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东超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

（一）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的吸收借鉴

1.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及国家治理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及国家治理思想是在批判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从国家治理视角研究、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思想，不难发现，二人关于国家治理的论述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国家理论批判的基础上，蕴藏在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和设想中。同时，工人阶级运动特别是巴黎公社的斗争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观点形成的重要理论源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很多是预测性的。”[1]但这些预测性的观点、思想为后来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提供了根本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家问题的卓越见解就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中去认识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国家治理的相关问题。马克思早期主要是从国家与市民社会、法律等关系中研究国家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3]。在马克思看来：“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4]。这些论述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无论是国家的兴亡更替，还是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合理，其共同的基础或前提都是现实的人的生活，都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从根本上制约着国家治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无疑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解释国家及其相关活动和现象，在国家治理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建立起有机的逻辑联系。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必须重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这一重要基础。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国家在管理和治理全社会共同事务方面的基本功能。这点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国家职能的考查上，也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国家职能以及巴黎公社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职能的考查上。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马克思分析古代印度社会时，就反复强调“公共工程部门”的重要性。马克思在考查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监督劳动”时提出，国家政府的职能“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5]在国家活动中，国家职能具有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双重属性，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职能相辅相成，现代国家必须对全社会共同事务承担其管理、治理职能。

2.列宁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考。在社会主义治理问题的探索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也未能进行相关的治理实践。一直到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真正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的并行。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构想和举措，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给予很多启示。列宁围绕着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更好地执政进行了有益探索，无产阶级政党执掌和运行国家权力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始终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苏联成立以后，社会主义虽取得一定发展，但国内外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社会主义国家最大限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为建成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这也是列宁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实践与理论探索。

3.斯大林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政策。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顶住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在苏联开启建立起社会主义建设。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斯大林从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开创了一条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特色道路，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逐步形成了斯大林体制，也就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6]遗憾的是，斯大林本人没有看到高度集权本身固有的严重缺陷和弊端。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国家治理体制的危害，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上加以改进，但对教训总结不够深刻，因而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改善。戈尔巴乔夫推行全面改革，不仅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取消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否定党的意识形态领导，甚至逐步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面的历史教训极为深刻，需要深刻总结与反思。

（二）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现代转化

1.中国古代“和合”思想。从史料看，中国古代存在“治”“治理”并用的事实。在《明代史料全文库》中治理一词出现348次。《清史稿》中治理一词出现603次。从词源学和语义学角度看，治、理和治理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家治理”代表了一种更为综合的、可操作的评价体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从而达到协调统一的状态。“和合”思想具有悠久的思想渊源和文化传统。“和合”一词最早出现在《国语·郑语》中，与西方神创论不同，中国古代不少思想家认为万物是派生于不同事物诸因素之间和合的结果。“和合”思想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万物化生、事物的不断运动变化以及天下的治理也是“和”“合”的作用，更是古人对大同社会的追求。推进国家治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相契合，可以有效引导国家治理各领域协同推进。

2.进化的社会秩序观和平等的社会关系观。康有为通过对“公羊三世说”的改造打破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社会秩序循环论，形成了社会秩序进化观点。他把进化论思想融合到“三世说”，并结合《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康有为认为，“三世”的发展进程不可逆转，如果试图超越历史阶段发展，就会破坏社会秩序。康有为的“三世说”，最突出的特点是跳出了循环论的思维方式，坚持用进化论的思想理解社会秩序的发展，并坚信社会秩序一定是向着大同世界方向发展。与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家把伦理本位的社会关系神圣化（最经典的描述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相比，近代社会思想家都强调社会关系平等的重要性，其后为社会发展与进步奠定了一定基础。

3.民生思想与中国古代治理思想的民本思想。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家继承了古代社会思想家重视民生保障的传统，并将民生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最具代表性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思想。孙中山提出的“民权主义”，较为系统地确立权力运行的民主思想，其之所以成为民主思想，就在于明确提出“革命以民权为目的”，实际就是“民主目的论”，这是民主思想与民本思想的根本区别。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出发点是促进经济平等，他说“所谓要实行民生主义，缘因于贫富不均”，这种观点与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思想中的民生观点有明显不同：中国古代民生问题始终以维护封建王朝统治为前提，即民生凋敝导致王朝灭亡，要维系王朝统治就要重视民生。孙中山先生的出发点是防止人民内部出现贫富分化，这便具有了国家治理的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中国化进程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理论的初步探索。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全新的国家治理探索，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推进国家治理是一个不断探索、渐进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着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7]的战略目标，为未来国家的建设提供了设想。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理论的深化认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围绕国家治理提出了新思想和新论断。首先是国家治理重心的转移。这一时期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推动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逐渐转向经济建设，不断激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探索经济建设和政治运行的规律，开启了中国式国家治理之路。其次是赋予国家治理明确的方向。在党的十二大上，其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逻辑与科学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是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的必由之路，赋予国家治理正确的方向。最后，确定了要实现的治理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重要论断既是评价国家治理的科学标准，也是国家治理需要实现的目标。江泽民同志在已有治理思想基础上继续丰富国家治理思想，提出推进法治化建设。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法治”的概念，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法治开始成为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实践路径。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继续把国家治理推向前进，根据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强调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思想。这些都是对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拓展。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人“摸着石头过河”，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新时代背景下，国际格局的复杂变化赋予了新时代国家治理所承载的特殊使命。

3.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8]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国家治理的实践逻辑

