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新明

一、引言

文论著作兼具选本与评论的性质，在《七录》与《隋书·经籍志》对集部确立之初，文论著作即附属于总集类；[1]至《古今书录》，开始有意识地将文论著作与总集相区别。[2]在宋代，独立的“文史”类名最早由《三朝国史艺文志》(以下简称“《三朝志》”)确立，文论著作得以与原所附庸的总集类相区别而独立。但在文史类确立之初，文论著作即与史评著作相共存，虽然《崇文总目》将史评著作附于杂史类之末，《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在史部别立史评类、史学类以著录史评著作，但文、史并存仍旧是宋元书目中文史类文献著录的主要标准。

二、“扬榷史法”与“讥评得失”：从文史类到史评类

《三朝志》首次明确设立文史类，且其小序已称“言文章体制……其后述略例者多矣。至于扬榷史法，著为类例者，亦各名家焉”[3]，是将文论(言文章体制)与史评(扬榷史法)二类著作均著录于文史类中，对于史评著作，更强调其叙“类例”也就是史法的特点。《崇文总目》的编修曾参考《三朝志》，其集部也设立有文史类，但并未在此类著录史评著作，而是在杂史类之末附录了《史通》《史例》《史通析微》《正史杂论》四部史法著作。《崇文总目》虽接受了“文史”之类名，而仍将此类史评著作著录于杂史类，可见当时编者对于此类著作性质的明确认识，其背后也应该有着对文、史区别的意识。

现存文献中，最早将史评著作附庸于文史类的，是欧阳修所编《新唐书·艺文志》，在文史类“不著录”部分著录了刘知幾《史通》、柳璨《柳氏释史》(即《史通析微》)、刘餗《史例》、田弘正客《沂公史例》与裴杰《史汉异义》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