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玲玲

摘 要：以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和社会阶级对立以及思想蓬勃发展为社会背景，以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作为文本基础，总结归纳恩格斯国家观中市民社会与国家既一体又独立的关系，国家组织在阶级的产生和相互斗争中出现，国家组成人员在财产私有后的异化与解放，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物质资料和人本身的两种生产的服从，与经济力量息息相关的政治权力的强化与消失。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的本质，以期更加明晰“国家”的发展规律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恩格斯;国家观;国家;阶级;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11-0055-03

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基本确定了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陆续确立了对其有利的法律法规。工厂的工作方式导致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贫民窟的生活环境和工厂集体作业的工作环境极大损害了工人的身体，并且由此造成对下一代不可逆转的恶劣影响，阶级之间的鸿沟逐渐拉大。同时，欧洲各国知识大爆发，这一爆发得益于读写能力的整体性提高，大学的改革及广泛建立，以及统计学、历史学和新闻业等的大规模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阶级背景下，恩格斯的国家观思想逐渐发展成熟并广泛传播。

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独立与统一

在国家与社会的问题上，恩格斯早期就已经意识到社会成员之间的分裂和国家与社会的分裂，在《英国状况》中恩格斯讲到废除封建制度的政治改革使国家制度更加不合乎人性，这种政治改革宣布“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1]94，恩格斯在这里表明社会成员之间联结点的变化，即一开始是政治的联结，后来是利益的联结，而这种利益的联结是需要在封建社会的下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的，体现了社会成员之间由于私有制发展程度越来越高产生的完全意义上的分裂。在唯物史观确立之后，恩格斯不再片面地指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而是更加全面、辩证地认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将不同生产阶段的市民社会作为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1]544，并指出市民社会是“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582-583，这里的市民社会包括一切物质生产及其结果，是宏观上的市民社会，包含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一切产物，而不仅仅是微观上指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市民社会。这里明确表明“国家”只是市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呈现的形式，有国家的历史只是市民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初步表达出国家与市民社会本为一体的观点。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首次讲到国家权力的由来，即“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2]190，并根据发展条件快速发展，否则会陷于崩溃。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详细讲述了国家（权力）的由来及其与社会成员对立的过程。在氏族社会公共权力的前提下，财产私有的出现导致社会分裂为世袭贵族和广大人民，阶级利益的斗争产生出国家，国家产生后成为与社会相对立的机关。国家的由来衍生出国家的本质——“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3]135。国家产生后出现之前社会没有的暴力性机关、官吏和意识形态。前两者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明的，国家与社会分离之后逐渐产生之前没有的强制性暴力机关，表现为武装军队、监狱和法庭等机构，这种暴力机关主要针对国内阶级对立和国外的争相霸占，用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掌握着强制性暴力机关的官员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凌驾于社会之上，他们通过手中的暴力机关建立权威，而這种权威在之前的氏族社会中是自愿的尊敬，这表明国家与社会分离后统治者的权力增大而威信却下降。后者是在《关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明的，国家与社会独立之后，变成脱离经济基础的职业机关，产生独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关事务中与经济事实的联系越来越少，国家及其公职人员的独立性愈加明显。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还指出，国家与社会独立后国家越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它就越独立。

二、国家中阶级的产生与发展

在恩格斯国家观中关于国家与阶级的问题阐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国家与阶级的产生、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与阶级的灭亡。

首先，社会分工导致阶级的产生，继而产生国家。由于生产水平较低，社会生产的总产品只能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在此之外极少有剩余，生产劳动几乎占去社会成员全部的时间，为了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和满足社会各方面职能的要求，社会内部开始分裂为不同的集体，进行生产工作和非生产工作的分工，继而出现穷人和富人的区别，财产利益的统一和冲突导致阶级出现。阶级利益的冲突导致阶级对立日益尖锐，社会产生阶级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进行矛盾的调和，压制阶级冲突以保证各个阶级都能容于生产发展的领域内，这一产生于社会之中却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第三种力量，就是国家。因此，阶级和国家产生的根源就是生产发展程度的低下和劳动组织方式的落后。若生产力发展程度持续低下，分工就无法停止，阶级就必然存在，阶级统治就无法消除。

