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辟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文学院 ，湖南 娄底 417000)

《聊斋志异》问世以来，对其动物形象的研究数不胜数，但主要集中分析动物身上所具有的社会情感、所体现的教化意义、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和所蕴藏的审美价值等。而且研究的重心大多放在“狐”的形象描写上，即分析“狐”形象所蕴含的“女性主义”和“女性观点”，对动物报恩情结少有研究。拙作以动物报恩情结为研究对象，力图挖掘其中的思想意蕴与艺术特征。

一、动物报恩情结与蒲松龄的人生经历

何谓动物报恩情结？要阐述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荣格对“情结”这个概念的理解说起。情结最早是由荣格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是用在他关于神经症和某些精神病——特别是早发性痴呆——的理论上的。他在对精神病进行治疗时，在用词语联想进行实验时，发现实验对被试的干扰性影响。荣格采用一系列刺激词让被试对其做出反应，结果被试对不规则的刺激词有顺畅的反应。荣格对这些干扰给予了特别关注，留意这些产生干扰的特殊刺激词，发现几乎都涉及私人问题，而且是具有痛苦特性的私人问题。荣格和克里林引进“情结”这一术语来指代“私人问题”，因此情结通常是由人人皆有的某种情感基调聚拢在一起的各种思想的集合[1]5。它又是荣格解释集体无意识这个概念中的原型时提出的：“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带感情色彩的情结所组成，它们构成心理生活中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说的原型。”[1]5而对无意识的实质和结构的不同理解标志着与导师弗洛伊德的基本分歧。由此可见，“情结”被提出之初，是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来定义的。荣格在分析“母亲情结”时指出：“它通常与伤害和疾病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它带离狭窄的精神病理学背景，并赋予它一个更宽广的内涵，我们能够看到它也有积极的影响。”[1]13本文动物报恩情结也是从更宽广的内涵上表现出的积极影响而言的。情结在荣格提出和使用之后，得到了广泛使用。情结有三个被泛化的趣向，分别为行为特征方面的情结“偏爱”化、内容特征方面的情结“认同”化和作用特征方面的情结“理想”化。行为特征方面的情结“偏爱”化表现为对某事物的喜爱、追求和占有等；内容特征方面的情结“认同”化表现为对某观念的自我认同；作用特征方面的情结“理想”化表现为情结有时会产生与理想相同的价值作用：作为一种动力的促进因素，引导着人们努力奋斗。情结通过积聚心理能量，显示本身所具有的心理补偿后的满足，具有和理想一样激发努力的动力作用。[2]

