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丽，胡红梅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当代著名女作家池莉的作品多为市民题材，且具有浓郁的武汉风味，其对武汉市井生活的精细描绘，于认识转型期中国市民社会众生相有着极大的价值。然其笔下活跃着一大批鲜活的女性形象亦不容忽视。尤其在八十年代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池莉的生命体验更为丰富，个体感悟也更为深刻，赋予在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身上的女性意识逐步得到丰富与发展并渐次臻熟。这批敢于反叛传统贞操观念、无惧大胆求爱亦可冷静撕裂爱情神话的“烈”女子身上所呈现出的对传统性别歧视的解构姿态，于新时期女性走向有着重要引领作用，但由于她们对双性关系的过多纠缠与对男性形象的过度抑制，又切实阻碍了女性研究向更深广的视域发展。这一现象无疑值得我们澄思渺虑、深入研究，以期双性和谐社会早日到来，女性自我解放向纵深迈进。

一、“贞洁”的消解

池莉的作品向来摒弃那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传统观念，她从不把所谓的“贞洁”作为衡量人性的标准。

《云破处》的曾善美幼年便父母全丧，15岁遭姨夫强奸，18岁被表弟诱奸，致其不孕，为嫁“良人”金祥，其姨母遍访民间偏方，终寻得鸡心血使其能在新婚之夜蒙混过关[1]。反倒是这样一个“不洁”的女人，家庭背景优越，气质容貌出众，难能可贵的是还有着极好的人缘与口碑。与撕破伪善面目后的“红军后代”金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所以》中的叶紫亦是用鸡心血代替了处子之血， 为自己换来一片栖息之所。这又何尝不是对“贞洁”的一种反讽？

《你是一条河》中的辣辣，在三十之际成为寡妇，但同时她还是一位有着八个孩子的母亲。明面上，她守寡一生，至死无二嫁，堪称“节烈”之典范。实际上，为求一家人的温饱，她拼尽全力，不惜以身体做酬谢，贞洁、道德于她而言便太过铺排。在辣辣的生活逻辑中，活下去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让八个孩子不要饿死，是她真实而具体的母爱，也是异常艰难的现实，这使她不可能如同任何一种话语虚构中的“母亲”，不可能温柔细腻，她间或成为现实、历史暴力的直接呈现者[2]。但她仍旧像一条永无止息的河流，带着最坚韧的生命力，包容着世间的苦难，向前方奔腾而去。

鲁迅先生曾言“‘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3]丈夫死随之自尽谓“烈”，受强暴污辱自戕谓“烈”，那么曾善美、辣辣等人是否只有一死才能获得一通虚无的称赞，否则便被诟病一生，冠以“荡妇”之名？曾善美“失节”，金祥的第一反应是愤怒、耻辱，将所有的邪念都加诛与她，可这又与她何干？且这无损她美、善、真的品质，她不过是这万恶社会的牺牲品、受害者。新婚之夜的谎言不过是她想在这将“贞洁”奉为圭臬的社会获得自由行走的权利。叶紫的“失节”源于其对社会的天真认知，更是对拥有一间自己的独立房间的渴求，而她的谎言亦不过是想获得一处容身之所，以此为跳板，方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辣辣“失节”的背后不仅仅是一种对生存的诉求，更是一种责任，母亲的天职。

她们的身体也许可以算是“失节”，但她们难道真正“失洁”了吗？一个人的高贵灵魂难道抵不过“残破”躯壳吗？灵肉结合固然最佳，二者不可得兼，舍肉而取灵者也。况且她们不过是以柔弱的躯体换取于他人而言司空见惯，甚至于视若无睹的权利。她们的存在不应为人唾弃，亦并非在博取怜悯，而是在对传统贞操观念赤裸裸地讽刺与无情地消解。

二、以情观“烈”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母题，亦是生活不可或缺的调剂，于女性而言更是意义非凡。女子之“烈”自是情爱不能以一概之的，但爱情确是对其的一个普遍观照，从此视角可折射出女性身上的多维气质。

