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婉绯

(1.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2.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延安时期，党一方面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较之于其他群体，对自我实现的需求更加强烈，更加关注内在情感需求和价值取向。党对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不仅要解决他们对抗战救国的理论和实践认知问题，更要解决他们情感价值观归属和理想信仰确立问题，以把知识分子培养和引导成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坚定革命信念的人。为此，党除了通过学校教育等常规路径外，还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引领和思想教育。延安日常生活实际上成了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域。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个场域中确实受到感染，并完成自身情感和价值观的升华、革命信念的塑造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确立。当前，深入研究延安日常生活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探寻其路径，总结其经验，对于做好新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延安日常生活中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场域构成

日常生活是人进行生产活动、发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并形成思想观念的场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场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525“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25日常生活是人的实践的一部分，正是实践区分了人的现实生活和动物的生存世界，只有在生活实践中才能真正理解意识形态这样“观念的东西”。[2]思想政治教育是改造人主观世界的特殊实践，日常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域，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现实中的人，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日常生活是现实的人的生活，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之一。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大前提”中存在，因此必须符合日常生活逻辑、满足现实的人的发展。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和塑造人，在日常生活中引领思想，坚持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延安时期，党紧紧抓住日常生活这个重要场域，利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知识分子在延安的日常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从构成要素看，日常生活可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从实践形式上又可分为生存方式、活动方式和交往方式。生存方式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物质资料的拥有。“在延安，人们都穿着制服。冬天发一套棉衣裤和棉鞋帽，夏天发一套单衣，被褥也有公家发给。伙食很简单：小米饭和七八个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萝卜，偶然有一两片土豆。学员每人每月发一元边区纸币为津贴，干部多两块钱。当时毛主席等几位首长每月领五块钱边币。”[3]29尽管延安当时整体的物质资料都极为贫乏，但党提供给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津贴补助依然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活动方式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行动。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在党的机关和党开办的学校里工作生活，享受“公家人”待遇。这种待遇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物质需要供给制，二是日常活动军事化。“延安所有的机关学校过着军队式的生活。青干校的学员每天早上6时随军号起床，跑步。早饭后工作或学习。午饭后午睡，工作，学习。晚饭后自由活动，工作或学习。晚10时，熄灯号响了，大家休息。”[3]29革命整齐划一的生活洗礼，或多或少调整了知识分子个性化的脾气和习惯，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下，逐渐形成相似的秉性和特点。交往方式表现为社会交往活动。延安知识分子不仅相互之间常常走动，与党的领导人也交往频繁。丁玲、萧军等知识分子到延安后都受到了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亲切会见。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等与毛泽东之间的学术交往更成为一时佳话。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多次就文艺界的相关问题与知识分子商谈。延河水涨时，毛泽东还用自己的马接送知识分子，等等。

相较于艰难的物质生活，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却是极为满足和快乐的”，[4]因为他们切实地感受到延安的自由开放、人人平等和相互尊重。这种精神生活保障了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充满幸福感，并且也成为知识分子实现个人成长的重要前提。曾经担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的胡绩伟，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传达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边区群众报的同志，对于他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干净’、‘工人农民不脏’的比喻就有议论。我们笑他实际上并没有长期生活在农村，在农村时也不是真正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感情上已愿意同农民打成一片，但是，也不能否定农民不讲卫生以及生活上比较脏的事实。”[5]这是延安日常生活自由开放的氛围，驱使知识分子总是热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党虚怀讷言、闻过则喜，展现了对于自身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的自信。在延安理发，都由并不专业的“八路军理发员”[6]46操刀，党的领导人也是如此，毛泽东在中组部礼堂参加新年干部晚会，脱下帽子，露出粗陋的，不和谐的发式，使得在场的鲁艺文学系的黄钢终身感念“我当时已经走进延安这一个钢铁般坚强、但又像极家庭般亲密的革命集体中来了。这个集体，是在中国当时仅有的、存在着真正的自由与和谐、人与人之间人格上真正平等的集体”。[6]46-47延安人人平等的氛围，造就了知识分子畅所欲言、诚恳坦白、实事求是的精神生活状态。延安边区交际处经常与奔赴而来的知识分子打交道，毛泽东指示：“接待交往，要讲民主、讲礼貌。只有给人以充分的民主，让宾客自由交往、自由讨论，才能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以理服人。”[7]工作人员在按照要求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介绍边区建设成绩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同时也允许知识分子保留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这种对于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尊重使得他们极为受用，同时也为党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尊重。