依据荣格对情结的解释和情结概念的泛化，动物的报恩情结，是指《聊斋志异》信仰动物懂得知恩图报或者具有报恩情怀，它们会以人类意想不到的方式报答人类的恩施。这个情结构成了《聊斋志异》伦理道德理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蒲松龄在书中以各种形式宣扬动物的报恩，目的是要扬善惩恶。这些动物关注施恩者的现实苦难，在他们处于困境时及时施救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代价，为施恩者追求美好幸福生活奉献自己的力量。《聊斋志异》中动物的报恩情结具有情感激励和精神慰藉的作用，这个情结来源何在呢？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得从作者生活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经历说起。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淄川(今山东淄博)人。《聊斋志异》主要成书阶段是一六六0到一六七九年间，亦即作者二十岁至四十岁的壮年时代。当时正是明末清初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代。清朝统治阶级在全国建立统治权后，就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血腥的迫害，同时还推行愚民政策，摧残启蒙的民主思想，箝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接二连三的造成文字狱，企图以专制和高压政策来消灭广大劳动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清思想。人民在政治上遭受压迫，各种灾害又接踵而至，人民苦不堪言。《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记载了当时山东淄川的灾害情况：“六郡皆患荒，淄独患再荒；六郡皆患旱，淄独兼患蜚；六患独患饥，淄独兼患盗。”[3]48天灾人祸使谷贵人贱，“垂髫女才易斗粟”[3]49，这些无疑给当地农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例如《蝗来》一诗描写了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人们如临大敌的场景：“蝗虫蔽日影纵横，下上扰扰如雷轰。风骤雨急田中落，垂垂压禾禾欲倾。”[3]530尽管人们奔走相告，象对待敌寇入侵一样来对待蝗虫，但收效甚微。蝗蝻又趁机而入，《捕蝻歌》描写其危害之大毫不亚于蝗虫：“戈矛还未已，禾黍无半茎。”[3]532农民一年的辛勤劳动瞬间化为乌有。面对天灾，官府不但不采取赈济措施，还趁火打劫，“官谕：市中杂钱，姑纵民便，都中新钱下，不许复行矣”[3]47，新发行的官钱数量不多，又被私铸者加以破坏，完整的新钱少之又少。“久之，新钱不下，携千钱并不能糴升米”[3]47，人为而起的新钱与旧钱的矛盾，造成物价飞涨，贪官从中得利。因此，在蒲松龄看来，官府的横征暴敛与动物的报恩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没有任何怜悯和同情之心，连动物都不如。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描写动物对施恩者的报答之情，反衬官府的横征暴敛，显示理想社会缺失所造成的心理补偿后的满足，具有和理想一样激发努力的动力作用。就他的个人生活经历而言，蒲松龄在科举场上磨蹭了大半辈子，满腹经纶无用武之地甚至连一家人最基本的衣食来源都难以维持，幸好毕际有看重他的才华，聘请他为家庭教师，才勉强解决一家人的生计。科场不得志的蒲松龄内心活动是寂寞的，生活是清贫的。他对毕际有深怀感激之情。这是动物报恩情结的直接来源。就整个历史的发展长河来说，《聊斋志异》的动物报恩情结与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有关。在上古神话《精卫填海》中，炎帝少女溺死于东海，她死后化为精卫鸟不屈不挠地填海进行造福人类的事业。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以东海为代表的自然势力是人类无法战胜的，人与自然势不两立，精卫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铁器和农耕的使用，人对自然的认识有了大的改观，天人合一的观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渐趋和谐的表现。精卫造福人类社会不再是单向的，人类也可以造福包括鸟在内的动物世界，因此，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动物和人类常常相互回报，且以动物回报人类的恩情居多。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志怪小说中都有动物请人帮忙，事后把人送回，隔几天动物送礼来回报救命之恩的篇目。蒲松龄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以报恩情结作为结构故事的手段，并以此作为情节曲折离奇的途径。

在《聊斋志异》中，与动物报恩情结相关的作品有19篇，这些着力描写动物报恩的篇目，把动物塑造成为有情有义的形象，使在现实生活中遭受世态炎凉的人生活在一个人与动物互通情义的美好世界里，摆脱个人、民族、种族的囿限，从更广的角度和更深的层面来关注人类生活，积极致力于人类幸福。

二、《聊斋志异》动物报恩情结的类型与思想意蕴

《聊斋志异》中动物报恩形式多种多样，人投之以桃李，“我”报之以琼瑶，人救“我”一命，“我”救你于危难之际等等。不过，无论哪种形式，以动物报答施恩者时是否保持原形为标准来区分，不外乎原形报恩和幻形报恩两类。前者，物身而履人伦；后者，人形而通神性，出其所需为报。下面分类论之。

(一)原形报恩，物身而履人伦

在《聊斋》中，原形报恩是指动物以本来的面貌和本性对人类进行报恩。文中描写了许多动物因为曾经得到人类的救助和爱护，而以各种方式回报人类，或赠人宝物，或救人危难之际，或助人发家致富等。将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最平常的举动，用于动物与人之间，尤其侧重于动物回报人的恩施，救人于危难之际，就具有了超道德的意义。