(一)直面情爱的勇无可当

为爱奉献一腔孤勇，是傻，更是烈。《一去永不回》中的温泉便是一个典型例证。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温泉爱上了“小流氓”李志祥，等她终于能在精神方面与束缚她的家庭决裂且向他倾诉爱意时，却发现他已娶了与自己背景相当的女人。温泉表面不温不火，内心深处却是熔炉般滚烫，她精心设局，引诱李志祥侵犯自己，使其因强奸未遂入狱。这一事故直接导致李志祥的婚姻破裂，而温泉则如愿在其出狱后嫁给了他。在旁人眼中，温泉是弱者，是令人惋惜的，只有她自己清楚，她只是做了一件最想做的事情。即便身后空无一人，她依旧一去永不回。《来来往往》中美艳干练的外企白领林珠与已婚成功男士康伟业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她没有瞻前顾后，没有患得患失，一头扎入情海。爱了，就无愧本心，就全力以赴。《你以为你是谁》中的女博士宜欣遇上了离婚餐厅老板陆武桥，她不论她是谁，也不论他是谁，只是轰轰烈烈地爱了，还公然与之同居。

温泉、林珠、宜欣等人面对情爱时从不计较地位、学识、婚史等为世俗所看重的用以衡量他人的价值取向，将传统的“门当户对”抛诸脑后，她们敢于反叛与僭越，打破既定的人生模式，只要能实现所求。她们连追逐世上最难以捉摸的情爱的勇气都有，又何惧无法猎获其他？

(二)不谈爱情的冷峻凝视

若敢于执着追寻乌托邦式的情爱是“烈”，那么决然摒弃形而上的爱情岂不更甚？池莉后期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仅极少数为虚无的爱情迷离眼眸，绝大多数都高举着“不谈爱情”的旗帜，这亦成为其作品解构爱情神话的一个颠覆性主题[4]。

《不谈爱情》中小市民阶层的吉玲瞄准了身世背景出挑的庄建飞，她想与他共赴婚姻，却与爱情无关。吉玲深谙两性间的游戏规则，步步为营，终使庄建飞落入她早已编织好的罗网。当然，庄建飞也不过是觉得吉玲会过日子，长相身材尚佳，他的求娶也并非源于情爱。由此可见，他们的婚姻不过是为实现双方利益所签订的一种社会契约。而林珠和宜欣既能为爱浴血奋战，更能看透离开物质的支撑，爱情不过是仅供人遐想的空中楼阁，且爱情的维系绝不能倚靠尊严的践踏与圣母的牺牲，便于情爱中销声匿迹。她们那“不谈爱情”的昂扬姿态正是新时代女性对委曲求全式爱情的挑衅。

《绿水长流》中的已婚女作家于庐山度假时邂逅一心动男子，尽管他于她而言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但她仍能够凭借着自己的人生经验与智慧适时地走出一次又一次的两性诱惑。一如王安忆《锦绣谷之恋》中的“庐山恋”，回归山下的女人在怨怼男人没给她去信的当口才反应过来她也未曾去信给他，其实什么都未发生。虚幻的爱情只能留存于朦胧的庐山仙障，一旦趟入世俗必将消磨成残砖碎瓦。《一夜盛开如玫瑰》中声名皆俱的苏素怀与出租车司机的情爱仅盛放了一夜，披着情难自已的保护色，实际连真实姓名都未告知。意乱情迷的爱永远只能于暗处生发，撕裂虚无的浪漫游戏，机械化的生活还如程序般周而复始地继续。可以说她们是逃避、退缩，但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看破爱情实质后的明哲保身吗？

爱情缺席的背后不仅凸显了新时代女性特有的智慧，更是对传统爱情文本的解构。女性不再是为情所困的小女儿，她们鹰隼般锐利的眸子冷峻地俯瞰这缥缈的浪漫，她们知道自己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她们的价值不应仅局限于空中花园般的爱情，社会浪潮的方向亦有她们舞弄的一隅！

三、对女性意识的双重解读与反思

池莉的作品并不是什么值得惊叹的宏大叙事，反倒是充斥着一些看似毫无价值的生活碎屑，因而常被人调侃为“唠叨文体”[5]。池莉于1974年下放为知青，随后从事过教师、医生、编辑、作家等多种职业，正由于她能够切实融入现实，才使得她可以平民化视角叙述生活，于平凡中见不平凡。池莉本人并非女权主义者，其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是多为依顺传统型，且这与其自身的传统心理脱不了干系。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女权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大潮亦对现代知识女性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池莉的传统价值观亦被逐渐震碎。池莉就是在这个进程中不断撕裂自身，亦不断撕裂传统[6]，创造出了一批既反叛传统又独立自主的新女性。且赋予在这批女性形象身上的女性意识常常通过点滴的生活呈现出来，成为新时代女性暗夜中行进的星光。

