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 谷松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走过了100年的风雨历程。回顾百年，中国共产党把一个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新中国，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够认清中国国情，探索并遵循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规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中心问题。因此，党长期坚持扎根农村工作的总方针，为中国乡村社会发展谱写了现代化振兴之路。本文以建党百年历史为线索，探寻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为构建新时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加快推进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参考。

引言

目前，关于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关于中国乡村传统政治文化的定位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古代中国是以农业文明见长的大国，乡村传统政治文化源远流长。骆正林认为，古代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乡村是国家的基本单位，是王权的基础，乡村政治文化以家族文化为主要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力量的博弈与合流实现了对乡村的统治[1]；林辉煌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包括“皇权不下县”“准官员文化”“民间精英文化”等内容，乡村自治以家族来实现，一个乡村构成了封建社会政权的基本单元，在政治文化语境下，中国乡村传统政治文化体现为臣民文化[2]。两人观点的共性在于，都包含了政治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互动的意蕴。二是关于中国乡村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研究。在民国初期，国民经济凋敝，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其传统政治文化也因现代政治文化的冲击，而逐渐陷入危机。梁漱溟由此提出“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乡村建设是建设中国的根本，乡村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伦理，且一脉相承发展至今，应该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经验，培养乡村组织，启发农民自觉自愿接受教育，养成“新政治习惯”[3]；晏阳初强调，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等四大弊病，主张重点对农民进行“四大教育”，以达到教化百姓提升全民素质的目的[4]。可见，如何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乡村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成为重点研究问题。三是关于当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发展方向的研究。张芳山等提出，要发挥乡村精英的引领作用来振兴乡村政治文化[5]，邱建生等从乡村治理的视角探讨，认为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元化、交叉学科研究等特征[6]。国外关于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较有影响的是美国学者弗里曼等三人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探讨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华北农村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工作对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发展带来的决定性影响[7]。

目前，从建党百年的历史维度梳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变特征及经验研究为数不多，本文选择这一视角，概要地阐释在中古共产党引领下，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百年演进的主要特征与基本经验。文中所涉及的政治文化概念与国家化概念，这里做一下说明：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是指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政治事务的认知、态度与心理的总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主体则定位为生活在乡村的农民群众。可见，政治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而国家化是指，人们超越血缘氏族组织设立国家政权，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组成社会的人们获得国家性的过程[8]。国家化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时期，某群体的政治文化体现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与融合，使政治文化具有了国家性的特征。

一、建党百年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的主要特征

（一）大革命时期民主革命大潮冲击中国乡村政治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经历了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运动浪潮，但是总体上，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并未发生质的改变，仍以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乡绅文化统领下的等级思想、世袭思想、宗法思想、忠君思想仍然是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主流，束缚着中国农民的政治认知。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爆发、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种面貌才发生了根本改变。此后，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便始终与党在乡村开展工作息息相关。

1.党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农村工作并非党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篇重要著作，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正确制定农民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报告中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9]。至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在广大农村的实际工作中也取得重要成就，为中国乡村传统政治文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动力。

2.大革命时期党在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为配合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领导农民运动，建立党支部和农会组织，对农民进行民主革命思想与文化知识的教育等。

一是领导农民运动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最高形式。北伐战争的胜利掀起了民主革命的浪潮，为党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开辟了道路。农民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成立农民协会，在农会对农民进行文化知识教育、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开展抗粮抗款、减租减息减押等斗争。二是建立党支部。中国共产党较早就认识到“支部应成为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组织”[10]。中共一大后，陈潭秋领导成立了陈策楼、八斗湾两个鄂豫皖边区最早的南方农村党支部，弓仲韬在1923年8月建立了中国北方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台城特别支部。1925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并从事发展党员工作。1925年10月李大钊在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上提出，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中巩固党组织[11]。第三，对农民进行民主革命思想与文化知识的教育。1923年9月，湖南省衡山县岳北农工会成立，对农民进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开展提倡男女平等、禁止裹足，反对虐待妇女等妇女解放运动。1923年冬，毛泽东派人在湖南创办农村补习教育社，编写农村教育计划。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一带建立农民夜校，很快发展到20多所。农民在夜校学习，不仅提高了文化水平，而且进一步提升了政治觉悟，夜校的教育活动也成为毛泽东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有效阵地，为全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准备了条件。

