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君

(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研究所，北京 100009)

曾国荃与翁同龢均是晚清的重要人物，国家图书馆藏有曾国荃致翁同龢信札3通，故宫博物院藏有曾国荃致翁同龢信札1通，两者都是20世纪50年代调拨入藏的。国图所藏信札，收入新出版的《常熟翁氏友朋书札》一书中[1]；故宫所藏信札，从未公开对外刊布。这些信札，对研究曾、翁二人的关系有一定价值，现以书写年代为序，将二者合并整理，并作简单考释，以惠学林。

一、信札寄收人简介

寄信人曾国荃为曾国藩四弟，字沅甫，号叔纯，道光四年八月二十日(1824年10月22日)生于湖南湘乡县荷塘二十四都(今属双峰县荷叶镇)，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二日(1890年11月13日)在南京病逝于两江总督任所。曾国荃早年随曾国藩筹建湘军。从咸丰六年(1856)起独立领军，是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曾国荃率部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封世袭的一等威毅伯。后相继出任湖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逝世后追赠“太子太傅”，谥“忠襄”。

收信人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江苏常熟人，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第三子，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历任工部、户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年间，两次担任军机大臣。先后入值弘德殿与毓庆宫，教授同治帝与光绪帝读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因议行新政被革职还乡。宣统元年(1909年)，诏复原官，追谥“文恭”。

曾国荃以军功起家，长期任封疆大吏；翁同龢为科第出身，一直在朝中任职。二人一武一文，一外一内，均是晚清政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二人的关系，谢俊美先生在《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一书中辟专篇论述[2]400-403；朱育礼、朱汝稷的《常熟翁氏与湘乡曾氏之恩怨》一文，也有专节论述翁同龢与曾国荃、曾纪泽的关系[3]。其他论著，如新近出版的第一部专写曾国荃的著作《曾国荃与晚清大变局》等，受材料所限，对曾、翁二人的交往，多未给予充分关注[4]。对曾、翁二人的信札往来，曾国荃致翁同龢方面，目前所见，有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曾国荃在山西巡抚任上回复翁同龢信札1通[5]26-28；翁同龢致曾国荃方面，据赵平先生用《翁同龢日记》统计，共有6通[6]67。其中，《翁同龢集》收录2通[7]306,342，李红英女士不同意《翁同龢集》对这2通信札的系年判定，对其写作时间，重新进行了考释[8]339-341。《翁同龢书信笺释》一书，亦收录《翁同龢集》所收的2通信札，另外还收有1通翁氏未寄出的信札[6]62-67。对曾、翁二人的信札往还情况，目前还未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

从《翁同龢日记》的记载来看，曾国荃与翁同龢神交已久，很早就相互通信，但二人真正面对面交流，其实只集中在两个时间段。第一阶段是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1875)之间。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八日，在籍调养的曾国荃奉旨进京，十二月初七日到达北京[9]78。光绪元年三月二十日，授河东河道总督，于四月初三日出京赴任[9]79。曾国荃在京期间，曾几次与翁同龢深入交流。如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廿九日晚，翁同龢“访曾沅圃国荃长谈，得力在宋儒书，大略谓用人当反求诸己。名言甚多，知其成功非倖矣”[10]1154。可见翁氏对曾国荃的理学功底之敬服。第二阶段是光绪九年十年(1883-1884)之交。卸任两广总督后，曾国荃奉命进京陛见，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京[9]154。 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受命署理两江总督兼办理南洋通商事务，二月十三日出京赴任[9]157。 在京期间，又几次与翁同龢互访并深谈。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氏访翁，“言时政三端：一中原民生宜恤，一越事不可动兵，一听言宜择,不宜轻发。其谈兵事，总不以设险著形为然，多一险即多一败象。其言驭夷以柔，以忍辱为主。其言用兵必先料敌，能料到数十日是名将。又曰兵法应敌要活，活则灵，预则滞。其言用人则以虚，以下人为先，真虚则善言日至矣，类有道之言也”[10]1831-1832。曾国荃将自己对中法关系的看法向翁氏和盘托出。十二月初五日，曾氏再次访翁，翁同龢认为“其学有根底，再见而益信，畏友也，吾弗如远甚”[10]1833。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十九日，翁同龢邀请曾国荃、阎敬铭、张之万等人用餐，认为“沅圃之学老庄也，然依于孔孟，其言曰‘抱一守中’，又曰‘止念息心’，又曰‘收视返听，是为聪明’。其养生，曰‘神水华池，时时致念’。其为政，曰‘顺民心’。其处世，曰‘恕’。其临事，曰‘简’。其用兵，则皆依乎此而已”[10]1847。通过多次接触，曾国荃给翁同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人似偏于柔，其学则贯澈(彻)汉宋，侪辈中无此人也”[10]1851。翁同龢承认曾氏学问很深，感到自愧不如，认为曾氏的成功，并非偶然，与钻研并践行理学思想有很大关系。

