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娟，刘人锋

(1.湖南女子学院 科研处，湖南 长沙，410004；2.湖南女子学院 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410004)

丁玲是现代女作家中的佼佼者之一，也是美国汉学界倾力最多的女作家之一。美国汉学界将源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于丁玲的研究由单一的作家论、非此即彼的政治二元论转向更为多元的、科学的、立体的研究。女性主义视点下的丁玲研究将文学批评与性别理论结合起来，既关注以明确的女性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丁玲及其作品研究，也包括对丁玲妇女题材的作品及女作家丁玲本人的种种讨论。美国汉学界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丁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女性与艺术性的文本解读：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作者女性主义意识的再现，丁玲作品中众多的女性形象成为美国汉学界对丁玲文学的研究热点；第二是女性与政治的解读：特殊历史时期的丁玲文学表明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性别的亲密关系，丁玲向女性政治文学创作的转变不例外地成为了美国汉学界关注的热点；第三是女性与现代性的解读：丁玲创作中文学、历史与现代性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丁玲研究的热点之一，产生了一些不同凡响的新观点。三者既有重叠又有分别，但美国汉学界关于丁玲研究的女性主义形态不外乎这三种。围绕这三方面探讨美国汉学家的丁玲研究，呈现女性主义视角下美国丁玲研究的传承与超越关系，折射出美国学界对中国文学、女性、政治、革命的认知变迁。

一、女性与艺术性的文本解读：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基于约翰·B·汤普森的观念，进行文学评论的学者，不可避免地有着思想的、美学的或者人生的指向。对同一作者甚至是同一作品，评论不一甚至观点截然相反都是司空见惯的。即便是文本解读，也没有“纯粹”的只建立在文学层面上的文本解读。对丁玲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解读，或是对丁玲本人的评价，指导思想、批评模式或理论方法的不同，亦能产生不同 的结论，但大多数汉学家仍然承认，丁玲是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至少早期是。

1960年代，夏志清对丁玲的开创性研究可以算作美国汉学界最早研究丁玲文学女性形象的成果。但是得到许多海内外学者公允的丁玲的作品并未列入夏志清“优秀”作品的行列。在夏志清看来，早期的丁玲是一个非常忠实于自我且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家，大胆地以女性观点及自传的手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但是他对丁玲的《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给与了较负面的评价，认为这些作品没有很好地体现文学的艺术价值，尤其是《水》，描写手法粗糙、叙述方式肤浅，“是一种装模作样的文字”[1]。夏志清的文学批评方法来源于当时兴起于欧美的新批评派，强调文本细读，重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和艺术素养。他坚持自己的批评方式，以作家作品为依托，以西方的文学审美观点为标准。单就写作手法和艺术上，王德威也同样认为，丁玲的文字艺术来说甚至不如凌淑华、张爱玲等人，只是她的写作经验是值得探讨的绝佳素材。一定程度上，丁玲的左翼文学因缺乏“艺术性”和学者“政治主导式”的读法而无法列入优秀作品的行列。无独有偶，1950年代到 1970年代，当政治斗争成为国内学术界主流意识形态之时，国内学界对丁玲的研究已经不能称之为研究了，对于丁玲作品、甚至她本人人格等方面都给予否定的意见，甚至予以言辞激烈的批判。

20世纪60年代以后，作为女权主义在学术领域延伸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出现了，美国汉学界开始以明确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丁玲及其作品。虽然夏志清察觉到了丁玲文学对女性的特别关注，但是在开展丁玲研究时，西方的学科意识、学术自主意识以及女性主义理论还不足以支撑他来阐释丁玲的女性关怀。80年代以后，“重写文学史”和现代作家作品的“重评”达到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和汤尼·白露(Tani E·Barlow)等学者。

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是海外最早研究丁玲的专著。她摆脱了当时美国学界政治主导式的读法，不再把重点放在丁玲小说的美学水平与政治约束的关系上，而是锁定在文本本身，直面文本的复杂性，关注丁玲文学叙述的变化。和夏志清的批评不一样，她恰恰认为丁玲的这种写作是一种革命叙事的技艺化，有它自成体系的表述方式和叙事模式，只不过当时国家的政治意识不可避免地干扰了丁玲的文学创作。她从丁玲作品及其创作的过程出发，认为丁玲早期作品中女主人公与传统对抗方面表现出来的大胆和叛逆，是女权主义的重要内涵。