3.民主革命的政治文化。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给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给长期处于封闭、落后、保守状态的中国乡村带来了清新的氛围，中国农民内心的革命火种逐渐被点燃。

一是隐忍顺从的臣民文化被解冻。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国统治，形成了以臣民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乡村传统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封闭性、保守性、冷漠性。诚如马克思所言：“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因素”[12]。党在乡村领导农民开展农民运动，成立农民协会，与地主恶霸做斗争、分田地，通过实施减租减税，反抗封建军阀，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初步认识到自己拥有了自由、平等的权利，革命热情高涨，冲破了中国乡村臣民文化的羁绊。

二是孤立分散的“小农意识”被冲破。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孤立性、分散性等特征，导致农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表现为自由散漫、各行其是，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与强大的封建地主和军阀势力对比，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导致农民阶级不敢参加革命、害怕革命甚至仇视革命，自私、保守、狭隘等弱点由此显现。党通过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与动员，借助农民协会把分散的农民个体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地主政权。农民群体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增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对分散的“小农意识”形成巨大冲击。通过党的思想教育使农民意识到，只有组织起来，农民才有力量，才能达成自我解放的愿望，同时也推动了集体主义意识潜移默化地传播与强化。

三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文化被撼动。党的思想教育加上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使民主革命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对封建宗法文化构成了巨大冲击。旧中国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是受压迫最深重的群体，他们内心具有革命诉求，但是却被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宗法思想禁锢，农民无法享有自由、民主、平等等权利。通过参加农民协会和夜校，农民学习了文化知识，了解了国内外形势；党的思想教育加上身边的改变，使农民认识到被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压榨的原因，明确了可以通过民主革命改变自身的地位与命运；通过积极参加禁烟禁赌、破除社会陋习、解放妇女等活动，农民内心革命的种子被激活，中国乡村一扫过去封建宗法文化的陈腐气息，社会氛围为之一新。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毛泽东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变化：“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13]。

（二）土地革命时期动员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土地革命时期，党通过“八七会议”确立了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基本方针，并走出了一条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部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道路。共产党通过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分田斗争，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建立苏维埃政府。由于切实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农民革命的热情高涨，使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文化向动员参与型转向。

1.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部队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9]。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和分田斗争。1928年5月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湘赣边界统一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9]。在此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为解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奠定了基础。1930年6月，根据地颁布《苏维埃土地法》，以法律形式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最重大的社会变革。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吸收更多农民代表参与政府管理；1931年冬，根据地开始在乡建立党支部，村建立党小组，在基层发展党员。

2.动员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期，党一直是以广大农村作为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基地，成为动员参与型政治文化形成的现实基础。农民拥有了土地等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待革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乡村动员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为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参军支前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例如湘鄂赣根据地，从1930年9月到1931年3月，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9]。地主阶级被消灭，贫苦农民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在管理农村事务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逐步培养出参与政治的热情。由于自身的特质，农民阶级在革命过程中还无法实现自觉，因此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参与政治，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使其保持革命的积极性，这是实现工农联盟的重要保障，也是动员参与型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一过程表明，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农民的实际利益，在文化上对他们进行教育，解放其思想，“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13]。

（三）抗日战争时期团结抗战的政治文化

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当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中共产党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1.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一是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从1937年到1938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党的领导下创建了五个规模较大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以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以党的武装力量为主体，以敌后广大农村为空间，通过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发动和武装群众，凝聚成最广泛的抗日力量。