从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赴南京就任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月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曾国荃与翁同龢再未谋面，只能通过书信交流。本文所释4通信札，就作于这段时间，它们是了解晚年曾国荃与翁同龢交流的重要见证。

二、信札考释

(一)

叔平宫保仁兄年大人阁下：

接奉惠函，备承雅教，谦光盛德，情见乎词。捧诵再三，弥增惶愧。执事松楸展慕，航海还朝，造膝陈谟，天颜喜溢，前席咨询，以待元老，丰功硕德，企佩何可！举似软红，重踏日来，酬酢纷如，言念荩劳，尤深驰仰。

杨滨石太常硕儒夙望，矜式乡间。昔年入直内廷，人品学问早在列圣洞鉴。廿年退处，益为时论所推，年不副德，遽尔千古。若蒙圣恩宣付史馆，足为稽古之荣，自当斟酌入告，藉以阐发幽光，并仰副执事笃念旧交之至意。

小孙辈学制方新，敢存奢望，渥荷奖饰，感愧曷胜。弟久领疆圻，一无报称，幸辖境均尚安静，藉藏鸠拙。专肃敬请钧安，诸希爱照不尽。年愚曾国荃顿首。

另笺谨悉，前致戋戋，本不足以将敬，未蒙鉴入，转荷齿芬，益增颜汗矣。谨此恭敂钧安,统希爱照,弟谨又顿首。九月廿九日。[1]666

此信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廿九日，主要谈及向朝廷表奏杨泗孙宣付史馆之事。“宫保”，本为太子太保或太子少保的简称，是一种荣誉性的衔职。光绪七年(1881)九月十九日，工部尚书翁同龢因办理慈安太后丧葬事宜妥帖，加恩赏“太子少保”衔[10]1658。曾翁二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年，曾国荃用“年大人”“夫子”(见后文)称呼翁同龢，以“年弟”“通家年愚弟”(见后文)等自称，是出于礼貌的尊称。

信中所述“航海还朝”，指翁同龢回籍修墓之事。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五日，翁同龢致信曾国荃：“同龢庸碌自惭，方拟请假修墓，若果，或可一拜铃辕耳。”[6]64七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翁同龢恳恩赏假回籍修墓一折，翁同龢著赏假两个月回籍修墓。该尚书日侍讲帷，深资启沃。一竢修墓事竣，著加恩赏给驰驿回京。”[10]2340得到朝廷允准后，翁氏于七月廿六日从海路回到常熟。

杨滨石太常，指常熟人杨泗孙(1823-1889)，字濒石，一作滨石，号中鲁，咸丰二年(1852年)榜眼，曾在南书房行走，历任军机章京、内阁学士、太常寺卿等职。后因眼疾辞职回乡，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十九日卒。杨泗孙是翁同龢的“旧交”，二人关系密切[2]534-536。翁氏回乡后，几次前往杨家吊唁[10]2343,2350，并为杨氏题遗照，撰写墓志铭与挽联[10]2345,2350，专门作《滨石杨先生，余执友也，已丑七月余假归省墓，比至里而先生殁已七日，拜瞻遗像，诗以哭之》长诗一首，怀念杨泗孙[11]152。八月初六日，杨泗孙侄子杨思赞托翁同龢致书两江总督曾国荃，“代奏太常病故”[10]2344。因翁同龢奉旨“驰驿回京”，须地方政府承担部分旅费，九月初一日，即将回朝的翁同龢收到两江总督曾国荃寄出的旅费与慰问信[10]2350。此信所言的“前致戋戋，本不足以将敬”，即指向翁氏寄赠旅费之事。九月初二日，翁同龢复函曾国荃，对曾氏表示感谢[10]2350，并托其为杨泗孙“宣付史馆”之事上奏朝廷。