其次，国家产生后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因为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冲突的需要中产生的，因此必然成为社会中占优势的阶级的工具。公民权利在氏族社会按血缘划分，国家产生后按照财产状况来划分，因此国家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方面必将成为统治阶级的有力保障。社会中本就占优势的阶级由于掌握了国家也直接获得了更强大的镇压阶级矛盾的手段，即国家出现后产生的强制性暴力机关——军队、官僚、法律、法庭和监狱等。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必须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才能将其统治持续下去，这些暴力机关就被用来维护表面上的“普遍利益”以暂时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但是“国家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3]195。

最后，阶级和国家的消失具有必然性，社会中也会逐步出现促使其消失的原因、主体、条件和方式等具体因素。“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3]306。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要求生产的完全社会化，而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生产社会化必然产生矛盾，生产力的向前发展遇到阻碍，必然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促进生产社会化的实现。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生产成果更多而生活条件没有改善，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就不能摆脱阶级压迫从而无法继续生存，生存的压力必然激发无产阶级的巨大潜力去消灭资产阶级，从而消灭人类社会最后一种阶级分裂，实现阶级的消失。由于阶级产生的根源是社会生产能力低下，阶级消失的原因就必然是生产的高级化发展和科学的劳动组织方式。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是阶级斗争，人类社会最后一种阶级社会的任务就必然落在最后一个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肩上，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消灭自身，从而消灭阶级和国家。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中只有首先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把生产资料转变为国家财产，消除国家政权对以往由于阶级特权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干预和影响，消灭社会中存在的对人的统治，只剩下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只有这样，人的生存斗争才能结束，无产阶级才能被彻底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才能真正消失。阶级和国家消失后，那时的教育和劳动就能达到使得年轻人熟悉整个生产系统的水平，他们可以根据爱好和需要选择不同的劳动，劳动中的片面性被消除，真正实现了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国家组成人员的异化与解放

在《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这一信件中恩格斯指出：“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些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4]596也就是说，氏族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发展出通过分工进行生产的方式，分工的出现导致阶级的产生，导致社会中的普遍利益分裂为各种特殊利益，利益的分裂使得国家的出现成为必要，阶级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分工导致人的活动是被迫的，人的活动本身及其产物都对人进行异化，它们使人被迫处于一定的社会活动范围内，并且联合成为统治人的独立强制力量。异化人的生产力经过几个社会历史阶段的发展，单个人的历史扩大为世界历史，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具有世界性，生产成为世界性的生产活动，相应地，异己的力量也扩大为世界市场的力量，异化的主体和力量达到顶峰。这一历史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国家在这一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力基础是资本，私有制在这一阶段对人的异化是让人变成市场上有价格的商品，人的特点和本质被买卖关系淹没，人的道德也被异化和扭曲，犯罪现象只增不减。私有制和交换的存在使得单个利益纯粹表现为物质化的财产，利益的统治关系表现为财产的统治关系，人对人的统治实质上是财产对人的统治，被统治的人不再是人的附属物，而是财产这种物的附属物。财产的作用是通过控制工业实现的，商业成为社会关系的纽带，一切人的关系和物的关系都通过商业实现，人的本质被财产异化，在形式上被商业异化。财产作用下人的异化程度达到最高阶段，这个阶段也是人的异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内含着消除异化的因素：财产这种单个利益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联合，变成单个的人，在社会关系上成为单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自由人联合的前兆和铺垫因素。

