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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立波《暴风骤雨》中阶级伦理的建构

2016-12-23王鹏

青春岁月 2016年22期
关键词:阶级叙事伦理

王鹏

【摘要】周立波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以其巧妙的构思和语言及视角转换,在文本中灌注进无产阶级伦理观念和思考逻辑,成功地在文本中建立起了一个“阶级伦理场”,成了当时土改小说中阶级伦理完美演绎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土改;阶级;伦理;叙事

以丁玲、周立波为代表的这一批亲历过土改的创作者,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意识形态,他们的土改小说创作更像是一幅改革洪流中的乌托邦图景。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的政治理想和革命感情很纯粹,至今读来依然能感受到文本中叙述者那种单纯执着于勾勒乌托邦理想蓝图的精神。纵观整部小说,不难发现,小说是根据人物角色的出场来分章叙述的。这与《水浒传》以人物出场为章节进行叙述有着相似之处,作者这样安排的用意是将中国传统小说模式同政治主题小说相结合,创造出适合普罗大众口味的作品。

小说前十六章中叙述贫农深受地主韩老六剥削欺压之苦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在笔者看来,与其说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围绕萧祥带领的工作组的工作展开的,到不如说是围绕韩老六的“恶”展开的。文中正面叙述不多的韩老六在文本中出现频率可不低。在第一章老孙头赶着车送工作组进村,韩长脖赶的胶皮轱辘车飞快跑过,泥浆飞溅到老孙头身上,也没有赔礼,就赶着跑了。“‘那是谁的车?‘谁还能有那样好的车呀?瞅那红骟马,膘多厚,毛色多光,跑起来,蹄子好像不沾地似的。‘到底是谁的车呢?萧队长有追问一句。见问得紧,老孙头倒不敢说了,他支支吾吾地唠起别的闲嗑来避开追问。萧队长也不再问。”这是韩老六的第一次“出场”,叙述者以其全知的视角,在车把式老孙头和萧祥的对话中,为韩老六以后真正的出场埋下伏笔,在读者心中留下一个坏印象。韩老六第二次侧面出场。“‘胡子头叫啥?‘刘作非。‘还有谁?‘那可说不上。看见老孙头又不敢往下说,萧队长也不再问了。”两次老孙头不再说,萧队长不再问,寓意很明显,一是老孙头害怕;二是事情很复杂,很棘手,同时也表现出元茂屯阶级矛盾的尖锐。

韩老六真正出现是在第二章,叙述者继续以其全知的视角对韩老六的身世、家庭以及生活条件作了介绍。韩老六原名韩凤岐,伪时代,他当过村长,秋后给自己催租粮,给日本人催亚麻,催山葡萄叶子,他常提根大棒子,遇到不顺眼不顺耳的,抬手就打。他的信条是“有钱要有七个字:奸、猾、刻薄、结实、狠”。此后韩老六的更多的是出现于贫农的悲惨身世和诉苦中。整部小说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地主韩老六和元茂屯穷人的贫富差距与血海深仇上。

以第四章具有相当革命精神和觉悟的人民英雄赵玉林的出场为例。他与后来章节中的郭全海、白云山、老田头一样,出现不仅仅是为了成为斗争力量的一股更是小说叙述者讲述韩老六“恶”的发声者。工作组小王深入赵玉林家了解情况,取得赵玉林的信任。“小王名叫王春生……”,在小王身世的叙述中,剥削阶级与穷苦人的矛盾自然显现。在叙述者讲述完小王的过去以后,很自然的将时空拉回到现在时,继续小王和赵玉林的行动。按照土改小说的情节模式,接下来应该介绍赵玉林的悲惨遭遇了,但是叙述者却站在一边不说话,而是让赵玉林自己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空再次回溯,赵玉林的开始叙述韩家如何剥削欺压他。“赵玉林说到这儿,瞅瞅西边,太阳快落了。”可见,虽然全文主要采用的是全知的叙述视角,但是作者常常采用“意识中心”的叙述方式,让作品中的某一个角色充当接下来要讲述的内容的叙述人,从而避免全知视角叙述所带给读者的虚构和不信任。这样视角的转换,能够更好的表达故事主题,使得角色的观点自然而然成为小说叙事的观点,深化地主与穷人的矛盾,无须更多的语言来强调剥削与受剥削这两个群体的阶级对立,阶级伦理和土改的合理性及正义性自然彰显。

叙述者在第一部中很少进行土改政策的图解,也没有借工作者之口向穷人灌输阶级思想,仅仅在韩老六与穷人们过去、现在的矛盾中形成界限分明的阶级对立,让仇恨一点点的积攒,以至于韩老六残忍鞭打小猪倌吴家富成为轰轰烈烈土改大斗争的导火索。“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活力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柴火。”叙述者直接跳出来进行叙述干预。对这场一个进步阶级推翻另一个落后的阶级的斗争进行了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高度赞扬。小说向我们展示着一场积极的、进步的革命。

阶级伦理就这样不容置疑地形成了。在小说中出面讲故事的不是作者而是他创造的自己的一个“替身”,也就是“第二个自我。”这个带着作者情感体验的“替身”在小说中成为一名“可信的叙述者”,在韩老六的极端霸道残忍中反衬出佃农、贫农们的可怜,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一种心理定势和期待。无须叙述者对文本进行过多的叙事干预,读者就已经在传统道德伦理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影响下参与到文本中,对地主韩老六进行了道德审判。在文本最后,韩老六被斗争,受苦的穷人有了土地、有了粮食、有了衣服、有了农具,读者的阅读期待得到满足,由此,这一可信的叙述者便控制了读者的审美和阅读立场。

最后作者成功地在文本中建立起了一个“阶级伦理场”,韩老六是地主,他剥削劳工,欺压百姓,该被斗争;元茂屯的穷人就是因为蒋介石政权和地主的欺压和剥削而家破人亡,穷困潦倒。作者这样的定义虽然符合当时政治意识形态下的要求,顺应了革命发展要求,但是却经不起推敲和反问。地主都是坏的吗?穷是因为剥削的缘故吗?很难得到回答。因为小说伦理预设中,对于人的行为的道德评价以及对这种道德评价所产生的情感主要是由阶级观点决定的。从根本上说,一切剥削阶级以奴役人民为道德,而劳动者则是人类历史上优良道德(善良、正义、公正、诚实、贞操等)的创造者。小说中阶级伦理的完美演绎,成就了周立波。他以他的满腔热情,在那个特定的革命年代呈现了土地改革运动应该有的“艺术”面貌。这部小说代表了意识形态下四五十年代传统土改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也成了这些小说中阶级伦理完美演绎的典范之作。

【参考文献】

[1] 刘小枫. 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2] 陈望衡. 审美伦理学引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3] 乔  山. 文艺理论学初探[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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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J.希利斯·米勒. 解读叙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7] 周立波. 暴风骤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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