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璐璐，范 旭

(辽宁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囊括了诸多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的古代典故、经典名句等，总是给人以思想启迪。其英译本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和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性读本。针对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对外传播，应该多采用归化策略还是异化策略？如何让读者在准确理解用典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保留中国文化内容，同时规避不规范的“中国式英语”，通过异化策略把规范的“中国英语”传递给世界，是现阶段我们应该加以提倡的翻译理念。

一、文化翻译观概述

“文化翻译”这一术语最初源于人类学[1]，但在苏珊·巴斯奈特与安德烈·勒菲韦尔提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2]之后，受到了学者们的更多关注。当然，对其理解也存在分歧。廖七一认为，“归化的翻译方法与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在实质上是一致的。”[3]379例如，英语中的“pig might fly”通过归化翻译为“太阳从西边出来”，“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是归化译法的延伸”[3]381。换言之，廖认为文化翻译观是对源语文化的一种“转换”，并非对源语文化的“保留”。然而杨仕章则主张，“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4]67可见，杨理解的文化翻译观是以异化策略为主，是对源语文化的“保留”而非“转换”。实质上文化翻译中“保留”与“转换”的矛盾可以追踪到翻译的基本矛盾，直译还是意译，归化还是异化，这场“官司”一直是翻译界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