与梅仪慈不同的是，白露则是把女性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挖掘丁玲作品中符合女性主义理论及女权主义思想的因素并予以分析，大胆地先验性地首先提出丁玲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开启了海内外丁玲研究的女性主义维度。但是白露在运用性别理论对丁玲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时，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首先她将丁玲的转型归结为“妇女的个人问题”，以满足她对丁玲“女权主义者”的界定，而没有分析丁玲转型的深层次的原因；其次白露以性别为中心的单一视角过分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化，批判父权制，力图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秩序，忽略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背景，简单地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套用于中国文学批评实践，她所持有的立场也就是孟悦所说的“西方女性主义对整个文化批判结构的立场”[2]。

丁玲笔下的不同于传统的、复杂的或都市的女性形象，是我们进入性别文化探索的重要渠道，是我们了解文学生产场域、主流意识和文化的重要因素。不同时期的文本解读，因价值观、知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结论。总体来说，美国汉学界从性别的角度考察以丁玲为代表的现当代女作家性别身份的确认以及女性形象的塑造，得出了许多贴切女性本身的结论。

二、女性与政治的解读：情爱与革命的游离

丁玲的文学创作中政治因素的加入，成为更加吸引美国学界研究的主要原因。如果说早期的丁玲是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那么延安时期的丁玲开始关注革命、女性与艺术的交织。正如贺桂梅所说，丁玲1942年写的《三八节有感》是对当时国内文艺主导意识的最大冲击，尤其是丁玲初入延安时期的创作，体现了“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现代化自我”，丁玲的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有着明确的冲突。特殊历史时期的丁玲文学表明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性别的亲密关系，众多美国汉学家在研究丁玲时，经常把“革命”作为关键词进行解读，认为丁玲陷入了“革命”与“情爱”的冲突里。几乎每一位丁玲的研究者都关注到了丁玲创作的这种矛盾，他们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以更新颖的研究视角、更严肃的学术精神来接近研究对象，诸如刘剑梅(Jianmei Liu)、颜海平、李海燕(Haiyan Lee)等的丁玲研究就代表了这样的趋势，她们注重对丁玲创作中女性意识与政治因素的双重考量。

刘剑梅在其著作《革命加恋爱：文学史、女性身体与主题重复》中，对1920年代后期和1930年代初期，“革命加恋爱”类型的小说进行了历史重构，她意识到了这种重构涉及到该如何对待长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书写范式与历史记忆之间的问题。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她还对欧美学界长期以来的研究倾向进行了反思：研究者们大肆操练西方理论，却有意淡化历史语境。刘剑梅认为，中国现代作家笔下“革命加恋爱”主题的一再重复，是20世纪一种动感的“表演式”的文学史表现。她对中国现代女性作家政治与性别身份的互动、“革命加恋爱”的母题进行了深刻探讨，展示了性别与政治的“游离、多变”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关注到了革命与恋爱的互动关系，其中孟悦着重探讨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话语规范的压抑性，指出革命话语限制并且压抑了个人的欲望、情爱、性、自我以及其他感情[3]。

关于丁玲的评价，颜海平着重从社会性别理论分析了她的女性书写，展现了20世纪中国女作家在受到历史制约时，以何种激进的方式重塑生活和写作。在颜海平笔下，丁玲一生都和中国的现代革命紧紧相连，她提出“写作本身即是实践，实践本身即是革命”[4]。她和夏志清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对中国的革命女性充满了同情和敬意，以不合流俗的理论勇气对丁玲的革命叙述进行了再解读，把一个更为丰富、更具有多元文化意义的丁玲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开启了性别批评的新篇章。她的肯定和同情确实为丁玲的作品赋予了一种批评的张力，呈现了以女性为载体的“弱性物种”争取赋权的过程，但也存在些许遗憾，颜海平过分地强调女性的柔弱，想当然地将女性“弱势化”了，正如孙康宜教授总结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性别研究基本上遵循差异观到迫害论的思路来探讨文学与性别的关系。

李海燕(Haiyan?Lee)通过“族谱挖掘式”方法研究传统中国式恋爱，梳理了中国情感系谱学，构建了20世纪中国浪漫文学的家谱，研究方法可谓标新立异。她认为丁玲对“革命加恋爱”主题的贡献为：“在丁玲笔下，‘爱’成为所有个人放纵的统称。这种个人放纵，不是与革命相对立，而是对立于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参与所有比自身更大的进步群体的实践行为。[5]”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基本摆脱冷战的意识形态，不再沉溺于语言和文字的技巧性操作，更多的从跨学科的角度，综合运用多种批评理论，历史性地恢复了中国文学的复杂语境。总体来说，除了明显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汉学家以外，大多数研究者对丁玲的“革命与情爱”书写持肯定态度，认为丁玲的这种转型在文学史、社会性别史上是有先进意义的，虽然作品的文学价值一定程度上被政治概念削弱了，但还是不影响学界对这些更加贴近真实女性书写的作品的肯定。

