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静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由于传主本人身份的多元性、文章体例的特殊性等原因，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和讨论，但仍有很多疑点亟须辨析。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原因，目前学界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心折长卿”说，持此论者认为因人载文；其二，“爱其文赋”说，持此论者认为人以文传；其三，“讽谏”说，此说本于司马迁的赋论；其四，“以文传人”说，章学诚首倡此说，启发后学；其五，多元原因说，近代学者大多认为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原因是多元的。但是，关于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并录文的原因的研究，如果不立足于文本，很容易流入臆测。本文拟对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原因，以及司马迁选录司马相如文章的标准两大问题进行研究，兼及司马迁对《难蜀父老》和《大人赋》主旨的认识。

一、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原则

关于司马迁在本传中对司马相如所持的态度，学界存在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是持肯定态度。牛运震称：“（《史记》）独于司马之文采录最多，连篇累牍，极繁不厌，可谓心折长卿之至。”[1]696二是持否定态度。金锡龄指出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原因在于“推原”武帝“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之“祸本”，“归咎于相如”[2]690。其实，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秉持“实录”的原则，至于诸家从司马迁的序事中得出或臧或否的不同结论，不是因为司马迁持肯定或否定的一家之见，而是传主作为个体的复杂性使然。

《史记》史料的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以“史记石室金匮之书”[3]4001为代表的文字史料；以金石、图像、建筑为代表的文物史料；以游历访问、实地调查、取访故旧、询问交游为代表的口传史料[4]。司马迁对这些原始资料广征互证，作了一番考信的工作，以求其真，以传其真，是谓“实录”。至于司马迁之“爱奇”，也是以实录为基础的“实中求奇”，是在众多可靠真实的历史材料中选择具有个性和特异性的事件予以记录的偏向。

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秉持“实录”原则。首先，“琴挑文君”“文君当垆”一事。司马迁载此事意在“实录”，至于后人以此贬讥相如“窃妻”“窃赀”①，则是出于个人的是非判断。这件“异闻”的来源，与司马迁的游历访问有关。司马迁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3]3999，大概就是在此次出使中，他来到了司马相如的故乡，从耆老故旧口中得闻此事。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5]1645，且曾为中郎将，出使巴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3]3692，其在蜀人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加之司马迁与司马相如所处时代相去不远，蜀父老尚记忆犹新、津津乐道，故这则材料可信度较高。

其次，出使西南夷一事。对于这件事功，本传中着重记录的是相如的两篇檄文，肯定其“除边关，关益斥”[3]3692的成绩。但在《平准书》中直言其弊曰：“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3]1715司马迁使用互文法，虽在本传中“多婉辞，为才人讳”[2]689，但亦不失“实录”，称美而不隐恶，“善恶必书”[6]。

再次，受金失官一事。此事可以说是相如一生的转折点，之前相如仕宦是很积极的，但是“复召为郎”[3]3699后，司马迁便称他“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3]3699。受金一事，疑点颇多，司马迁记述相如受金失官之后，紧接着说其“与卓氏婚，饶于财”[3]3699，此事前文已经言明，司马迁的语言风格以“峻洁”称，何必重复？且受金后“岁余”便“复召为郎”，未免过于轻率。总之，历史上确有“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3]3699一事，司马迁如是书，此即“实录”。至于此事疑点，没有史料佐证，不敢妄言，故于序事中微文传疑，亦不失为“实录”。

可见，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秉持“实录”原则，这个原则贯穿《史记》全书。“实录”是就史家对史实掌握及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言，至于史家对史实的评价则属于“义”的范畴[7]。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褒贬皆以史实为基础，有斯事故有斯褒贬，其事不同，故褒贬不一。后人对司马相如的评价不同，也是因为个体的价值判断不同，取“义”不同而已，不妨碍司马迁之“实录”。

