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登记制度改革与房价作用机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2021-12-01刘金山刘慧琳程志强
产经评论 2021年5期
刘金山 刘慧琳 程志强
一 引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从性质上区别了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随着城镇化、乡村振兴及城乡融合发展等政策实施,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被削弱,户籍制度改革呼声日益高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新一轮城镇化与户籍制度改革处于酝酿之中,到90年代后期分区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开放小城镇户籍为标志,显示出在中国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李若建, 2003)[1]。传统户籍制度被认为从本质上制约着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引致城乡收入差距增大、社会不公平等一系列问题。户籍制度排斥农村迁移者均等享受城市社会福利待遇(蔡昉, 2010)[2],为此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户籍登记是户籍制度的基础,户籍登记制度改革本质上形成了一个“二元换一元”的新型城乡户籍登记模式,不再区分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有助于逐步建立起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
一项国家制度改革必然牵动经济社会运行的变化,人口自由流动将催生更多新需求从而刺激相关行业(如房地产业)的发展。Tiebout(1956)[3]提出了“用脚投票”理论,居民自由迁移到符合其偏好的城市,地方政府会征收不动产税来筹集相关建设资金,这使自由迁移与不动产产生联系。有恒产者有恒心,房产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新户籍登记制度实施,产生了大量人口流动,直接扩大了购房人群数量,房价相应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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