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利坡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北京 100029)

此文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百年中国文化建设》一书的前言，发表时文字有改动。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2]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既是对当前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指示和对未来中国文化建设方向的擘画，同时也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为开展对百年来中国文化建设的研究提供了根本指引。

一、“文化建设”界说

(一)“文化”

在中国文字中，“文化”一词很早就已经出现。“文”本意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后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再引申为人为修饰、修养及美、善、德之义，与质、野相对。“化”表示动作、行动过程，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培育，后渐引申为教行迁善。“文”“化”二字连用，较早见于战国末年《易·贲·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以后，“文”与“化”已正式合为一词，如刘向《说苑》中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尔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晢《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有“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等。这些例证都充分说明，从古代开始，中国在治理天下、管理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就讲求“文治”“教化”，注重以平和、柔性的方式方法来解决治国理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化解冲突，恢复秩序，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采用暴力手段或武力方式。“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3]

中国文化自古形成的这种传统，与西方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西方语言文字中的“文化”一词源自拉丁文的Cultura，其主要意思是开垦、种植。在中世纪以前，该词的主要含义始终与农业种植联系在一起，即主要指物质文明，到了近代才与人类精神、社会制度和教化等联系在一起，但其中始终包含着一种强烈的奋斗、征服的色彩在内：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征服自然，征服人类自身。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逐步接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并用之来重释中国古代文化，但并未形成完全一致、普遍共识的“文化”观念。例如，梁启超认为文化是“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4]，从而把人类一切历史现象都概括为文化。陈独秀认为文化的内容包括“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5]。梁漱溟认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6]。“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通常人们所说的“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广义的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7]。胡适认为“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8]。陈序经主张“一个比较完备而透彻的文化的意义，要是[是要]对于物质的文化与精神的文化两方面，能够加以兼顾”[9]。陈登原认为，“所谓文化，乃创造而变通，变通而进步，彰明昭著之美迹焉”，而所谓“中国文化者，盖指吾民族创变穷通之事。”[10]显然，上述诸家对文化的界定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例外，即他们对文化的界定都是在近代西方文化观念的熏陶影响下形成的，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观有明显差异。

与“文化”相类的，还有“风”“风化”。《易》：“风以动之”；“挠于物者莫疾于风。”《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诗序》：“关睢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自然之风一旦刮起来，就会迅速影响万物。受此启发，中国的先人们把君子的美德比作风，这种美德之风刮到哪里，就会迅速影响到哪里的民众，从而形成良风美俗。对于这一过程，梁启超曾形象地描述说：

夫风之起于蘋末，则调调刁刁而已。其稍进也，则侵淫而盛于土囊之口。及其卒也，乃飘忽淜滂，激扬熛怒，蹶石伐木，捎杀林莽。夫国之有风，民之有风，世之有风，亦若是则已耳。其作始甚简，其将毕乃钜。其始也，起于一二人心术之微，乃其既成，则合千万人而莫之能御。故自其成者言之，则曰风俗，曰风气；自其成之者言之，则曰风化，曰风教。教化者，〈风〉气习俗之所由生也。[11]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百年中国文化建设》中所使用的“文化”一词，兼取其古义和近代以来形成的新义，同时参用“风化”“风教”之义，侧重叙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所做的种种探索及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及其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而对于那些纯属专业领域、学术化、小众化的内容，则一般没有涉及。

(二)“文化建设”