二、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原因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提及作列传缘由时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3]4027这是司马迁在选择人物进入列传时所持的总体标准。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原因是多元的，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司马相如用文学的方式多方面推动了汉武帝的政策。据刘跃进考证，《子虚上林赋》定稿于元光元年（前134）[8]。此时，窦太后已死，汉武帝开始真正执掌大权，实行了元光改元、崇尚儒术、设立太学、察举孝廉等一系列政策。正当汉武帝准备将大一统理论在地理、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推行时，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产生了。在这篇大赋中，司马相如在地理方面礼赞了统一中国的辽阔疆域之美；在政治方面，退诸侯而进天子，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宣扬了以天子为政治中心的大一统理念；在思想方面，勾画出以“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3]3686为理想的礼乐中国、文化中国，突出了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司马相如作为时代的写手，用“文”的方式开启了汉代的儒学政治，在文学文化层面推行了当时国家行政层面的各项政策，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其二，司马相如的事功。司马迁将《司马相如列传》编次于《西南夷列传》之后，可见太史公对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的政治功绩的推重。司马相如的事功还体现在以下四篇政论文中：《喻巴蜀檄》集纠责、晓喻、安抚于一体，檄文一下，不费兵卒，平息动乱，“深得告谕之体”[9]；《难蜀父老》为武帝开疆拓土的军事政策加上了文明传播的色彩，以超凡的政治远见为武帝的地理扩张与文明传播提供了支持；《谏猎疏》语含双关，表面说身危，实际隐含着政荒国亡之深忧；《封禅书》为经国之巨制，这篇遗文以“大司马”之口奏封禅之礼，言国之大事，从中可见司马相如一生之所求与失意。以上四篇文章都与政治联系密切，同属应用性文体②。《西京杂记》说：“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10]可知，司马相如的历史贡献绝不仅限于文学，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首先着眼的是其事功，其政治家的身份是第一位的。

其三，司马相如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司马迁用录文的方式肯定了传主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司马相如的大赋是新的文学形式，是汉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大汉盛世时代精神的产物，汉代文学繁荣的局面离不开司马相如的功绩，出于“实录”原则和良史之“识”，司马相如其人其文也有载于史册的必要。司马迁对相如赋的文学美感的体认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想象和虚构。司马迁在记述《天子游猎赋》本事时称：“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3]3640“空藉”一词直接点出了相如辞赋想象和虚构的特点。二是巨丽之美。司马迁评价相如赋“侈靡过其实”[3]3689、“多虚词滥说”[3]3722、“靡丽多夸”[3]4025，虽持否定态度，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司马迁感知到司马相如赋夸张、丽藻和虚构的特点。

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固然有对其文学成就的考量，但更多还是从“事功”的角度，去衡量司马相如的政治功绩，更重要的是，考察司马相如的作品对当时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政策所起的作用及其历史意义。总之，司马迁之所以为司马相如立传，是因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确有传之不朽的价值和地位，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实录”原则。

三、司马迁选录司马相如文章的标准

“以文存人”是一种重要的立传方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体例的特殊性在于其大量载录了传主本人的文章。研究司马迁选录司马相如文章的标准，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原因。《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选录七篇文章，赋三篇，分别为《天子游猎赋》《哀二世赋》《大人赋》；散文四篇，分别为《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书》③。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共有三处，司马迁明确提出自己的选录标准，兹分别讨论之。

（一）“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录《天子游猎赋》后，写道：“赋奏，天子以为郎。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3]3689此处，司马迁明确提出自己的选录标准为“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

其言“删取”，但此赋并未经过删削，“删取”一词为偏义复词，“删”的意义已经淡化，主要强调“取”的意义。《史记索引》引小颜云：“删要，非所谓削除其词，而说者谓此赋已经史家刊剟，失之也。”[3]3689既已收录全赋，犹谓“删取其要”，乃是司马迁言自己对于所录之赋，有所去取。

司马迁收录《天子游猎赋》，所去者为何？所取者又为何？《史记索引》引大颜云：“不取其夸奢靡丽之论，唯取终篇归于正道耳。”[3]3689盖去其“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之处，取其“归于正道”之处，即“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以下。

可见，太史公录赋之意，不在司马相如大赋的闳侈巨衍、靡丽之词，而在其曲终奏雅的讽谏部分——“明天子之义”[3]3640。

（二）“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录《封禅书》后，在全文结尾指出：“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3]3722可见，司马迁的另一个选录标准为“尤著公卿”，即重视作品在官员和政治方面的影响。

“西汉官僚体系中除了禄秩系统以外，还存在着以‘公卿大夫士’形式排列的‘爵位’系统”[11]，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职官与“位”的对应关系，“公卿”代表了整个官僚体系的上层。“尤著公卿”即重视作品在上层官僚中的影响力，或者说，对朝廷及政治的影响力。

“尤著公卿”点明了司马相如文章的读者及受众，司马相如大部分作品在创作中的预设读者和实际的首席读者都是天子，故其文具有“代天子立言”[12]48-57的性质。《天子游猎赋》宣扬了皇权、大一统和以儒学化洽天下的思想；《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力排众议，阐发了汉武帝开边政策的意义；《封禅书》昭示了封禅仪式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一种劝天子封禅的积极姿态，力促汉武帝举行泰山封禅。可知，司马相如的作品与天子之心和时代意志的契合，其文在“公卿”之间的传播，“使咸知陛下之意”[3]3692，为汉武帝各项政策的推行起到了舆论造势的作用。