（一）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上的伟大历史性成就

1.中华民族迎来了由乱到治、由穷到富、由富到强的伟大历史性转变。曾经“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彻底击碎，“施治有序”的东方大国陷入战乱、分裂的境地，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遇到了严重危机。从1840年到1919年，连年的战火和外敌入侵，基本摧毁了国家制度的运行机制和社会秩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民族解放开辟了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是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立为奋斗目标，肩负起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任。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经过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艰辛实践，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逐步从发展大国走向发展强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从硝烟炮火中的百废待兴到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享誉全球，从内忧外患双重冲击到内外联动、开放融入，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下，实现了由乱到治、由穷到富的伟大历史性转变。

2.社会主义中国迎来了由照搬探索到自主建设，由简单规划、相对清晰到立治有体、施治有序的伟大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面临的治理情况和治理任务极其艰难，“既要建设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制度体系，又要治理一个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大国”[9]。在这种状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这个新生政权。当时，正是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然而，这种在“模仿”“援助”之下的制度建设和治理探索，最终因为中苏关系恶化以及苏联模式弊端的逐渐显现，出现了新的问题和困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历史特殊性，在党的八大提出“以苏为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真正开始“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形成和发挥了党在各方面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论断、重要战略要求。一个政权从建立到稳定，一个社会从混乱到有序，需要经历漫长的制度建设过程。社会主义中国从以照搬苏联经验、模式为主到意识到苏联模式弊端，提出“以苏为鉴”，从被孤立、封锁到主动融入并推动全球化浪潮，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规划、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艰难起步，到形成一整套基本制度并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在“立治有体、施治有序”的道路上继续向前。

3.中国人民迎来了由受奴役受压迫到翻身解放，成为国家主人、治理主体的伟大历史性转变。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巨，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10]。经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与民族国家的价值追求。依靠人民群众、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民族凝聚更有了一个坚实内核，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的探索经验

1.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谋划全面深化改革。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虽然仍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测的大时代推进，但其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测。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治理实践，究竟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以坚定的制度自信推进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重大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有效有序治理，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的治理与发展，团结带领人民，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进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当代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取得伟大成绩的重要前提，那就是人民选择的政党，从人民利益的高度谋划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3.立足新时代，构建宏大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体系化集成效应的释放，依赖于最优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可以理解为维持国家秩序的一套制度安排，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是一个具有开放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市场经济系统、政权机构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社会组织系统、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国防军队建设系统、执政党建设系统等八大系统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国家治理能力体现在国家机构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方面。国家治理形成一个体系性、系统化的结构，每一个治理都是一个独立的族群体系，而相互之间又构成更大的治理结构。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方略作了具体阐释，分别回答了新时代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历史使命、社会主要矛盾、战略步骤等一系列问题。立足新时代，构建宏大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突出总体性，需以一种整体治理视角思考和理解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三）探索多方面显著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趋向

1.提升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国家治理能力。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厘清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时代内涵及其辩证关系，以发展阶段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背景，准确把握国家治理在新时代的世情、党情、国情的新变化，预期作出适合当前发展阶段的战略调整；以问题导向作为国家治理的重点内容，针对现阶段的发展需要，结合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加强治理的问题导向研究，进一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治理要求；以社会发展领域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领导、“一国两制”、军队、外事等不同领域创造性地促进各方面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求，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科学指引和重要保证，坚持把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坚持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坚持经济建设的强国之路，坚持把中国的发展融入到世界发展当中去。

2.推进国家治理的国际比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国际比较，厘清我们的政治立场，强化我们的政治定力。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也深受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西方的治理观体现出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主张，更是有西方强国不遗余力地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推广其“普世”的治理制度和治理模式。在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前提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创新和改革是为广大中国人民的福祉，而进行的政策制定和理论研究。

3.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正式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国家治理问题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梳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大观点，就是要推广关于国家治理的最新成果，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与中国具体治理环境和实际相结合，立足大势，服务大局，着眼大事，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提升建言。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除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实践摸索，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无法提供高效的治理参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发展党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探索成果，结合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提出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治理经验和治理模式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国家治理的价值逻辑

（一）“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我们讲的国家治理不是其他类型的国家治理，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国家治理指出了方向和立足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使“人民为中心”不仅停留在观念形态上，而且也寻找到了实施路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价值支撑，有助于深化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能够推动两个百年目标、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有效实现。

2.“人民性”是决定中国共产党肩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庄严使命。解决好为谁执政的问题事关党和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人民拥有主权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最优选择的结果，也是先进的政治制度的直接表象，人民持有权力不需要掩饰，是理直气壮的，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中才能真正实现人民治理。要“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11]

3.“人民至上”始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注重人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及人的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该制度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二）制度优势的价值引领

1.充分发挥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而获得的，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进程中展开的，也是在为中国人民谋求自由解放和幸福生活的不懈努力中创造的，还是在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得到表现和实现的。

2.制度优势与治理优势。中国在实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方面，尤其是在4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显示了良好的绩效[12]。应将“治理”放在“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全面进步，见证了在发展中国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可行性[1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制度”与“人”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围绕着治理体系化建设思考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治理之道，始终着眼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等中心命题与体系性建设推进各项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独特的治理优势和制度优势。

3.制度优势激发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形成的国家治理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的一种创新成果，这也让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全国人民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笃定前行的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而在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过程中，也积累了多方面的制度优势。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使社会主义彰显出更为广泛的制度优势。

（三）共同富裕的价值要求

1.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中国改革的伟大进程，是致力于共同富裕的目标兑现的历程。百年之后国家怎么发展，其中一以贯之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14]，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治理规律规定着中国共产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符合最先进生产关系的要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消除贫困的最重要抓手。作为被马克思称之为最活跃的革命力量——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更替的最终决定力量，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推动力量。唯物史观坚信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是先进生产力的创造主体，作为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组成的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也必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站在生产力发展的最前沿，瞄准生产力变革的领域和空间提前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整体布局，为生产力的释放和质的飞跃提供平台。

2.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接续推进共同富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中国从全面脱贫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稳健步伐。”[15]

3.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