二、延安日常生活中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功效

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工作学习，大多以脑力劳动“精神生产”[8]151为主题，远离体力劳动“物质生产”，[8]152日常生活也有着强烈的“文人”风格，明示着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生活意义和价值追求。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求知识分子“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9]11要“组织十年来的文化成果，训练起万千的文化干部，送到全国各战线上去工作”。[9]11党利用多种路径对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从实际出发，发挥日常生活中的育人功能，让思想政治教育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一)营造信仰共情

延安时期的日常活动形式繁多、主题鲜明，为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载体。这些活动在相对固化的时间空间中，具体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此在性、回溯性和前瞻性，按照不同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纪念活动、节庆活动、阅兵活动、娱乐活动、体育活动、悼念活动等。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党主导的日常活动，成为知识分子的记忆场境，表达了党的政治主张，有效地动员了知识分子，增强知识分子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帮助知识分子确立信仰。

党以及党领导的团体精心策划，有序组织，具有明确目标导向的纪念活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于日常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对知识分子展开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纪念。如对世界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和十月革命、苏联红军节的纪念，向知识分子表达了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引导知识分子深刻领会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指导思想，懂得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另一类是对国内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纪念。对中国共产党自身领导活动的纪念，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引发知识分子的共鸣，强化政治表达的成效，如纪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二·九运动等。此外，党对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常态化，向知识分子申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义，揭露汪伪政权汉奸的真实面目和美蒋发动内战的阴谋，既表达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又表达了党坚持团结一致对外，反对分裂妥协投降的政治立场。知识分子在纪念活动中往往沉浸在热血沸腾的集体情感中，内心被温暖、被融化、被感染的同时，理解党的政治主张，凝聚起党心，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党开展纪念活动的外在环境和内在条件趋向平缓而稳定，因此成为固定化、成熟化的日常活动之一。

日常活动中的其他活动在营造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仰共情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把革命主题引入节庆活动之中，利用节日丰富的内涵，在活动中形成知识分子群体记忆，起到了规范价值，凝聚情感，维护社会整体稳定的作用。如“三八”妇女节活动，表达了党男女平等的思想，争取了更多的女性知识分子。节庆活动缓解了因为战争带来的压抑、沉重的气氛，使得知识分子身心放松、精神振奋。节庆活动中领导人与知识分子同乐，密切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节庆活动的热烈也放大了知识分子对于胜利的渴望，使得他们更加自觉地贡献于党的革命事业。阅兵活动树立了党以及党领导革命的权威，严明了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增强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坚定了他们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心。朗诵、歌舞、话剧、秧歌戏、电影等娱乐活动是最受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党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对表演方式、角色形象、文字台本等进行了创造性的编排，用演出明确党的中心任务，启发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同时也向知识分子举例了在工作中“为什么人”[10]854和“如何去服务”。[10]859娱乐活动营造了欢快热烈的氛围，鼓舞了知识分子的革命信心。体育活动提高了知识分子的身体素质，为持久抗战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培养了知识分子革命乐观主义情怀，为应对革命艰苦的现实环境奠定精神基础。同时，体育活动所蕴含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凝聚了知识分子，鼓舞了他们的士气。悼念活动的组织将生者对逝者的悲愤转化为积极的力量，引导知识分子转变阶级立场，并加强自身无产阶级立场的确认。党在延安修建了烈士墓、纪念塔，召开追悼会，编辑烈士传记，表达了对逝者的纪念缅怀，激励了生者继续前行。党借助悼念活动的操演，用无产阶级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教育知识分子，提升他们的民族和国家的意识，战胜自身的革命妥协性和动摇性。