譬如《聊斋》卷十二的《毛大福》写的是疡医毛大福医一病狼后受狼金饰，以此蒙冤，狼后来为之洗冤的故事。狼知恩图报的执着让人感动，使读者几乎忘记狼的狡黠。在此篇末的附则中，作者还叙述一稳婆出归，遇到一只狼阻止去路，后来为雌狼催娩，而后受其衔鹿肉置其家以回报的故事，并叹曰“此事从来多有”[4]1605。在人们的印象中，狼一直是阴险、狡诈、令人恐惧的动物。文学作品中常将恶人比拟为狼，如明代康海、王九思的《中山狼》就是如此。但蒲松龄在《毛大福》这一篇中，着力描写了狼的善良和知恩图报的美好品质。与《毛大幅》相似的另一则《赵城虎》则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担当、责任心强的形象。虎为兽中之王，以凶猛(本性)著称的虎。小说开篇的虎同样露出的是动物本性，只不过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而是从侧面去烘托。老虎噬人——吃了老妪的儿子——给老妪带来痛苦，“妪悲痛，几不欲活”[4]591，诉之于县宰，“号咷不能制止”[4]591，要求隶役拘虎来偿命。虎被拘后，承认噬老妪之子一事，虎“贴耳受缚”[4]592，县宰看到虎承认错误，没有杀它抵命，而是判决它承担赡养老妪的义务。从此它不断唧来物品财宝，使老妪生时衣食无忧。当老妪死时，它又“吼于堂中”[4]592，表现出“失母”的悲号；老妪被邻人埋藏后，它还“直赶冢前，嗥鸣雷动，移时始去”[4]592。承认错误后的虎，赡养人母，孝悌过人，人母死后还念念不忘，俨然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孝子形象。又如《二班》篇，老虎班爪、班牙为救老母请名医殷元礼赴家治病，而后殷名医遇狼群，眼看遭遇不测。二虎一家出现，救元礼于危难之际。二班尽孝如许，报恩如斯，这正是传统道德的行为规范和楷模。蒲松龄在描绘这两只老虎的时候，抓住了老虎身上知恩图报、讲义气的品质，展现了纯真的人性美。

还有《鸲鹆》，八哥在主人困境时毛遂自荐为主人解围，在王爷家讨得十两银子，最终鸲鹆来到与主人相约而定的地方，与主人不离不弃。再如《聊斋》卷五的《义犬》中的义犬，对主人尽忠尽职，即使在主人不理解的情况下，打骂义犬，而义犬一心只为主人救命的银两，最后倒在草丛里。

作者用感人的文字来写这些动物的有情有义，反衬那些现实生活中绝情无义、六亲不认、残酷无情之流，赋予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作者以原形报恩展开故事描写，展现了具有人情的动物世界，它们一个个被赋予了优美的人性，是对世俗社会人情淡薄的讽刺。

(二)幻形报恩，人形而通神性，出其所需为报

幻形报恩，是指蒲松龄将动物“幻化”成人形，以人的言语和行为来回报施恩者。动物化为人，不仅具有动物本身的性质，而且具有人的特性，且以超凡入圣的神力出其所需报恩于施恩者。

《小翠》是以“幻形”为手段来刻画动物形象的。其写的是一个可怜的牝狐，偶然逃入王太常家躲避雷霆之祸，多年后，为报救命之恩，牝狐化为贫苦的妇人将女儿小翠送给王家绝痴的儿子作新妇的故事。在入王家后，小翠以憨笑面对公婆的诟病，以聪明才智应对公公的政敌，以人力难以把握的方式治好了丈夫的痴病。又在为丈夫觅得貌与己相似的钟太史之女为妇后悄然隐去。她所做的一切只有无所不能的神仙才能办到。在小翠这一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中，作者倾注了自己对善与恶、美与丑的赞美与鞭笞、爱怜与憎恶的现实情怀。小翠憨直善良、聪慧情深，充满了人情味，并在这一独特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注入了丰富的社会意义。这种憨然戏谑的性格和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结局，隐含着对现实社会勾心斗角的讥讽和嘲弄，同时也体现了作者与不公平的社会抗争的美学理想。从讽刺现实的深刻性来讲，《八大王》同《小翠》颇有类似之处，《八大王》更偏重于对官场黑暗的讽刺，却以动物报恩情结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八大王的物身本为临洮水中的巨鳖，在它陷入困境时被冯生所救。后冯生遇人形为“南都旧令尹”的八大王，送一宝物以报恩。冯生凭借宝物的神力而富埒王公。后又因为巨富贿赂中贵人息讼。冯生所得宝物非世间所有，只有通神力者才能获得。此外还有《阿英》中鹦鹉阿英为报答甘生父亲的养育之恩，化为人形嫁给甘生。在她被见疑后，又化回鹦鹉离去。在甘珏和嫂子在山谷中躲避强盗的掳掠时，甘嫂和甘珏发现了她，她出计策让甘家完好无损。又使甘珏的新妇姜氏易丑为美，从甘嫂的婢女中觅得有宜男相来延续子嗣。这些非常人所能为。《荷花三娘子》中狐女为了报宗湘若的不杀之恩，撮合他与荷花三娘子的姻缘。其撮合的方式非人能悟：“明日辰刻，早越南湖，如见有采菱女，着冰縠帔者，当急舟趁之。苟迷所往，即视堤边有短干莲花隐叶底便采归，以蜡火热其蒂，当得美妇，兼致修龄。”[4]684宗湘若就是按照她的点拨方式找到荷花三娘子的。这些“幻化”成人形报答人类恩情的动物，在和人接触的过程中，人根本感觉不出它们是异类，从它们身上感受到的是人性的美好和通灵的神性。

