来史家对这两部志书多有诟病，但通览志书，体例精审，资料翔实，内容“博洽详明，超轶前著”[3]，为天津乃至周边地区的地方发展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一、府县人员高度重视，组建完备的修志班底

明代正德年间和万历年间的《天津卫志》，由于志书早已散佚，仅从时人序言我们无法推断参与修志的具体人员。清代，修志制度日趋完善，地方官员以政府的名义倡导和组织修志，并在修志机构的人员中设置诸多职位，借明确分工，实现各负其责。其中，总裁、总修、主修、监修、协裁、总理、监理等职位，负责组织动员方志的编修，一般由省、府、州、县的总督、巡抚、知府、知州、知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属于管理人员。采辑、总纂、协纂、分纂、总校、分校、督梓等职位，负责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志稿的撰写、校对、修改等具体修书工作，为了保证修志质量，很多志局除从典史、州判、州同、县丞、主簿、詹事府供事、吏员、吏目、巡检以及儒学教官和生员中抽选精明能干、学识渊博、责任心强的人员担任上述职务外，还不惜重金从民间或官员幕府中聘请饱学之士负责具体的文字工作，乾嘉著名学者戴震、章学诚、洪亮吉、孙星衍皆曾参与多部方志的修纂。因此康熙《天津卫志》纂修时期，虽然天津尚属军事区划，但修志职官表中尚设有纂修、协修、监修、参修、校订、督刊之职，修志职位设置较为健全。其中，纂修一职由分巡天津河道副使薛柱斗承担，协修一职由直隶河间府天津海防清军兵粮同知高必大承担，监修一职由直隶天津卫掌印兼理屯务管守备事的楚国柱承担，参修一职由天津卫儒学署教授张国寯承担。另有天津卫学生员若干担任校订，天津乡贤任职督刊。乾隆时期，天津完全成为行政单位，因此乾隆《天津府志》与《天津县志》(以下简称“乾隆二志”)的修志班底较之康熙《天津卫志》(以下简称“康熙卫志”)更加充实。虽然修志人员数量多寡、职位高低与地方行政级别高低没有直接关系，却也彰显了地方官员对于修志活动的高度重视。

首先，乾隆年间这次修志，无论府志还是县志，皆设定“鉴定”“参阅”“总裁”“总修”“分修”“分校”“督刊”“校刊”等职务。其中，“鉴定”一职由直隶总督、直隶总河、直隶学政、长芦盐运御史等共同担任，“参阅”由直隶布政使、直隶按察使、直隶河道按察使、直隶河道布政使、长芦盐运史等担任。天津府前后两任知府李梅宾、程凤文，天津县前后两任知县张志奇、朱奎扬，作为乾隆二志的总裁，从经费的筹集、人员的聘请、编修体例的确定，到志书具体内容的删减校订，全权负责方志编纂的整个过程。为了提高修志质量，志局还聘请知名学者吴廷华、汪沆同时担任这两部志书的总修与分修，负责对于志书内容的具体考订，从而开创天津聘请名人修志的先河。此外，职能表中尚有“分校”“参订”“督刊”等职，分别由天津府学教授、训导，天津县学教谕、训导以及诸多天津县学贡生、寓居天津的儒士担任，参与志书最后的校订工作，以保证刻印志稿内容、排版上的质量。在以上职位之外，由于“天津旧为卫治，郊郭便参邻境，改州之后，疆界未分，故营田十围，自蓝田、贺家口而外，隶静海县者五，隶沧州者二，隶兴国、富国二场者各一。至雍正九年设府改县，更定幅员，诸围地亩，皆归隶天津县矣”[4]，因此，《天津府志》专设“分纂”一职，由各县知县、同知、通判负责所辖县的相关内容的编写工作。天津此次修志人员设置之完备，也说明此次修志组织之周密。