(二)巩固政治认同

日常交往中，党的领导人与知识分子思想上碰撞出火花，实践上交换看法并努力达成一致，加强了对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的廓清引导。知识分子完成了“革命者”的自我确认，与领导人的平等互动，成为革命理论建构共同体中的一份子等一系列的进阶成长。在党的大力支持和真诚帮助下，知识分子迸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投入到研究、创作等工作中去，积聚了党的革命力量。

延安日常交往互称同志、见面握手，让知识分子感到既亲切又兴奋。这种形式包含着党对知识分子“自己人”身份的认定，知识分子因而内心充满着荣誉感和自豪感。党的领导人中除了“毛主席”这个习惯称呼外，其余的都采取“姓名加同志”为相互之间的称呼，几乎没有人在他们的名字后面缀上头衔。如张闻天、朱德、贺龙等都是被直接称呼为“洛甫同志”“朱德同志”“贺龙同志”，而不是书记、司令、部长。相互之间“同志”的称呼，暗示着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都是革命同路人，同志之间只有平等、自由和友爱，没有级别的禁锢。作家韦嫈晚年深情回忆在延安的经历时，充满了对“同志”身份的自豪：“这里的人们都是在从事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这些人是不追求物质生活的享乐才到这儿的，他们都是崇高的‘同志’！”[11]同志之间见面是要握手的，因为“握手也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一体”，[12]54所以这种“铁的、有爱的一握”，[12]54代表的是信任、团结和文明，更是相互之间作为革命永远追随者的彼此认可。

党的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的互动交往，是党的领导人直接或间接与个别知识分子单独进行沟通、交流与往来，客观上起到了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形式上可以分为书信交往和促膝谈心，内容上可以分为理论探讨和现实互析。一方面，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紧密、更有针对性地直接面向知识分子个人，探讨的问题与个人思想状况的匹配度较高，解决的问题更加具有靶向性；另一方面，拉近了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起到一种亲其师信其道的作用，可以使党的理论更好的进入知识分子的内心，增强他们的对党领导的革命的认同感、站到无产阶级立场的归属感和受到党的领导人礼贤下士的获得感。党的领导人在互动交往中毫无“领导人”姿态和作风，与学术见长的知识分子总是在平等的地位上真诚地交流沟通，不仅增强了所探讨理论的吸引力和理论所蕴含价值的吸引力，也增强了沟通交流形式的吸引力。

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党的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组成了革命理论建构共同体，知识分子既是受教育者也是教育者，实现了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结合，形成自我教育的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产出提供了坚实的根柢。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深入探讨，创作了大量理论著述。1937年，毛泽东读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对书中“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13]112存疑，去信“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13]1121939年，陈伯达写了《墨子哲学思想》，请毛泽东斧正，毛泽东对此文高度评价，肯定其研究价值，并用赫拉克利特来比拟陈伯达，但也对个别意见直言不讳，并附信探讨。1940年，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作了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毛泽东十分高兴，读后去信鼓励“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13]163，并表达了虚心学习的意愿“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13]163

党的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的互动交往，也包含对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作家萧军反映延安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毛泽东回复时毫不避讳，同时也善意告诫他：“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整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14]引导知识分子要敢于剖析、反省自己，改掉自身的缺陷，反映出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与期待。