蒲松龄笔下知恩图报的各色各样的动物，它们具有“人兽合一”的美学特征，其人化的总色调是“人的内在美和慰藉心灵的人情味”，使人深深感受到净化心灵的教化力量。蒲松龄是封建社会失意文人，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无论是原形报恩还是幻形报恩，都离不开这一思想，只是有的从反面去揭露，有的从正面去歌颂，当然还是前者居于主导地位，是对炎凉世态的针砭和嘲讽。

《西湖主》篇扬子江王的女儿猪婆龙为感陈明允出手相助疗伤之情，将爱女西湖主下嫁给他，西湖公主将从龙君所得的长生诀与他共享，在他八十一岁终时出殡，得知他尸解而去。通晓长生诀者，乃神仙可为。陈生得到长生诀，表达心存善念的人终究会得到生活的眷顾的美好理想。像具有善良品德的猪婆龙、西湖主、陈生等，与丧德忘恩、见利忘义的世间卑鄙小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被蒲松龄赋予了美的形象。《花姑子》更是别具一格，獐子的女儿花姑子为报答贡生安幼舆救父之恩，不惜放弃来之不易的修道机会，用起死回生之术救治被蛇精置于死地的安生，并为安生生下后代后悄然离去。花姑子救治安生的办法和制服蛇精的策略也只有通神性者才能为。

这些幻为人形而通神性的动物，用他们所独具的通神本领，或使施恩者由贫变富，或使施恩者起死回生，或为施恩者解决婚姻问题等等，他们报答施恩者的方式变化莫测，却切合施恩者的需求。

当然，动物对人类的报恩并不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动物的报恩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作者将动物实有的对人类的感恩之意夸大化，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赋予动物以优美的人性，是有感于现实中人情浇薄而发出的感叹，用动物的知恩图报来针砭和嘲讽世态的炎凉。他笔下的动物知恩图报，人情味很浓，这些具有人性化的动物，是社会生活中具有真善美的“人”的形象的真实写照，还寄托了自己对美好人性的理想追求。

三、《聊斋志异》中动物报恩情结的艺术特征

《聊斋》中，以动物报恩为描写对象的篇目，将动物与人类结合进行一系列的描写与刻画，向我们展示了“人化”的动物世界，衬托出神奇绮丽的“神化”世界，丰富了《聊斋》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

(一)写形传神，使形象更加鲜明

作为一部以花妖狐魅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聊斋》里塑造的每一个动物的形象都是一个典型。他以现实社会中动物的形象特征为基础，进行加工处理，善于运用写形传神的方法，着眼于人物精神气度和性格刻画。在描写动物的外形时，往往只用寥寥几笔，勾勒出动物一刹那的形貌和神态，创造了许多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如绿蜂、虎、娇娜、狼、猪婆龙、象、花姑子、二班、鼠、犬、鸲鹆、胡四相公等。

《绿衣女》中，写绿衣女“绿衣长裙，婉妙无比”[4]678，其歌“声细如蝇，裁可辨认。而静听之，宛转滑烈，动耳摇心”[4]678。当于生把它从蛛网里救出来时，“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4]679，真是写色写声，写形写神，活画出一个绿蜂幻化的少女形象。