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二志的具体纂修过程中，为保证修志质量，大家勇于承担，群策群力，往往超越职官表中的分工。按照惯例，清代方志编修中由地方高级长官担任的“鉴定”“参阅”等职位多为例行署名的闲职，但在这次修志活动中却不尽然。如同时任乾隆二志“参阅”一职的直隶河道布政使参政陈弘谋，于乾隆三年到津赴任，此时修志工作已开始，他积极参与到修志工作中，“间效一得之愚”[5]。天津知府程凤文、天津府事张文炳在主持府志修纂的同时还要承担县志的“参阅”职务，亦是在“公退之暇，删繁就简，间效一得之愚”[6]，尤其是“镂版将成”之际才来津继任的张文炳，也是“公后之睱，稍加参订”[7]。而敬延来津位居“总修”和“分修”的两位嘉宾吴廷华、汪沆，在具体编纂工作中除发凡起例，确定志书整体框架与布局，悉心采辑史料等工作，还承担了志书修纂中最为重要的考证任务，“凡考古之文，皆其手自勘定”[8]。此外，早在雍正九年天津设府之初任天津府知府的李梅宾，“公来当设郡之初，甫下车即策经费为郡志”[9]，为《天津府志》的纂修筹集经费；乾隆元年来天津县做知县的张志奇，上任之初即着手编纂县志，“曾为创稿，未及观成而去”[10]，为《天津县志》的编纂留下修志资料及宝贵的底稿。因此，二志从开局至成书之所以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与前后两任府县官员的高度重视有很大关系。总之，乾隆二志的编修组织严密，从主修、主纂到校订、督刊，全部修志成员群策群力，从发凡起例、搜集整理资料，到考证校订、刻印成书，形成系统的组织与分工，从而为志书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提供了人员保证。

二、体例完备，门类设置结合地区特点，别有创新

天津自明代建卫至清代设府前，共修志书三次：一是由明正德年间的整饬天津兵备道胡玉璧主持，但因“前无所因，草创简约，惟艺文独详”[11]；一是由明万历年间的整饬天津兵备道彭国光主持，但“其中亦有不尽然者，玩其是而非者可知，味其详而略者自见，间或有所诋讥”[12]；一是由康熙九年上任的分巡天津河道副使薛柱斗主持。明清卫志“体制、内容与府、州、县志无异，而以军事为主”[13]，但由于明中后期卫所制度的“民化”[14]，故卫志中记述军事的内容逐渐减少，民事内容不断增多。康熙卫志共四卷，第一卷包含“沿革”“建置”“形胜”“渡跸”“至到”“古迹”等五门，第二卷包括“风俗”“利弊”“赋役”“户口”“籍贯”“官职”等六门，第三卷包含“功升”“崇祀”“名宦”“乡贤”“封荫”“科甲”“例贡”“耆寿”“冠带”“人物”“土产”“灾变”“宫庙”等十二门，第四卷为“艺文”一门。因此，在门类设置上，康熙卫志与府州县志并无大异。但是，该志虽然有24门之多，除“艺文”一门单独成卷外，其余皆是多门内容同属一卷，每一门内容皆粗略叙述。并且，门类缺略重复、颠倒混乱现象极为严重。如第一卷“形胜”与“古迹”，第二卷“户口”与“籍贯”，第三卷“功升”与“冠带”，“例贡”所附“寓贤”与“人物”门的设置皆未免重复。第三卷的“土产”门本属地方经济，“宫庙”本属形胜，却与“人物”“职官”共置一卷。而对天津地区重要的“盐法”“兵制”等内容却未见涉及。之所以出现诸多失误，虽然主持者有“拟修志书，以昭一代之盛”的想法，但因康熙十二年(1673)“奉天子诏书，缮治志书”[15]，于是只得“草草成书”，从而造成“体裁多未备，生民利害之大又无论矣”[16]的诸多遗憾。而乾隆二志较康熙卫志门类虽增加不多，但门类设置与编排更加科学。

首先，本次所修府志和县志皆未沿袭康熙卫志将明代《天津三卫志》的序跋置于卷首的做法，而是仅录当代官员与纂修人员所撰序跋，以彰显本次为首次纂修府志与县志。并且，府志和县志皆首置“天恩”一门，收录自清代以来关于天津的所有御制诏文，昭显当朝对天津的重视：“《天津卫志》虽有前明成祖临幸说，而事无可传。昭代定鼎以来，恭遇圣祖仁皇帝，方行清问，求莫时勤，巡历所至，膏雨优渥。濒海偏隅，得四瞻云日，阅兵、观海，典重疆圉；士庶林林，尽茹帝德。阅今数十年，父老犹传为美谈。谨即见闻所及，列之篇首，以昭圣模。”[17]如此安排，也突出了天津的重要地位。