司马相如自己虽官职不高，仅为“言语侍从之臣”[13]21，“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3]3699，但其文章却“尤著公卿”，通过文学的方式在政治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其鸿文直接与时代精神和天子意志建立起深微的联系，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司马相如的政治功绩。

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只提及篇名，并未录文，三篇已佚，以篇名观之，似乎更偏向于私人性和学术性，与国家政治和帝王生活关系不大。此外，与司马相如同时且有作品传世的文人还有很多，如邹阳、羊胜、枚乘等，但是司马迁或者没有为他们立传，或者没有录文，其原因大概就在于“尤著公卿”这个标准。由此可见司马迁在立传和录文时对传主本人及其文章的政治影响力的重视。

（三）“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载太史公曰：

《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3]3722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杨雄”此下28字，为“后人以《汉书赞》附益之”[14]非司马迁原文，故不论此句。“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在史传中抒发己见的重要形式，其在此指明自己的选录标准为——“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

司马迁所谓“可论者”，即“太史公曰”指出的相如文章与儒家经典的“合德”之处——“节俭”和“讽谏”。统观本传及《太史公自序》中与本传有关之语，共有三处谈及“归引”，分别为“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3]3689、“然其要归引之节俭”[3]3722、“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3]4025。可见，司马迁在选录司马相如文章时，自觉地以儒家传统诗教为准，表现出重视文章现实功用的思想倾向。

这种思想倾向也存在于《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赞《离骚》为“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3]4022、“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3]3010。不为宋玉之徒立传的原因则是虽有“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3]3020。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司马迁对相如文章讽谏性的肯定，表现出司马迁对文学作品现实功用的重视。

总之，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对司马相如文章的选录，虽然客观上可能会让读者产生太史公尚文辞、重词章、“特爱其文赋”[15]的感受，即重视相如作品的文学特质。但是从司马迁的主观意图，或者说从司马迁明确表示出来的标准而言，他更看重的是文章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推重那些具有现实作用、讽谏作用、教化作用，在当时有政治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可见，司马迁对司马相如文章的选录标准与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原因是一脉相承的。

四、司马迁对《难蜀父老》和《大人赋》主旨的认识

（一）司马迁对《难蜀父老》主旨的认识

关于《难蜀父老》的主旨，文人学者的观点不一，或认为其文质兼美、合于礼法，东晋文学家李充称其为“德音”[16]；或认为其助君之恶、阿谀媚上，苏轼言：“（相如）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17]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作《难蜀父老》的缘由为：“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3]3694可见，司马迁指出此文有两层主旨：一为“风”，司马相如“建节往使”[3]3692，“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3]3694，此时相如或已认识到了通西南夷之弊，故借蜀父老之言讽谏天子。对比司马相如出使前后所做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两文，可见其态度之变化。《喻巴蜀檄》作于出使前，一味训诫蜀民急国家之难，其责甚切；《难蜀父老》作于出使后，反复言及“百姓之劳”，其意甚怜。一为“宣”，通西南夷又确有其必要性，是“天子之急务”，功在千秋，泽流万邦，可见相如开阔的政治眼光。司马相如具陈利弊，以示天子。司马迁已将其意明言，盖真知己也，奈何后人以“导谀”度之。其“不敢谏”的原因盖如张耒所说的“夫既以开其利于前也，徐觉其害，又不忍默然”[18]，司马相如自悔前言，对此事颇有微词，又怕违逆帝意，故不敢直谏。

在客观效果上，这篇作品对“天子之意”的宣扬之义远超讽喻之义，但是不能据此评价相如是“逢君之恶”。一方面是因为司马相如确实反对“蜀父老”只重眼前利益的一隅之见，表现出与天子相合的政治眼光；另一方面是因为汉大赋的言说方式就是推而隆之、欲讽反劝、欲抑反扬，这就是赋家与天子和谐沟通的途径。武帝开边之举牵涉甚广，公孙弘以相位之尊尚且“不肯面折庭争”[3]3574，何况司马相如身居文学侍从之下位。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言，自己之身份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即使“伏法受诛”，世也不能“与能死节者比”，“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13]579。对于司马相如被误解贬毁的遭遇，司马迁岂无惺惺相惜之痛？即使司马迁确有借相如之文贬刺武帝之意，也恐怕没有讥讽相如不能谏止之意。