三、女性与现代性的解读：从“摩登女郎”到“左翼文学家”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常常被理解为是始于“五四”时期的对传统的一场裂变。从1930年的《韦护》开始，丁玲思想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实现从书写现代都市的“Modern Girl”到“左翼文学作家”的身份跨越，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断裂”与“非连续性”的一个佐证，国外研究者对此津津乐道，开始从女性与现代性的联系出发，运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理论等多种理论方法进行再解读，文学与历史、现代性的关系被提上议程。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浪潮中，以“现代性”反思为出发点的研究理论大行其道，周蕾、王德威、刘禾、蓝温蒂等研究者们，致力于发掘被经典左翼叙事与民族国家话语所压抑的“现代性”。

研究丁玲的众多美国汉学家中，周蕾算是西方理论运用得非常成功的一位，以比较激进的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再解读”，她从“妇女”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多种理论方法，对“五四”经典文学、已有的文学批评进行“再解读”，借助性别隐喻来揭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批判西方文学理论的霸权地位，试图恢复现代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她认为丁玲早起的作品有着身份认同与性别欲望的双重属性，肯定丁玲情爱与革命书写的先进性，体现了现代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刘禾让我们看到了从另一个角度重写文学史的努力。刘禾赶上了美国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浪潮，将话语建构和语言实践置于讨论中国现代性的中心，关注的是语言文化实践中“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即“中国的现代经验如何产生于文学表述的具体形塑”[6]。刘禾借助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探讨第一人称写作、性别化叙事、自由间接引语等叙事模式是如何在文学中表现中国现代经验的，从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丁玲写作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复杂关系——一种性别的压抑。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这本著作在大陆一面世就让人感叹不已。他对丁玲的解读意味深长，认为其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意外地透露出丁玲对妇女问题的深切体验，他注意到敌我双方都在利用“女性身体”做文章，并借此文探讨文学与历史、政治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喜欢援引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借此，提出了“被压抑的现代性”，认为对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史叙事产生了巨大颠覆。这与孟悦和贺桂梅的观点相似：孟悦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梦珂》中表现女性自我与新的社会性别角色更深一步的冲突，她们对男性中心都市秩序的反抗，既不再是那个关注乡土大众的，以大众为旗帜的主导文化潮流的一部分，又不完全吻合于坚持个性解放追求的男性大师们的反封建传统。[7]贺桂梅则通过《“三八节”有感》尖锐地指出革命政权对女性的“无声的压迫”。

蓝温蒂的《现代中国的女性与写作》重点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与妇女的关系，清楚地揭示了“新女性与新文学”、女性写作与历史时代的关系，探讨了“五四”时期传统文化、现代政治、女性与写作实践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她认为，这个时期的“新女性”写作，与传统的父权制、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性别偏见处于动态的妥协和抗争中。

这也许是为什么众多美国汉学家选择丁玲作为研究对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通过丁玲的创作和她的命运，可以窥探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政治秩序，考察中国现代历史的复杂性、矛盾性，揭示当时的民族国家话语是如何影响女性创作的。多数美国学者通过对丁玲转型的研究，都认为女性话语一直处于与国家话语宏观立场的交锋中，只不过在各种冲突中脱颖而出了。在分析丁玲的创作时，不得不说，周蕾、王德威、刘禾等学者确实都任情地运用了各种西方理论，得出了许多与国内学界相似的结论，甚至创新了国内学界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思想，但也可以看出，他们过分依赖西方理论而有意疏忽了中国现代历史现实。

四、结语

美国汉学界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丁玲研究已有60余年的历史，研究者大部分是华裔，也有部分地道的美国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观点令人眼花缭乱，但大致围绕的是女性与艺术性、女性与革命、女性与现代性的主题展开研究，在各种理论的观照下，对丁玲作品中的性别意识、革命政治、身体写作、历史、现代性等进行深度挖掘，重新定义写作与情感、革命、现代性的关系，成为我们研究女性书写的有效路径。这些研究一方面开拓了丁玲女性主义研究的空间，另一方面让中国的学者以自己的话语去讲述妇女的问题，为跨国性别、种族和女性主义研究做贡献。

美国作为新兴理论和学说的发源地、中转地，较之中国学界，反思性和超越性是讨论丁玲女性问题的最大特征，但有一点值得我们警惕：我们不能盲目崇拜、过度倚重西方理论，任由他们以一种优越的文化姿态和学术自信，疏于历史考证，随意解读中国历史。这不仅仅是综述和研究史的梳理，更是借学科和研究范式思考背后的文化、历史内涵，为国内丁玲以及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研究提供反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