(三)提供榜样示范

毛泽东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拥有超越理论教育的示范作用。为了保障供给，促进生产，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期间通过各种劳动竞赛树立榜样，教育和感化知识分子，帮助他们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典型榜样形象鲜明、亲切生动，具体化了党的理论和主张，与知识分子情感产生共鸣，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和导向作用。典型榜样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周围，事迹真实可信，受到普遍的认同，拉近了与知识分子的距离，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榜样的事迹源于日常生活，有的榜样还可以现身说法，极易打动知识分子，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榜样立身为旗，召唤了知识分子见贤思齐。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讲话，指出“模范作用不在于口头上说，而在于事实上做；不在于两只手举起来赞成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在于实际中去实行马克思主义”。[15]朱德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以群众所熟悉和最钦佩的群众英雄及其业绩来教育群众，以群众英雄的活榜样号召大家前进，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空谈，使教育产生出力量”。[16]1938年初，在抗日军政大学里举办的“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上，奖励了10个先进工厂、合作社和140名优秀个人。毛泽东为他们题字“国防经济建设的先锋”，[17]《新中华报》称他们为“劳动英雄”。[18]同年年底，边区政府建设厅奖励了19位劳动英雄。1939年，延安大生产运动拉开序幕，“劳动英雄不断涌现，工厂中发现了赵占魁，农村中发现了吴满有，军队中发现了李位，机关中发现了黄立德，合作社中发现了刘建章”。[19]毛泽东还让其子毛岸英跟着吴满有上“劳动大学”。知识分子的劳动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踊跃参与劳动生产，在实际中改变自身轻视工农脱离群众的思想，加深了对工农群众的理解，培养了与工农群众的阶级情感。1940年2月18日，边区政府召开生产总结大会，奖励了机关学校涌现出的一批模范人员，毛泽东、李富春被选为特等劳动英雄。党的领导人躬身垂范、衣食住行与普通群众并无二致，工作学习没有特权，积极参与劳动生产，为知识分子学习工农、为工农服务作出示范。在榜样的示范引领下，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得到提高，举止行为得到规范。1943年《解放日报》以社论《关于吴满有的运动方向》，解释并鼓励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富农经济。毛泽东进一步阐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对于党内长期畏惧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民粹主义思想给予了否定，展现了充分的理论自信，教育了知识分子，推进根据地的生产大发展。通过榜样示范，知识分子对于党的经济理论有了深刻而明确的认识，积极研究并学以致用，为党的经济政策提供智力支持。知识分子的思维和实践水平也得到锻炼和提高，为抗战建国积累了力量。

(四)强化身心归属

延安时期，虽然物资短缺，生活条件艰苦，但党对知识分子精神生产的尊重绝不是停留在语言上的肯定赞美，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物质供给给予照顾。战时的供给制是平等绝不平均、有差别无差距的分配体制，按照级别的不同，日常生活用品的分配、每日伙食、每月津贴、有无警卫员等呈现梯级差异，同级别的知识分子之间无分毫差距。1942年，边区建设厅商得中央组织部同意召集中央军委各有关部门讨论出统一标准，拟定《技术人员待遇标准》，优待技术人员。该标准的制定目的有四：其一，是为了肯定技术人员是为了革命而来，是自愿艰苦奋斗献身革命事业的，应和非技术人员同样工作同样生活。其二，是为了表达边区政府重视科学、重视知识分子，是为了贯彻“施政纲领”[20]152中的“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欢迎科学艺术人才”[20]152精神。其三，是为了减少技术人员对生活上的分心，使他们能够有时间发挥特长和多年练就的技术，更多地贡献他们的力量于革命事业。其四，是为了争取外来的技术人员，所以对于聘请的技术人员，不仅要优待，还要和边区以外的待遇一样，甚至更高。党对知识分子物质待遇的保障，一方面，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肯定了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份，使他们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了却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保障他们集中精力参与到革命工作中去；另一方面，在延安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下，主持着社会的公平公正，展现了党高超的执政能力，树立了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威望与信任。