其次，府志和县志皆根据天津的历史、地域、文化及发展特点，增加“河渠”“盐法”“田赋”“兵制”“学校”等门类，而对于难以归类的内容，统归“杂记”一门。乾隆《天津县志》修志凡例中提到“县本无志书，县志即卫志耳”，虽然天津县在辖区范围上等同于以往的天津卫，但该志体例设置较之康熙卫志更加科学全面、层次分明、因地制宜。如《天津县志》“人物”一门后附“寓贤”，广泛收录历史上寓居天津的外省名人。“田赋志”中附“户口”“屯田”“官籍”，追溯天津自古为军事基地的历史。“河渠志”中附“营田”，详载天津及周边的静海、沧州等地种植水稻的历史，为天津的农业史留下宝贵的史料。同治年间《天津府志》的重修，基本沿袭了乾隆时期天津志书的纲目体系。

乾隆二志虽然同时编纂，但门类设置与内容编排尚有不同。其中《天津府志》设“兵制”一门，是基于“我朝以天津总兵为直隶四镇之一，水师都统惟天津有之，经画重且周矣”的考虑，而在“兵制”一门之下附设“职官”，是出于“列营镇大臣者，地以人重，天子善任之意盖见诸此”[18]。而《天津县志》则针对天津“盖邑濒少海西隈，莱登、辽阳左右相望”[19]设“海防”一门，而在“职官志”中“兼列营镇诸臣者，仿史家百官志体，不敢偏举也”[20]。关于“驿递”一门的设置，《天津府志》考虑到“郡为水陆孔道，行旅雾集”故此专设一门，而天津县辖区内仅有杨青水驿和马驿，故《天津县志》在“城池公署”一门将之与“坊表”“津梁”“园亭”共附于下。

三、内容处理详略得当，史料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康熙《天津卫志》仅有四卷，而乾隆《天津县志》有二十四卷，《天津府志》则多达四十卷。康熙卫志虽有24门，但每门三言两语，记述极为简略。乾隆二志则将卫志的一卷多门扩展为每门一卷或多卷，内容增加了许多。但是，乾隆二志皆非一味追求篇幅的宏大，而是在内容记述上表现出取舍有度、详略得当。为保证所收内容的准确、科学，府志和县志皆在每门卷首，对该部分收录原则做简要论述。天津为古九河近地，许多河流历史悠久，故哪些河流入“山水”门，哪些入“古迹”门，何处详述，何处忽略，皆需深入探查，“……漂榆津入山水，又入古迹，禹河第入古迹，不入山水者，禹河故渎已为卫河，既志卫河，禹河第入古迹可也；漂榆则不可考矣，不可考故并志之也。……志直沽所汇诸水，而不叙古今疏浚之方者，古迹、河渠二志自详之，无事复赘也”[21]。由于“县为九河之下梢，一邑而众流汇之，山川一志，不敢不详”[22]，故《天津县志》在“山川志”中详细记述了康熙、雍正两朝对于三岔河口的治理情况。由于“县濒渤海。明万历间，议者谓天津、登、莱、旅顺鼎峙海、隅，由旅顺而东则策应朝鲜，由登、莱而南则策应淮、扬，我朝设满、汉官兵镇之，视明时镇卫时尤重”[23]。故《天津县志》在“海防”一门详述清代所设天津水师营、河标营、镇营、大沽营、城守营汛地中官兵情况及所设天津炮台、墩台的位置，并详细考证天津海道历史沿革。但是，虽然“邑本斥卤地，自雍正间并归兴国、富国、丰财三场三十五滩，且为巡盐诸大僚驻节所，志之固宜”，但“盐法繁重，仅就国课之在三场者，按经制载之，余不敢预”[24]。这样的处理既体现了方志作为一方全史的综合性特征，又避免由于完全照搬专门志内容造成卷帙的繁芜。

乾隆府志和县志在对古迹形胜、地理沿革、社会文化的历史考证中，参阅大量古籍文献，记述极为详实，“陵谷代迁，地舆易混。天津之为析津，青县之为清国，沧州之为三代渤海，南皮之为成安，盐山之为窦融封国，庆云之为鬲津，旧志凿凿言之，不免牵附，特据各史正之”[25]。因此，在“海防志”中，对天津海道、海运道的形成进行详细考证；在“山川志”“古迹志”“城池公署志”中，皆一一列出古今史书中的记载，详考天津每一条河流、每一处古迹；在“形胜疆域志”中广泛收录自古以来各书籍中有关天津地形优势的夸赞之词。尤其是府志和县志的“地舆志”中关于天津府县地理沿革的考证，从《禹贡》溯源，参阅《周公职录》《地理今释》《明一统志》《虞书》《史记索隐》《山海经广注》《方舆纪要》《小戴礼记》《日下旧闻》《经典释文》《史记正义》《尚书正义》等大量经史及地理著述，详实地考证了天津历朝历代的地理区划及归属，并将各时期沿革情况做成表格附于其后，便于查阅。