曾国荃之子纪瑞(字符卿，1849-1880)与纪官(字剑龙，1852-1881)均早逝，其长孙曾广汉，字慕陶，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十一日[9]76。次孙广江，字庭凯，生于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初九日[9]77。三孙广河，字百航，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初一日[9]78。此时，曾氏三孙已相继进学，故翁同龢对其进行奖饰。光绪十六年(1890年)闰二月，因本年为光绪帝二旬庆辰，“李鸿章、曾国荃、张曜子孙各赏主事一人。万寿推恩，今始开奏”[10]2391。曾国荃之孙曾广汉，著加恩以主事用[9]188。 曾国荃去世后，由长孙曾广汉承袭一等伯爵[9]191,[10]2697。

(二)

叔平宫保夫子仁兄大人阁下：

溯违光霁，时切依驰，前布寸笺，计邀台览。敬维缉熙康绩，启沃阐猷，引睇矞晖，式苻藻颂。

劼侄之变，殊出意外。鄙人回首前尘，难以为怀。同僚日相慰藉，强自撑持，善为排遣而已。侄孙广钧忝列门墙，仰荷时雨春风之化，实为三生庆幸。此次回京与试，想我公硕德重望，乐育情殷，必蒙玉彼于成。鄙人但知心感，不敢以泛言鸣谢也。谨此布臆，袛请勋安，统祈爱照，通家年愚弟曾国荃顿首，三月初八日。[1]665

此信写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初八日，主要请翁氏关照侄孙曾广钧。

光绪十六年(1890年)闰二月廿三日，曾纪泽在北京去世。当日，随扈光绪帝谒陵的翁同龢返回京城后，去看望曾纪泽，得知曾氏已逝，感叹道：“嗟嗟！此人通敏，亦尝宣劳，而止于此，可伤也。” 随后，翁氏帮助曾家一起修改曾纪泽的遗折，并向军机大臣张之万、奕劻通报：“劼侯遗折所叙二子幼者在前，勿误认也。”[10]2395因曾纪泽长子广铨为过继其弟纪鸿之子，次子广銮系后来亲生。闰二月廿五日，朝廷恤旨下，赏曾纪泽宫保衔，“次子广銮服阙引见，长子广铨赏员外”[10]2395。 后来，曾纪泽所遗一等勇毅侯，亦由次子广銮承袭。

曾广钧(1866-1929)，字重伯，号环远，曾纪鸿长子，曾国藩孙，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时，特赏庚午科(1870年)举人，一体会试[12]。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甲第十二名进士。光绪十五年会试，正考官为李鸿藻，副考官为昆冈、潘祖荫、廖寿恒。翁同龢只是在四月十四日，奉命参与贡士复试卷的评阅[10]2320。四月廿九日，翁同龢与福锟被委派教习庶吉士[2324]。曾广钧中进士后，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正式成为翁同龢的门生。曾国荃将曾广钧托付给翁同龢，有请其关照之意。光绪十六年四月，庶吉士散馆考试，曾广钧名列一等第十八名[13]138。

(三)

叔平宫保夫子仁兄年大人阁下：

顷奉手谕，猥以劼侄之事，远劳劝慰，殷拳挚谊，超越寻常，三复名言，敢不强自撑持，勉为排遣，上纾爱注。前奉恩旨饰终之典,至渥极优。鄙人回首前尘，不禁感慨系之。康侯已于初七到京，侄孙广钧初九北上，因念客厝非计，趁四月底天气和暖，拟令侄孙等扶榇南旋。感承垂注，谨以奉闻。专肃敬敂钧祺，通家年愚弟期曾国荃顿首。三月十二日。[1]666