二是建设抗日民主政权。1937年9月，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随后相继建立了晋西北、山东、晋冀豫等十二个根据地，组建了边区（省）或相当于省一级的政权。1940年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根据地政权在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的原则[9]。

三是调整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1942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两个文件，其主要内容为：第一，减租减息政策的目的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保证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二，现阶段的土地政策是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因此实行减租减息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地权、财权和人权，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9]。

2.团结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与儒家文化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农民谦卑、隐忍、和顺的民族性格，同时又具有坚韧、不屈不挠等优秀品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当中国共产党振臂一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的口号时，中国农民群起响应，绝不做亡国奴、顾全大局的思想意识得到广泛认同，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得到空前强化，这种现代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家国情怀相互融合。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农民的奋斗不息、抗战不止、团结一心、勇往无前的斗争精神浸透了中国乡村的政治文化，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四）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

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9]。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应该包含：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与态度，对革命对象——反帝反封的认识与态度，对革命的目标——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认识与态度，以及对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的认识与态度等。

1.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农村的工作主要以支前为中心开展解放区各项事业，与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建设相关的工作主要包括：民主政治建设、练兵与生产工作、土地改革运动以及整党工作等。

民主政治建设。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所有新解放区都迅速建立人民政权，并依靠积极分子建立农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在一些老解放区，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的建设，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调整干部配备，健全领导机构。

练兵与生产工作。1946年3月和5月党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和《中央关于练兵的指示》，强调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安全建设，解放区的练兵与生产工作成为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内容。

土地改革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封建主义成为主要矛盾。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其中心思想就是将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仅1946年8月至10月，各解放区就有30万翻身农民参军[9]。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广大农民从土改运动中更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认清了革命胜利发展的前途，对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充满期待。

整党工作。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要求大批从事土改工作的干部深入乡村，领导开展整党工作，并实现了将土地改革、整党建政和准备春耕等工作结合起来的工作模式，提升了工作的实效性。通过整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群众基础更加牢固，为争取土改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思想保证。

2.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整体上体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征。党在中国乡村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赋予农民参与政府事务的权利；经济上通过执行《五四指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打破了土地所有制上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农民获得了经济权利。农民深刻地意识到，要使已经获得的权利保持下去，就必须建立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权，阶级意识、政权意识和工农联盟意识进一步加强。在此基础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顺理成章地融入中国乡村的政治文化当中。在实践中表现为，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踊跃报名参军、支前工作等。中国农民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正面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农民对新中国的认知与憧憬也越来越清晰，工农联盟的思想意识进一步得到加强。

（五）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化的政治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决策转变成为国家意志，直接作用于中国乡村，乡村政治文化进入国家化的发展时期。在过渡时期，党在农村通过开展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事业，开展祛除旧社会痼疾的斗争等，使农民拥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改革开放时期，党在乡村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走上了富裕之路；新时代，党倡导实施乡村现代治理，并通过农村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精准扶贫策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一步赋予农民以主体性。即通过构建现代的乡村政治文化来助力乡村的现代治理，这已经成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部分。

1.党在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农村工作以农村政权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恢复和提升农业生产力等为主要内容。

（1）党在过渡时期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农村工作主要包括新解放区农村政权建设，开展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建设农业互助合作事业，对农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有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带有半政权性质的农民协会组织。建立民兵、自卫队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巩固和保卫乡村人民政权。进行划乡和建立基层政权的工作，同时开展土地改革。1950年6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借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基础。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各地农民可以通过乡农民协会会员大会或农民代表会议民主选举乡人民政府。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定乡为国家最基层的政权[14]，实施各项民主改革，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开展了祛除旧社会痼疾等运动。

1953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和《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农村进行粮食统购工作，计划经济在中国乡村启动，全国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形势缓和下来。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合作化运动发展猛烈，仅半年时间，全国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达到7 5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3.3%。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完成，实现了中国土地的公有化，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也随之建立，标志着我国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2）党在“大跃进”时期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客观上引发了“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开展。农业“大跃进”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人民公社为单位，对农作物产量指标的严重浮夸以及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1959年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提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开始对人民公社运动进行有限地反思。