池莉笔下的这批新女性似乎总与传统的贞操观有所脱节，或是婚前失处，或是婚后二侍，但却往往无法让人定神痛斥。反倒是会惊诧、痛惜曾善美、叶紫、辣辣等人原竟是想于残忍社会获得拥有一所安身立命的房间的权利，又无意中窥得林珠、宜欣、温泉等人身上所乍现的平等、自由的新派婚恋价值观。于她们身上显现的不是对“失节”的批判，而是关于“失节”的批判性见解，既是对传统“贞洁”观的反讽与解构，也包含着新时代下女性婚恋观的启蒙意识。

女性的多维气质于池莉笔下也是显而易见的，她们不局限于外在的姣好容貌，优美身段，更是集果敢、智慧、谋略于一体。她们的存在不在于表现生儿育女之类的生物性功能[7]，不再只能在家庭中像蝙蝠或是猫头鹰一样在暗处生活，像牲畜一样勤恳劳作，像虫子一样默默死去，她们会如《小姐你早》中的高级工程师戚润物，《来来往往》中的外企白领林珠，《生活秀》中小摊老板来双扬一样，和男人一样有着自己醉心的或大或小的事业，她们的个体价值、社会权益、人生内涵等社会性功能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波伏瓦曾有一段关于女性的哀恸“她十二岁，而她的历史已经刻写在天上；她从未创造自己的历史，却日渐一日地发现历史早已成形；这种生活的每一阶段事先都能预料到，而每天都不可抗拒地让她朝前走。”[8]而如今她们的历史不再只镌刻于婚恋、家庭，女孩的角色也不限于成为妻子、母亲、祖母，打破“贤妻良母”框定后的女性有了更多可选择的空间，能够挥毫书写自己的社会历史，不再是与主流历史不相干的“他者”。

池莉笔下这批极具破坏性的女性形象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反叛，对新兴进步女性意识的张扬，担负着世纪之交迎新除旧的导向作用，是现今女权意识蓬勃的启蒙先驱；另一方面，她对女性价值的解读始终不能浸入更深层次的剖析，尤其是对男性形象贬低性的映照，导致了潜隐性的两性对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池莉的作品中，女性具体何去何从未言说，她们虽有成就却并未作精细描绘，仅是作为她们爱情、婚姻的叙述背景。比如戚润物是如何成为高级工程师，宜欣去了加拿大后的作为都未铺开陈述，既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又会使读者对女性的判断局限于两性关系之间，这是不利于女性迈向更宽广的舞台的。其次，池莉为了彰显新兴意识，构建了一场关于女性的神话。她笔下的女性都是值得讴歌的，而与之对应的男性既卑鄙、肮脏还十分伪善，如《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飞，靠妻子上位后便撕破嘴脸，甚至与和其母亲年龄相仿的女性偷情；《云破处》中的“红军后代”金祥满口仁义道德，实际却在幼年时便背负了一个工厂的血命；《生活秀》中的男性角色更是被丑化到极致，女主人公来双扬的哥哥有生理隐疾，弟弟吸毒成瘾，就连她最亲的爸爸亦因无力支撑家庭而选择出逃，其中唯一一个仪表堂堂的来双扬的追求者竟然也有着性障碍。出场的男性大多数都作了反面教材，成为了女性的陪衬，在打破男权神话的同时无疑会引起男性的不满，从而加剧两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二元对立。

男女两性主宰一阴一阳，共同构建了社会生活，既然男性的成功不应以女性的牺牲为前提，那么女性的解放亦不应通过男性的失败来印证。阴阳调和，双性和谐的社会才是值得翘首以盼的。而且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也认为“成为自己比任何事情都重要”[9]，在争取权利的同时，女性不应陷入与男性一较高下的怪圈，不应该只有“征服”和“臣服”，而应该想想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女性既要致力于实现个人价值，更要与男性携手并进，为社会、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独特力量，共建和谐美好新型社会。这对女性主义研究采取更广阔的视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