此信写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十二日。闰二月廿三日曾纪泽去世后，翁同龢曾致信曾国荃，劝其节哀，曾国荃回复此函，对翁氏的慰问表示谢意。曾纪泽去世后，恤典“至渥极优”，“恩赏给太子少保衔，照侍郎例赐恤”[13]71。康侯，指刘麒祥，曾纪泽内弟。曾纪泽原配夫人贺氏，为善化(今长沙)人贺长龄之女，咸丰七年(1857年)六月去世[14]。继配刘氏夫人为湘乡人刘蓉长女。刘蓉是湘军将领，曾官至陕西巡抚，刘麒祥为刘蓉次子，时任江南制造局总办。曾纪泽去世时，其弟曾纪鸿已离世，其子广铨20岁，广銮18岁，年纪太轻，故刘夫人请弟弟刘麒祥与侄子曾广钧来协助操办丧仪。本年三月初九日，到京的刘麒祥拜访了翁同龢；初十日，翁同龢与徐郙到曾府，与刘麒祥协商曾纪泽丧仪之事[10]2399。 三月三十日，为了表示对翁同龢的感谢，“刘康侯观察来致曾侯夫人意，送貂褂等，峻却之”[10]2403。 在操办丧仪的过程中，因种种原因，曾家内部发生矛盾，翁同龢曾给予调解。五月初八日，曾广钧到翁府拜访，“力白其家庭无勃谿事，并以沅翁(曾国荃)家函介示，嘱为剖别”。 翁同龢“察其词气，盖亦无它，不过少年狂逸而已”[10]2411。

(四)

叔平宫保夫子仁兄年大人阁下：

久违麈范，时切调饥。月前两奉赐书，渥蒙藻缋有加，至为感愧。比经肃覆，谅达典签，敬经启沃阐猷，缉熙康绩，益宏霖雨。用慰金兰。国荃承乏珂乡，愧无建树。各处春赈，办有端绪。近则又盼畅晴，庶麦乃有秋，藉收桑榆之效。惟自惭抚绥乏术，歉然于心，所望渥迓天庥，以补人事之不足，堪纾荩注。

陈舫仙廉访识量闳远，才气无双，其忠君爱国之忱，老而弥笃。上年经王夔石制府保荐，旋蒙恩旨来京，日昨道出秣陵，相与畅谈，见其精力弥满，为外间识时务之俊杰，指日足以宏济艰难，孤忠耿耿，百折不回，实东南之好手也。鄙人老矣，涓埃未报，刻刻思欲以人事君，溯念三十年前，劳苦患难，心性至交，同袍旧雨，匡时劲手，惟此君首推一指，尚未大抒怀抱。夙仰我公爱贤若渴，此次到京，必蒙青睐相看。至其昔年功迹(绩)，图画紫光阁，彪炳人间。后被无妄之灾，及中间委曲情形，夔帅奏牍中既详且尽，然玉成之惠，惟公是望。倘荷逾格关垂，感激之私，万言难罄，惟有铭诸心版，永矢勿谖而已。谨肃密恳，祗敂勋安，统祈爱照。通家年愚弟曾国荃顿首。三月廿二日。[15]

此信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主要是请翁氏为陈湜复出助力。前一年江南地区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本年开春依然多雨，作为翁氏家乡(珂乡)的最高行政长官，曾国荃在办“春赈”之余，“又盼畅晴”，让“麦乃有秋”，让辖境百姓有饭吃。