（3）党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作。安徽凤阳小岗村实施的土地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2年颁布的《宪法》正式确认了“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农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把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提出要保障村民自治权利，农民群众依法选举村民委员会，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从此，中国乡村基层民主建设逐渐步入正轨。

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党在农村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首先，逐步取消二元结构的农村户籍制度以及附加的各种限制性制度。2014年7月30日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使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其次，2002年10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在全国确立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据2021年1月发布《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统计调查报告》现示，农村地区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率达到97.6%；最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策略，进一步打破了城乡二元治理，给予了中国农民更大的自由权和发展权，开启了中国乡村治理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2.国家化的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乡村政治文化表现为二元结构状态：即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主要是以党的领导为主要影响力的新型政治文化，而在解放区以外，则是宗法势力主导的乡村政治文化。新中国成立后，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与追赶世界工业化两大任务都需要新政权强化国家的绝对权威。乡村作为中国版图的重要组成，必须驱除封建文化和封建宗法势力，整合社会心理，再造民族精神，为实施乡村社会整合，国家权力触角必然要延伸到乡村内部，从而开启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国家化的新征程。国家化的过程，就是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与国家意识形态互动的过程中，逐步获得国家性的过程，具体表现为：

一是党在农村的工作都来自党中央的决策。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决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党在农村的工作以执行国家意志为主要形式，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与国家意识形态互动的过程中，具有了国家性的特征。

二是国家化进程是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主导下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进行的。1954年11月，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作出在过渡时期巩固与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决议，明确要使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快速有效地贯彻到社会最基层，组织和动员农民群众，完成过渡时期工作目标，并在农村中继续发展200万到300万名党员[15]。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蓬勃发展，成为乡村政治文化国家化的中间环节，联结了党中央与乡村农民群众，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的直接代表，成为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领导核心。

三是国家化的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构成。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包括精英文化、民主文化、农民主体性文化等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状态与作用都在不断变化。

精英文化。中国乡村的精英文化源于精英群体。该群体在革命时期对应于中国传统的乡绅阶层，该阶层主要由当地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赋闲乡村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在乡村社会具有影响力的人员构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精英群体构成出现一些新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更大比重来自农民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等；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农村社会的中产阶层、富人阶层等也加入其中。该群体对国家意志的认知与态度直接影响着广大农民的认知与态度，他们是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代表。随着中国农村改革不断深入，新精英群体的构成也出现了新变化。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等群体创新创业。伴随高校毕业生回乡、返乡农民等创新创业群体的出现，他们必然成为中国乡村现代经济的主力军，成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传承人。

民主文化①本文所阐释的民主文化，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刚刚开启之时，在中国农村发生的村民自治现象，再到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进行引导，在中国乡村所进行的选举村民委员会的基层民主选举活动而形成的民主文化，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中国乡村的民主文化主要源于农民对乡村自治的需求，它形成于基层民主选举的实践，即广大农村实施的村民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活动，具有中国特色。首先，中国乡村的民主文化是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之上，具有宗族意识、面子文化等因素，与西方民主所产生的文化基础完全不同质；其次，广大农民具有自治的需求与实施自治的能力。开启基层民主选举实践的初期，广大农民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参与民主活动的信心与主动性。经过40多年的基层民主实践，中国农民基本上具有了参与村务治理、民主选举的意识，对于民主选举运行的程序、意义与目的有了较为成熟的认识，积累了一定的参政技巧与参政能力。最后，农民参政意识主要由参政活动的有效性决定，即功利目标暂时超越价值目标对农民的参政行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中国乡村民主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