知识分子何干之待遇是“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21]音乐家冼星海每月津贴15元。先后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政教科科长，边区文联主任等职的徐懋庸回忆“对于新参加抗大工作的外来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在生活方面特别优待。譬如，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多不过四、五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十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间，延安的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只值二角，鸡蛋一角钱可买十来个。所以，这十元津贴费，是很受用的。我第一次在延安时，还兼了鲁迅艺术学院的一点儿课程，另有每月五元津贴费，此外还有一些稿费，所以，我是很富的，生活过得很舒服”。[22]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社会出版社社长的郭敬回忆在延安马列学院当学员时的待遇是“每人每天一斤三两小米、一斤青菜、三钱油、三钱盐。每年发单棉制服各一套，生活是有保证的。每月还发一点津贴”。[23]可见，在党的悉心关照下，有一定级别的知识分子不仅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且能够保证较高的生活质量，作为学员的小知识分子可以平等的享有生活保障，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保持身心愉悦，实属不易。党对知识分子的物质保障，表明了党对他们的认可与接纳，使他们坚定了跟随党从事革命工作的决心。知识分子因为享受“公家人”待遇而形成“革命同路人”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促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党根据个人对革命事业贡献大小和地位高低，把知识分子分类，提供差别化的待遇，做到公正基础上的平等，牢固了党与知识分子相互的信任关系，提高党在知识分子心中的美誉度。

三、延安日常生活中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启鉴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有宏大叙事，也有个体言说。习近平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民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24]延安时期党通过行之有效的多种路径强化了教育效果，为当前新时代党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

(一)利用重大活动，强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引领

延安时期，党在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中开展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创设教育情境，将教育内容定格加强，增强了知识分子对党的革命事业的认同，也充分满足他们个体和群体的情感需求。新时代，世界与中国正处在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国际国内形势千变万化，社会问题不断聚焦，吸引着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党在日常重大活动中应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以国家成功举办有影响力事件或妥善积极应对突发性危机等为契机，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重大事件、重大活动相结合，发挥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和型塑作用，体现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知识分子身处重大活动事件之中，对它的发生发展了如指掌，在这些事件、活动的进程中充分理解“党是领导一切的”，[25]坚定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对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充满自信。

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的重大活动、重大事件可分为三类：一类为纪念活动，大致包含建党建军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党史军史国史上的重大纪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诞辰纪念活动，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一类为重大突发事件，包括抗击自然灾害，如台风、海啸、雪灾等；抗击突发流行性、传染性疾病，如SARS、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类为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知识分子在重大活动中回顾国史、党史，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使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加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和理解，不断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由此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生活愈加美好的自信。启迪知识分子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亲身感受到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保障人民群众自由平等健康的权利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权利，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性重大突发事件中还能继续推动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在国际上持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知识分子在传统节日中，领会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激发历史自豪感，形成对中国先进文化的普遍共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质言之，日常重大活动、重大事件，增强了知识分子对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二)增加日常交流，加强知识分子的有效沟通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在日常生活中与知识分子互动交流，营造良好的理论研究氛围，实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提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2016年，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善于运用沟通、协商、谈心等方式做好知识分子思想工作，多了解他们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多同他们共同探讨一些问题，多鼓励他们取得的成绩和进步”。[26]日常生活中与知识分子沟通交流时，应该做到“三尊重”，只有知识分子内心强烈地感受到尊重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达到实效。一要充分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尊重知识分子的观点和视角，在交流时注意语言的选择。二要充分尊重知识分子的立场态度，以包容和理解的姿态，展开交流讨论，让知识分子有充分表达看法的机会，不能求全责备、过分要求，接纳和采用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三要充分尊重知识分子的个性特点，以平等友好的态度保护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积极性，采用亲和而温暖的方式开展工作。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要主动同专家学者打交道、交朋友，经常给他们出题目，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27]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与知识分子讨论问题，要多听取他们的见解，鼓励他们建言献策。知识分子理论素养深厚，与他们交流时要讲究理性和理智，做到逻辑严密、条理清晰，重在言而有理，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要完整准确、毫无歧义的表达教育内容。知识分子思想开阔，价值取向多元化，在交流中多弘扬爱国主义奋斗精神，激发他们内心的家国情怀，启发他们将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交流中团结知识分子，协助他们在贡献中淬炼爱国情，在奋斗中表达赤子心。此外，科技的发展，使得日常生活中虚拟环境互动的占比逐渐提高。大众媒体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又反应迅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与知识分子加强沟通，引导他们的政治诉求、思想诉求和文化诉求。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独特优势和功能，以不侵犯隐私为前提，运用大数据实时监测和分析，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引导，包括：通过大数据了解知识分子个体对于教育路径的接受程度，采取最乐于被接受的方式开展工作，提高教育的有效性；通过大数据私人定制出有针对性的内容，防止出现“信息茧房”，及时消解知识分子的思想困惑，匡正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等。