“建设”一词本义指设置、设立制度、行政机构等，如《礼·祭仪》“建设朝事”，指设立旦朝祭祀的礼仪制度。后来引申指兴建、营造、建筑等。“文化”与“建设”二字连用，指在文教、礼俗等方面所提出的相关思想观念理论主张、为贯彻实现这些思想观念理论主张而制定的相关制度、设立的相关组织机构、采取的相关举措及其社会政治影响等。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一般习惯于把“文化建设”理解为“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体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事业的建设”[12]。这样的界定就正常建设时期而言，尤其是对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组织而言，自然是比较妥切的。但是，在建党以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执政党，即使在党所领导的根据地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围剿，很多建设措施也都无法实行。在革命战争时期，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服从于、服务于党的根本任务，动员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逐步团结起来，参加到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来，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文化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党的信仰，党的初心、使命，用适当的方式方法，传达到全社会，并进而凝聚民心，汇聚力量，形成强大的革命队伍，共同完成革命使命。换言之，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党的文化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选定理想主义、高举旗帜指明斗争目标和方向、凝聚鼓舞人心共同奋斗，“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3]把争取“人心”、凝聚“共识”看作文化工作的最高目标，也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那样：“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14]

二、百年中国文化建设回顾

文化的发展变化总是与经济政治的历史变迁交织在一起。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历史处境，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落后和困局，同时也表现为“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思想文化变局。百年来，围绕救亡和复兴的历史主题，中国主要政治派别都在探索中国文化建设之路。在此过程中形成三条明显不同的建设道路：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建设，二是国民党主导的“本位文化建设”，三是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的“全盘西化”。在20世纪上半期，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拥有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优势，“本位文化”论一时曾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全盘西化”论因有欧美势力支持，也曾经风行一时。

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致力于发扬光大五四时期所开创的新文化传统，守正创新，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突破重重围困，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主流，而“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则逐渐式微，最终退出历史大舞台，1949年后只在台湾省等个别地区和极少数知识分子中还残存着一些影响。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系统而明确地阐述过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文化观和历史任务，即“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这一理念之下，近代中国革命不仅仅是武力暴动和政治经济变革，文化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题中之义。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5]。

依据这一基本观点，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化，一面是“帝国主义文化”(“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和“半封建文化”(“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它们反映并服务于旧的落后的经济与政治，是要打倒的对象；另一面是作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在新旧文化的斗争中，“‘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前一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观念形态上反映并服务于这一个革命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16]。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所面临的环境和发展任务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应地文化建设方面也就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半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被摧毁，它们所结成的“文化上的反动同盟”趋于瓦解，新民主主义文化暂时成为整个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其次，随着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继续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尚属于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的文化，此时已逐渐地转变为需要被改造的对象。因此，进一步肃清“半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影响，并且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全面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相适应的“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立足时代主题转换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推进文化发展，并逐步将之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提出和推进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大力推进文化建设，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思想保障和精神力量，而且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7]。

三、中国共产党与百年中国文化建设研究路径

(一)当前研究的现状

五四时期，文化研究曾经是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课题，这一热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研究一度沉寂，直到改革开放后，文化研究才又重新兴起。近年来，中共党史学界、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等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论著。从整体上看，这一领域的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聚焦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重点探讨中共党内文化建设和相关制度规章的形成及发展演变等[18]。

二是较多关注党的领袖[19]和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历史人物。

三是分期性、专题性的研究较多，对五四时期、延安时期、建国初期的专题研究[20]尤多，而打通建党、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七大不同历史时期，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探索中国文化建设之路、引领中国新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整个过程进行贯通性研究的，并不多见。

(二)历史贯通性研究的路径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主流。深化中国共产党与百年中国文化建设的研究，对于当前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做好中国共产党与百年中国文化建设研究，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历史文化观，注重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文化建设之路的历史贯通性研究，从而“弄清历史、现实、未来三位一体的内在联系”[21]。

1921年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22]，在思想文化领域所向披靡，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奋斗、前进的核心力量，并最终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中华民族的新国家、新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摆脱贫穷落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进。通过历史贯通性地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乃至民族复兴的伟大任务而言，不仅有益，而且必要。

《中国共产党与百年中国文化建设》一书为这种研究路径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参考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分析。在对从建党到新时代七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文化建设的宏观进程的考察的基础上，该书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3]，从而具有了知史明理、知史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现实教育意义。

面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的历史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建设是一个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且尚有诸多问题需要开垦和深化。继续加强这一研究，是新时代赋予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