农民主体性文化。农民主体性文化主要表现为农民主体意识的增强。首先，农民主体意识的增强，是以其政治参与权利的保障为基础。中国乡村民主政治文化在政治维度上使农民主体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随着农村现代治理进程的推进，农民政治参与制度不断完善，农民对自治的需求与实现又上升了层次；其次，农民主体意识的增强以其经济基础为前提。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从根本上保障了中国农民的经济权利；最后，农民主体意识的增强，有赖于党中央对农民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台，例如农村户籍制度改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消除，赋予农民以更高的主体认同。农民主体性文化的生成，使农民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思想意识基础。

二、建党百年来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的基本经验

中国革命肇始于乡村，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启步于乡村，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革命与建设等实践活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此过程中，把握好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逻辑，可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提供指南。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引导具有重大意义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来的新型民主政权，主要围绕着新政权构建政治思想与理论体系，没有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时，呈现的是政治文化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获得国家政权，党围绕着该政权形成的政治思想与理论体系就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与国家意识形态互动的过程中，开始具有国家性特征。农民阶级从一个分散的、封闭的群体成长为中国工人阶级卓越的同盟军，成为人民民主政权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权力在农村的有限收缩，给予村民更多的自治空间，并在党的领导下，在乡村倡导村民自治，实现对乡村的现代治理。

（二）深刻把握“大国小农”的现实国情

中国乡村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业、小私有者生产方式上，分散性、封闭性、自私性、顺从性为特点的臣民文化是其主要特征。把握好这一前提，有利于党在农村开展工作过程中从工作方法、工作原则、工作策略等进行选择与调整。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大国小农的特色，是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生成，没有西方自由主义基因，当其进入现代化转型时，并不会生成类似西方社会中的个体意识。

（三）经济基础和政治权利是政治文化演进的基础

回顾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的历史发现，拥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权利，这是一个群体实现独立、自由、平等的前提。中国革命的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实践已经证明，当农民平等地获得了土地等生产和生活资料，经济独立才有可能；当农民充分享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在政治上站起来才有可能；拥有了自由、平等的物质基础和权利，才会在思想上具有自由与平等的意识。实践证明，经济基础和政治权利是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的基础，成为新时代加强乡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指南。

（四）挖掘和培育农民主人翁精神的参与意识

革命时期，党在乡村工作实践证明，以臣民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农民，在不具有独立的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以及参与有效性的条件下，政治参与的冷漠态度显著。新中国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党通过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实施，提升了中国农民主体性意识，农民的主人翁精神与参与意识被激活，为推进乡村自治、实现现代治理提供了条件。

（五）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一个缺少科学文化知识基础的群体，其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必然会遇到更多的阻碍。中国农民的小私有者经济地位决定其政治诉求都要围绕其个体利益的实现，如何打破个体利益的思维范式，主要的方法就是加强对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党在中国乡村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发现，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农民，囿于自身受教育水平有限，抵触先进新思想，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认知、理解，最终达到认同的状态，需要党做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尤其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其接受先进思想的意识与能力。

三、研究结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工作对农民群众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意识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农村的工作内容上升为国家意志，而政治文化作为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存在，在与国家意识形态互动过程中，必然导致政治文化的主要构成具有国家性的特征。首先，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是一个多元要素构成的混合体，既包含与国家意识形态同质的内容，也包含与国家意识形态异质的部分，例如臣民的政治文化等。也正是由于中国乡村的臣民政治文化特征，才需要非常显著的国家化过程，即传统政治文化要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其次，当国家权力在农村收缩时，拥有主体意识的农民，作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主体，就会自觉发挥治理作用，从而增强乡村社会内部贯彻国家政策的自觉性，这是党在中国乡村推进乡村自治，实现现代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逻辑；最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也对乡村政治文化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回顾建党百年历史，以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开展的工作为依据，研究乡村政治文化演进逻辑，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要重视新时代乡村政治文化构建，进一步研究工作方法，调适乡村社会的自我治理，保障国家意志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