（二）司马迁对《大人赋》主旨的认识

关于《大人赋》的主旨，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此赋针对“上好仙”而作，“大人”指帝王，目的在于讽谏武帝，但客观效果是“劝而不止”。扬雄、颜师古、姚鼐都力主此说。颜师古评：“昔之谈者咸以西王母为仙灵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娱游之盛，顾视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羡慕也。”[5]2598二是认为“大人”指得道之人。万光治指出，此赋写的是由求仙而至得道的精神历程，是文人之思而非帝王之思，这是一篇从传统“悲士不遇”的主题中游离出来的游仙兼思玄作品[19]。

司马迁曰：“《子虚》④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3]4025太史公将《大人赋》的主旨归于两点：“风谏”和“无为”。

一方面是“风谏”的主旨。据司马迁对《大人赋》本事的记载，相如献赋的原因是见“上好仙道”，又“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3]3703。“帝王之仙意”岂非长享富贵之奢欲哉？故赋中以“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风之，“长卿则谓帝若果能为仙人，即居此‘无闻’‘无见’‘无友’之地，亦胡乐乎此耶？”[20]表现出司马相如对武帝求仙活动的冷静审视和对“生”的本质要义的追求。

另一方面是“无为”的主旨。“无为”是老子思想的重要命题，他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21]，“无为”不是“不为”，而是顺应自然、不妄为，这样才能以超功利达到大功利，实现“无不为”。司马迁将这个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引入对相如赋的批评中，显然与他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关。如果说“《子虚》之事”“归于无为”，“无为”还与儒家“节俭爱民”的思想相通，那么“《大人》赋说”“归于无为”，“无为”则更多地指向道家思想。

“无为”首先是司马相如晚年对汉武帝多欲政治的反思。司马相如用“文”的方式在政治、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推动了汉武帝的各项政策，但仍然身居底位，与自己出将入相、位列众卿之长的大志相差远矣。失望之余，司马相如对汉武帝治理天下的方式进行了深刻反思，既肯定武帝的雄才伟略，也看到了汉武帝的种种弊病——各方面追求有为，故以“无为”止之，“先行代言出汉武‘罪己诏’的本质内容”[12]48-57。

更重要的是，“无为”也是司马相如对自我的反思。《大人赋》开头曰：“悲时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这是典型的屈原式的文人之思，是司马相如对自己精神出路的思索和探求。高光复指出：“这种情绪之中包含着对世俗的厌弃，在他（相如）的其他作品中似乎不曾流露过。或许是到了晚年，历世既久，对于现实有所体会，通过本篇有所寄托罢。”[22]这种思索的最终结果便指向无为、无物我、无死生的道境。

嵇康发现了司马相如的道家思想倾向，他在《圣贤高士传赞》中为司马相如立传并作赞，称相如“越礼自放”[23]，将其视为隐逸遁世之人。闻一多指出了《大人赋》与道家思想的联系，他认为《大人赋》写的是“无积的大，《庄子》的大，为想象空间的大”[24]。后世对《大人赋》“劝而不止”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因为在这篇更富有主观抒情性的骚体赋中，司马相如并不是为国家、宗族的命运而游，而是为个人的解脱而游。

许结曾经这样评价汉赋的思想内涵，他说：“正因为汉赋艺术本身形成兼容南北文化的态势，所以其表现儒道哲学思想有时泾渭分明，有时交叉模糊。”[25]深受儒道哲学影响的司马迁在司马相如的赋中，自然地发现了这两家思想的并存。如果说，司马迁对《大人赋》“风谏”主旨的揭示，更多体现了儒家思想。那么，司马迁对《大人赋》“无为”主旨的揭示，更多的则是文人以道家思想为寄托，对现实政治的反思，对人生困境的超越和对绝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并录文的作法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和文学意义。就史学意义而言，此举既是对先秦史传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后代史传体例的开创。一方面，其源流可以追溯至先秦史书的记事与记言；另一方面，又为《汉书·艺文志》《后汉书·文苑传》等篇提供了史传采文的体例和范式。就文学意义而言，此举既提高了《史记》自身的文学价值和文献学价值，也对文学总集的产生和汉赋经典地位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注释：

①扬雄曾说：“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刘勰亦云：“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

②刘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第13-25页）称：“就秦汉时代而言，文体的观念还没有后世那么明确，大多数的文体还是以应用为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那些应用性文体更能得到时人的重视。”

③依据萧统《文选》对文体的划分，《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同属“檄”类（卷四四），《谏猎疏》属“上书”类（卷三九），《封禅书》属“符命”类（卷四八）。

④此处依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所注标点，但“《子虚》之事”指代不明，这里笔者姑且将“《子虚》之事”看作是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全文收录的《天子游猎赋》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