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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早期电影业的发展看“地方”的现代性焦虑(1902—1937)

2021-12-01王婷

文化艺术研究 2021年2期

王 婷

(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

一、遭遇“地方性”的北京

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两座城市,不仅见证了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更参与并影响着这一进程。数十年来,随着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城市空间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尤其关于上海的研究已然成为显学。享有“魔都”之誉的上海一直走在“摩登”的前列,国内和国外的众多学者无法逃脱这座城市的“魔爪”,陷入对它的孜孜不倦的研究中。相较之下,北京作为“帝都”则显得逊色,始终离不开“老北京”之“古”的符号意味,学者们亦习惯用北京的“传统”与上海的“现代”进行比较分析。李欧梵曾谈到北京“唯我独尊式的中心主义太强,让人感觉很不舒服;更有文化意义的,其实是上海与香港”[1]。当然,和作为首都的北京相比,上海与香港确实是“地方”,在政治地位上似乎是无法比拟的,北京的“霸权”感尤为突出。不过,细观之,北京并不是一直唯我独尊的,从“北京”到“北平”,这座城市见证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裂变,其自身也经历了从政治中心沦为“地方”的数次身份转换。

1928 年对于北京来说是伤痛的,国民政府将首都南迁至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特别市,成为旧都。丧失了政治身份的北平不再拥有至尊地位,政治中心职能的迅速消解使北平遭遇“地方性”,成为一座普通的地方城市,“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为边塞”[2]。1928 年7 月,蒋介石、阎锡山、李济深等政要相继离开北平,7 月22 日的《大公报》发出悲凉的感慨:“从此北平城内,大有伯乐一过,冀北空群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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