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胜 陈秀英 王 芮

一 引言及文献述评

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实体企业的选址行为涉及到地方流动性资本再配置和产业转移布局等诸多问题，长期以来是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随着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加速演化升级，全球城市网络(Global Cities Network)广泛兴起，其以先进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为连接纽带，在帮助跨国公司降低海外运营成本的同时(Goerzen et al., 2013)[1]，也进一步增强了国际资本的流动性，由此引发了对优质流动性资本愈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事实上，选址布局决策是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受到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多层面因素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早期，新设企业的选址决策通常会受到成本利润、市场需求或财税政策等传统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阶段，虽然传统的成本和需求等因素依然重要，但在制造业服务化和智能制造转型背景下，以知识资本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及其所处的地理分布情境和空间配置效率，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布局及新设企业选址决策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Cheng和Xiao, 2020)[2]。而囿于我国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对外开放程度不足、行政区划壁垒阻隔等，当前我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分布格局还不够合理，空间耦合效率不高，高端服务化投入水平明显偏低。“十四五”时期，促进产业政策、空间规划政策和投资政策协同联动，在更深层次上强化对新建实体企业选址决策的吸引力，就成为了我国地方政府加快优化产业空间协同布局、构建高质量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