(三)给予充分信任，激发知识分子的表率作用

延安时期，党通过知识分子身边典型的人和事，引领和警戒知识分子，使得他们思想认识得到提高，语言行为得到规范，更好地参与到革命中去。新时代，知识分子是“文化水平较高、知识比较丰富的人，其中不少是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行家专家”，[26]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知识分子思想政治状态的稳定对于社会整体稳定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应该有着与之相匹配的政治水平。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时指出“希望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始终坚守正道、追求真理，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身体力行带动全社会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8]党引导知识分子将深厚的理论素养与社会实践经验相结合，深入了解当前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纠正认识偏差，做到主客观的统一。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正确的政治站位，在方向上保持清醒，在具体事件上明辨是非，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榜样和表率的作用。知识分子视野较为广阔，主体自我意识较强，热衷于参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社会活动。鼓励和推崇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就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正向发声，做正能量的扩音器，成为凝聚共识的带头者。知识分子强化日常生活中自身的价值导向和道德示范作用，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用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敬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在家庭中做好表率，引领家风建设，培养起家庭成员的道德责任和意识，知荣抑耻，生成良好的品德修养，向民风、国风转化和延伸。在社会中做好榜样，建立社会精神，引领社会风尚，形成激浊扬清、匡扶正义的舆论氛围，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彰显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情怀。

(四)注重人文关怀，优化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

延安时期生产生活艰难困苦，党在日常生活中尽最大努力给予知识分子平等而有级别的物质待遇，拉近了党与知识分子情感上的距离，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仅从行动上，而且从思想上投入到党的革命事业中来。新时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与理想，总是与国家、社会和世界相联系，表达为“宏大”的目标，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总是绕不开日常生活中的待遇、利益与人际关系等，表达为“琐碎”的事物，这种新“主义”与“问题”的矛盾，使得知识分子进退维谷。日常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客观现实密不可分，问题的产生不能回避物质原因，在引领、教育知识分子的同时，充分做到尊重理解知识分子的物质精神需求。一直以来，知识分子在面对事物时，总是力图寻找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更多地表达为精神诉求，但是市场经济却以“物”的追求为目标，知识分子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中挣扎，容易造成自身思想上的撕裂，产生压力，形成焦虑。习近平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信任知识分子，努力为广大知识分子工作学习生活创造更好条件”。[26]通过加强知识分子厚待优遇，从根本上避免知识分子因为金钱的窘迫和诱惑而产生思想上的动摇徘徊，从根本上化解因为生活困顿而走向社会对立面的可能，使他们可以逃离“物”的压迫，专注于奋斗与贡献。党在日常生活中对知识分子进行人文关怀，充分给予知识分子精神生产相应的物质待遇，努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帮助他们平衡世俗生活与理想情怀，使他们获得实在的幸福感；给予知识分子发自肺腑且持久真诚的尊重，并用符合精神生产规律和学术研究规律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协调他们日常生活秩序，引导创设一种可以让知识分子直抒胸臆、心情舒畅的日常生活氛围，使他们有强烈的认同感。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拥有高品质的物质生活待遇，又有着高质量的精神生活环境，必然激发他们内生出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动力。

延安时期，党充分利用日常生活中蕴含的浓厚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培育、激发、型塑了知识分子，凸显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同一时空下形成历史性交汇，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面临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延安时期党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历史经验，对于做好新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自觉拥护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牢固树立为“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