陈舫仙，指陈湜(1832-1896)，湖南湘乡人，早年加入湘军，历经吉安、安庆、天京诸战役，与曾家共“劳苦患难”，是“心性至交”的同乡。光绪十二年(1886年)腊月，陈湜56岁生日时，曾国荃曾撰有《陈舫仙方伯暨继配夏夫人双寿序》长文，颂扬陈湜的功勋[16]81-86。 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内阁学士陈宝琛奏参陈湜驻军吴淞时，往来上海，不自检束，私行游燕妓馆，陈因此被革职[17]360-361。曾氏认为这是“无妄之灾”。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十六日，因给皇太后上徽号礼成，特颁恩诏，赦免同治元年(1862年)以来的革职官员。九月初三日，湖南巡抚王文韶(夔帅)向北京“拜发四折三片，填八月廿九日”，其中有“钦承恩诏谨就所知获咎各员恳请恩施折”，保奏了姚觐元、陈湜等四人[18]774。王文韶的奏折中称：“迄今成平日久，湘军宿将，大半消亡，文臣知兵如陈湜其人者，已不可一二数，设有缓急，亦属独当一面之才。虽当其由军功崛起，小德出入，臣亦不敢谓其必无。现在其年亦将六十矣，屡经挫折，无非磨砺之资，时事多艰，人才难得”，光绪帝朱批：“姚觐元等，均著交吏部带领引见。”[19]其实，王文韶举荐陈湜，是受曾国荃之托。光绪十五年(1889年)六月十九日的《王文韶日记》有“接曾沅帅贺信并提舫仙事”的记载[18]764。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二月致杨昌濬的函中，曾国荃也提到：“舫仙方伯经夔帅奏保，已邀俞允。焦桐入爨，终遇知音，此近事之差足快意者。”[5]438这次在致翁同龢的信中再次提及此事，亦是希望翁氏在朝中为陈湜重新出山助力。

在多方合力的保荐之下，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二日：“前山西按察使陈湜，著开复原官，衔翎发往江南，交曾国荃差遣委用。”[13]170五月十四日，陈湜拜访翁同龢，“长谈一时之久。”[10]2412六月初十日，翁同龢为陈湜送行，“谈良久”[10]2419。陈湜到南京后，曾国荃以其“老于兵事，器识闳通”，委派陈湜接替长江提督李成谋，专门总统“南洋各号兵轮”，“不时出洋操巡”[20]。

三、 余论

致信翁同龢时，曾国荃身上有湘乡曾氏的大家长、健在的湘军系首领、在位的两江总督三重身份。曾氏家族方面，此时，曾家五兄弟中，仅剩国荃一人在世。作为大家长，曾国荃对侄辈、孙辈的事情，多有关心。曾纪泽的丧仪，曾广钧的仕途，均需他出面照应。湘军系方面，在曾国藩、左宗棠等大佬相继故去之后，曾国荃成为湘籍官员中声望最隆者。对湘军旧部的提携，责无旁贷。陈湜能被重新启用，就是曾国荃一手促成的。作为两江总督，对治下的民情民瘼，亦须关注。在与翁同龢的通信过程中，赈济灾荒，维持江南地方的社会秩序，亦是主要谈资。

湘乡曾氏与常熟翁氏之间，早年因两件事产生了嫌隙。第一是在外领兵的曾国藩怀疑朝中的祁寯藻、翁心存等人“阴排善类”，在咸丰帝面前言其军权过重，不利于朝廷；第二是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参奏翁同龢之兄翁同书，使其被革职拿问，差点儿丢掉性命[3]。当事人曾国藩与翁心存、翁同书相继故去之后，曾纪泽与翁同龢从大局出发，逐渐打破沉寂，关系越走越近[2]292-295。从曾国荃致翁氏信札与《翁同龢日记》的相关记载来看，曾国荃与翁同龢“晨夕晤聚，深获他山之助”，关系相当融洽[7]342。这固然有时过境迁，不纠结过往的因素，更是作为湘籍官员的头面人物的曾国荃与朝廷重臣翁同龢处处以大局为重，胸怀宽广，相互欣赏的结果。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月初三日，听到曾国荃去世的消息，翁同龢感叹道：“闻曾沅圃制军于前日未时星陨，事关东南全局，可虑也。”[10]2445

总之，曾国荃致翁同龢的4通信札，可以补充丰富光绪刻本《曾忠襄公遗集》与岳麓书社版《曾国荃全集》的内容，对研究湘乡曾氏与常熟翁氏的关系，也多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