《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指出人的解放的两个条件：一是被统治阶级在统治下无法继续生存，革命的意愿形成，异化成为革命要消灭的对象;二是大多数人同少数的人相对立，革命的阶级成为社会中占据人口多数的阶级。无产阶级的解放正是在这两个条件成熟之后夺取国家政权，将自己的利益转变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生产资料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有的财产，生产工具和产品分配不再有特权和剥削，无产阶级才能真正解放自己。但是无产阶级在解放自身之后要实现人的解放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消灭分工和雇佣劳动，消灭国家并形成新的共同体。只有在消滅分工的共同体中，个人力量才不会继续转化为物的力量对人进行异化，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所有人的解放。私有制和分工被消灭之后，劳动的异化就消灭了，劳动产品的供求关系不再被干扰，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矛盾消失了，人重新成为社会关系的主导者。以前在阶级内部的联合是阶级成员的所属关系下的联合，这种联合看起来使得人与人之间联系密切，实则是相互分离的。人类解放后形成的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单个的自由人，人与人之间看起来是相互分离的，但在社会关系中却是彼此紧密联合的。

四、决定国家进程的“两种生产”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权力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启道路”[2]191。可见政治权力，即国家，作为上层建筑，是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在恩格斯的国家观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的“两种生产”理论是重要内容，也是经济力量的主要来源。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分工是体现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主要方式。分工的不同方式表现为所有制的不同阶段，在政治方面表现为国家的不同阶段，在不同阶段中每个人的劳动关系和产品占有的关系表现为国家权力作用的具体方面和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是分工产生后出现特殊阶级的结果，国家作为生产力之外的力量虽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但本身作为独立的力量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国家只有当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时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否则就会造成国家内部局面动荡甚至被经济发展所需的力量推翻。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人本身的生产是其重要方面。人的生产不仅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提供生产者，同时更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中最为革命和活跃的因素。物质资料生产的全过程都离不开人本身的生产，人不仅是物质生产的主体（即劳动者），同时也是物质生产的目的，是推动物质生产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而且只有通过人本身的不断生产，才能保证物质资料的持续发展。人本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个内容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交织进行，共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国家内部社会关系和制度体制的变革。恩格斯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看作“广义的”生产，即“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5]119-120。在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中出现了国家这一组织，这一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与两种生产密切相关，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的结果既是国家产生的原因，也是推进国家灭亡的主要矛盾。

五、國家中政治权力的强化与消失

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件中指出，“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4]600-601可见，国家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是社会中根本力量的反映，无论哪一阶级想要真正获得阶级社会的统治权力，都必须首先占有社会中一切的经济力量及其反映形式，即生产资料和政治权力。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即将政治权力的内核归结于经济力量，社会中掌握生产的阶级就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他们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

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资本扩张的要求，生产资料私有化和生产活动社会化程度逐渐提高，国家统治阶级对生产的调节和控制达到顶峰，统治阶级手中的国家权力空前强化。这一现象是国家权力高度发展的表现，同时蕴含着变革的因素。国家权力达到强化的顶点，资本对于社会资源的利用和控制程度无法继续提高，标志着革命和无产阶级力量冲破阻碍的时机将要到来。无产阶级通过联合起来的革命将国家权力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夺过来，作为反抗和保护自身的武器，在捣毁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也捣毁了国家本身，国家权力的作用对象消失，其本身作为强制力量也随之消失。国家政治权力的消失标志着阶级和国家机器的消失，即统治力量和特权、压迫的消失，国家的暴力职能不复存在，国家权力经过螺旋式发展最终又恢复为社会权力。

六、结论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其《英国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包含了关于国家与社会、阶级、生产、人本身、政治权力等之间关系的丰富研究成果，且“国家”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哲学领域都是重要的主体，因此对恩格斯国家观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的理论研究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的，他在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理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所经历的社会现实，以解开内心疑虑和现实矛盾为动力，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质疑和研究。如今我国处于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重要历史时期，国家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日益凸显，国家治理也面临调整进入新阶段的挑战，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节点上，研究恩格斯的国家观对厘清国家与其内部因素关系的本质，科学分析国家发展的历史规律并指导我国更加科学地实现社会主义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林锋.“两种生产一体论”究竟是不是恩格斯的思想？[J].东岳论丛，2018，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