《赵城虎》写赵城虎“贴耳受缚”，接受县宰的判决，承担赡养老妪的义务。它不断唧来物品财宝，使老妪安度晚年。以及老妪死后赵城虎的尽孝等，刻画出他心存善念，有恩必报的高尚品德。《娇娜》对狐女娇娜的出场描写也是轻描淡写，但浓墨重彩地描写她冲破男女授受不亲的清规戒律，为孔生治愈毒疮以报答孔生冒死解救自己的恩情。对娇娜救助孔生的神化描写，突出了她知恩图报、舍己救人的崇高品质。

像赵城虎、娇娜等这类动物“人化”后的共同特点是知恩图报、勇敢无畏。作者借助这些艺术形象，来寄予他的社会理想：“含冤者能报仇雪恨，受难者能转危为安，遭灾者能消灾除祸，穷困者能变得富有，孤独者能够收获爱情和友情，流亡者能够回到家乡。”[5]49当然，在庞大的封建统治集团面前，仅仅靠动物人化后的优秀品德和神性来救世济民，无力改变整个社会状况，但作者立足于改变人民被压迫者、被欺凌者的处境，具有现实的理想化色彩。

(二)虚幻与真实交相辉映，寄予作者对美好社会理想的追求

幻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是《聊斋》思想艺术的一个突出特色。超现实的幻设表现的是非常现实的社会内容，虚幻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艺术投影。在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广大农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形同水火，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在《聊斋》中几乎都能得到鲜明真实的反映。小说从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中，捕捉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材料，经过加工，提炼、想象、虚构、典型化，用自己所擅长的艺术手段，把它铸造成精美的艺术品，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偶然反映必然，将自己的一腔孤愤、平生感慨寄托在那些既虚幻离奇，又真切感人的艺术形象身上，使《聊斋》充分表现出浪漫主义的奇情壮采。

《象》讲的是一群大象为对付天敌狻猊，将猎人摄至树下，示意其攀登；狻猊前来搏杀群象时，群象“共仰树上，似求怜拯”[4]1064，猎人射杀狻猊后，群象将猎人驮至一处，“以蹄穴地，得脱牙无算”[4]1064报恩、讲义气的故事。在这里，群象对它们的天敌狻猊，无可奈何，只有借助猎人的力量来对付。群象示意于猎人，猎人解象意都是作者想象出来的，是虚幻的。出于对猎人的报恩，脱象牙又是真实存在的，人与象互通情愫是人们所向往的。如果从作者立足于改变人民被压迫者、被欺凌者的处境来看，我们又可以这样去理解：狻猊象征着凶恶的敌人，大象比喻为善良的人民，群象和猎人合力射杀狻猊的成功，意味着作者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理想的实现，人民群众改变社会状况的渴望变成为现实。这绝不是封建文人的异想天开，而是根源于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些赛过瘟神的官吏、豪强的切齿痛恨，希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惩治他们。

除此之外《二班》《赵城虎》《花姑子》《绿衣女》等篇中对动物形象神化描写，不仅为它们贴上了人化精灵的标签，而且彰显了它们身上具有的现实生活中新人的思想和优美的品格。通过刻画这些形象，不落俗套地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宣泄他愤世嫉俗的情感。他通过对美好理想的积极追求，表达了他对黑暗现实的抗争与否定。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将虚幻的情节与现实的内容交织在一起，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收到虚实相生、虚中见实的艺术效果。

蒲松龄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里，他的很多作品虽然奇到极处，幻到极处，但奇而不失真，幻而不离其实，幻化的异类是根据人类的特性塑造的，这些都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曲折反映。它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揭示了事物的本质，所以读起来十分亲切，能够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强烈共鸣。

《聊斋》动物的报恩情结，置于明末清初特有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动物身上有情有义、不畏强权、感恩戴德的可贵品质，承担弘扬和传承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任的精神，寄予作者力图恢复儒家伦理道德的美好愿望，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注释：

有关情结泛化的三个趋势的相关论述参看赵书霞、刘立国《荣格的情结理论及其对情结概念使用的修正》一文(《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