晚清学者高凌雯《志余随笔》中多处诟病乾隆二志，尤其是其中的人物志，指出《天津县志》名宦志、选举志中，多处存在考校失实、人名抄错的讹误。并且，由于“国朝惟盐院分巡、转运授受时日不爽，其他旧志职官大概多在康熙二十年以前，近年郡属案册可据者多在康熙五十年以后”，导致康熙二十年至五十年之间的职官情况“前后断续无可稽查”[26]，但通观这两部方志的人物志，《天津府志》共收录历代人物321人，《天津县志》收录87人，皆较康熙《天津卫志》增加数倍。并且，对于收录的很多前朝人物，往往要参考多种史料进行考证。如《天津府志》“儒林志”中对于唐代贞元年间进士幸南容，在详载《河间府志》对该人记述的同时，又另做按语：“按《万姓统谱》云南容高阳人，贞元进士，累官国子祭酒……与旧志所载迥殊，附识其事以广异闻”[27]，这样的按语在整本志中不时出现，很有可能是多人考证的结果。而对于收录本朝人物，常引时人为之所作传略，以求确凿。如《天津府志》所收清朝人物陈应夏，系摘录时人朱函夏《陈应夏传略》，所收武廷豫，系摘录时人杨廷栋为之所撰传。当然，由于吴廷华、汪沆二人“非乡人”，对于天津人物“不甚厝意”，造成“见闻不亲，采访不实，必多漏略”[28]在所难免。

此外，乾隆二志中诸多内容的撰述并非盲目迷津旧说，限于旧籍。如在《天津府志》“河渠志”中对于“直沽”的沿革考察，断言“直沽今谓之海河”，否定旧志认为直沽为逆河的说法：“今之渤海即古之逆河，盖未尝亲履直沽，得其形胜，乃逞臆而为之辞，适见其陋。”[29]其将旧志“臆而为之辞”归因于“未尝亲履直沽”，想必编纂人员亦“亲履直沽”进行了实地勘察。而由于天津自雍正间“改县设郡，百度更新”，政治地位上升，对城池公署大加修缮。两志对于天津建筑、官署、庙宇的地理位置、内部结构的详细记述，则更需进行实地考察，才能得知真实状况。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二志的主修吴廷华、分修汪沆，作为生于江浙地区的江南士人，对天津的地理、物产情况有着独特的观察视角。如对于津门竹子的生长情况就有一个细致的观察，“植者颇多，较他处茎叶稍细”[30]一语道出南北之间物产的差异。

由于乾隆初年，四库馆尚未开放，大量官方古籍尚不能查阅，再加上天津设府不久，文化尚欠发达，乾隆《天津府志》与《天津县志》纂修人员经常感叹资料的匮乏：“海滨僻壤，艰于购书，并旧志善本亦不可得，编纂所及，未克精详”[31]，因而造成“乾隆县志所纪明制大率依据卫志而书，而开国以来九十余年之事，不免遗漏”[32]。清制，各府、州、县按其所处地理位置、辖区情况、贫富程度及治理难易，分为冲、繁、疲、难四等，凡四字占全的为最要缺。清代光绪以前，全国设府185个，知府为冲、繁、疲、难的“请旨缺”占28个，天津府为其一。乾隆时期全国设县1345个，属冲、繁、疲、难“最要缺”的占28个，天津县即为其一。[33]因此，天津府县各级官员在政务繁忙、棘手，资金不足的修志条件下，短短两年时间同时修成这样两部体例完备、考证精详、内容全面的志书，实属难能可贵。并且，自康熙十三年《天津卫志》修成至乾隆二年《天津府志》《天津县志》启动的六十余年，天津在建置、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显著，因此，乾隆二志可谓是“志稿属草创，无粉本可凭”[34]，在内容、体例、规模上皆具有开创意义，为天津此后的修志活动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