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慧梅，汤浩泽

民众教育馆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教育的综合机关，在政府行政力的强力铺设下，数量、规模不断扩增，文庙、贡院、关帝庙、钟鼓楼旧址等地方公产成为其空间布局的主要凭借物。对于公共空间在民族与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学界已有广泛认同①，对于民众教育馆借助传统公共祠庙产生的社会功能，笔者亦进行了些许尝试②，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揭示传统公共空间现代转型中的教育意蕴、社会秩序与政府职责之间的博弈，探索集体仪式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张国鹏以上海文庙为中心考察了政权与信仰变革下的民国文庙的空间演变③。从学界成果看，甚少涉及文庙旧有管理者以及社会各界与政府、政府不同机构之间的博弈。有鉴于此，笔者以上海文庙改设民众教育馆为考察中心，梳理政府对文庙空间重构与意识形态的渗透输送、民众对传统空间新象征意义的接受和认同的过程，分析上海市教育局与工务局如何联手通过一整套符号与集体仪式的空间重组及仪式操演，使得传统公共空间得以“旧貌换新颜”，分析文庙改建过程中各方权势博弈以及空间布局的价值取向，通过文庙这一公共祠庙的现代赋形看空间重构与国家在场之间的互动。

一、社会舆论与传统空间转向

上海文庙始建于元代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明清两代屡有增建修，几经迁移，清咸丰五年(1855年)重建于海防道署遗址，建成后占地28亩，作为“庙学合一”场所，上海文庙承担了官方祭典和府学教化的双重功能，春丁祭孔典仪式最为社会瞩目，官府要员及佾舞诸生“莫不整肃衣冠，恪恭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