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茂旺，刘德军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左宗棠出生于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虽多次落第，但仍潜心于经世之学。面对晚清风云变幻，他亦心忧天下、为国宣劳。作为近代教育的早期开拓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在家庭教育上也极具特色，对子弟教育颇为严格，值得今人借鉴。

一、左宗棠家庭教育观的“四个维度”

左宗棠一生尊崇儒学，其家庭教育观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但他又能正视经世致用之学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这也就造就了他“讲义理”“重经世”的治学之风。因此，他期许家中子弟要成为经世致用、品德高尚的良善子弟，其家庭教育观也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

(一)持家：守耕读，尚寒素，成崇俭广惠之人

左宗棠的家庭教育多以家书的形式为载体，十分注重耕读寒素的家风的保持。如此家风也对左宗棠的持家之道的形成和育人实践的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咸丰十一年正月，在写给其子孝威的书信中，他以自身为例指出自己27岁之后就不参加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1]19以此告诫子女要勤奋好学，学做一个好人。而后他又进一步论道：“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1]197他希望子弟能够承袭“耕读家风”，发扬务本求实的精神。他同时告诫子弟“贵仕不及三世，良农可及百年”，要以“良农”的务实笃行的品格，夯实读书的根基，实现“勤苦力学”。他曾说：“能苦心力学，作一明白秀才，无坠门风，即是幸事”[1]57，并强调“尚无外事分心，可勤苦学问，勿悠忽度日，最要最要。”[1]71除书信往来外，左宗棠还在家庙和家塾上分别题下“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是好子弟，耕田读书”[1]469-470等句以勉子弟。

尊崇耕读寒素的家风，也必然导致左宗棠十分注重家中子弟的清寒生活习惯的培养，希望他们都能养成崇俭、广惠的生活作风。左宗棠虽身居高位，俸禄亦是不薄，但他要求子弟“衣无求华，食不求美”[1]71“切勿饮食征逐”[1]102，始终谆谆教导子弟从寒苦艰难中做起。以至于其妻去世之时，还写信告诫子女为母办丧事时“用费亦宜计算，不可铺张门面，忘却义理……理所当用，稍多无碍；所不当用，即一文亦不可用。”[1]152左宗棠之所以让子弟“崇俭”，目的在于“广惠”，要求子弟要尽自己所能去行善事。他曾对孝威说“樽节有余，除奉母外润赡宗党，再有余则济穷乏孤苦。”[1]141当湖南发生水灾以致“灾异叠见”，他同孝宽说“吾捐廉万两助赈，并不入奏……区区之赈，为德于乡亦何足云？”[1]145左宗棠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教化他们，希望他们成为传承家风的好子弟，这也是左氏世代以来的持家之道。

(二)立德：笃根本，去浮华，修淡泊名利之德

左宗棠推崇儒学，尤其尊崇程朱理学并将其视为圭皋，主张“宗程、朱以探原孔孟 ”“恪以程朱为宗”[1]294-295。这也使得左宗棠在对家中子弟的教育中，十分讲究义理，注重道德修养的提升。从其家庭教育的目地来看，他既担心家中子弟沦为纨绔之徒，又忧虑他们坠入庸俗之流。左宗棠深知自己居庙堂之高，一则会使自家子弟易被“外诱所乘”，染流俗纨绔之习，二则会吸引阿臾之人，结交淫朋逸友以至德有缺位。为预防此种情况，左宗棠对子弟的品行做出了严格要求，同时提点子弟交友要慎重，不能轻易结交。他在家塾上题写了“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1]470来劝诫他们。并又进一步说道：“同学之友，如有诚实发愤，无妄言妄动，固宜引为同类。倘或不然，则同斋割席勿与亲昵为要。”[1]10

在左宗棠看来，一个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要想立德，就要“读书作人”。但对所读之书又有要求，读的要是圣贤之书，雾里看花地读不行，漫无目的地读亦不行。读书就要专研其内在奥义，探明其所蕴义理；就要用心苦读，摒弃外在浮华。唯有此番，方能“趋向正、识力定，可无忧耳”[1]5。他多次在书信中提及“读书的目的在于养性、养身、明礼、做人”[2]，在于使自己成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世俗浮华的人。左宗棠时常规劝家中子弟要淡泊名利，屡屡强调读书不为科名，持家不为财聚，不要被功名利禄迷失了本心，丧失了方向。他强调“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无愧此心，不负所学。名之传不传，声称之美不美，何足计较？”[1]176,“养口体不如养心志”[1]162淡泊之心既是对左氏耕读寒素的家风的传承，也是寄托着左宗棠对子弟“笃根本，去浮华”的德育实践和成为德才配位之人的殷切期许。

(三)明志：往圣贤，自省身，展鸿鹄扶摇之志

左宗棠的家庭教育还十分重视子弟的立志，他认为：“读书作人，先要立志”[18]。他时常对子弟说小时候志向就要远大，“长一岁须长一岁志气”[1]8。那么要立什么样的志呢？他接着指出，立志就是要“神交古人”，就是要成为圣贤豪杰那番之人，就是要志存高远，有积极进取的人生目标，心忧家国百姓。“务期与古时圣贤豪杰少小时志气一般，方可慰父母之心。”[1]8并进一步阐述说“志患不立，尤患不坚”，他举了个例子：我们无意间听到一些好话或好事，便对其心生爱慕，当时就说我要像他那样。可没过几日，这般想法就不知为何就消失了。这是你志向不坚定，没能立志的缘故啊。若一心向上，何求事业不成[1]70？因此，左宗棠又要求子弟要时常自省，“心中要想个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好”[1]8，对身上存在的毛病要“猛省猛改”，决不能“因循苟且”，袒护自己。

左宗棠教育子弟时，虽十分强调明志、立志，但并不赞同那些不切实际的志向。对于“少时志大言大，父师切勿抑之”[1]8的观点，左宗棠是极力反对的，认为这是庸俗父兄没能及时加以教导而浪费了好子弟的禀赋。同时对于禀赋平平的子弟来说，自幼“志大言大”往往恃才傲物易坠浮华庸俗之流。因此，他时常告诫子弟不得“旷言高论，自蹈轻浮恶习”[1]8。左宗棠虽有言及“小时志趣要远大，高谈阔论固不自妨”[1]89，但是这有条件限制的。家中子弟要做到“时时返躬自问”方可如此。唯常常自省，并形成如此习惯，则遇各项大小事宜时不至于“粗浮苟且”。这也表明左宗棠的家庭教育突出实事求是的特点。

(四)经世：轻科名，重实学，成经世致用之才

左宗棠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在家庭教育中也发扬了根植于湖湘文化中的“忧国忧民”“力行致用”的本性[3]。左宗棠认为人才评判的标准不是为了考取科名，而是能否成大才。大才者，亦必经世有为。正如其所言“至吾儒读书，天地物民，莫非己任”[1]92。他认为百工技艺、医学、农学等经世致用之学都是建立在勤苦读书的基础之上，唯有专心读书，方可通晓“宇宙古今事理”。唯有将“宇宙古今事理”融澈于心，方能“施为有本”。他还告诫子弟：“只要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1]68当孝威重科第之学，以会试为事时，左宗棠严肃地指出，“我之教汝者并不在科第之学……且尔欲为有用之学，岂可不读书？欲轰轰烈烈作一个有用之人，岂必定由科第？”[1]9他又进一步指出，你想急忙参加会试考取功名，以为考取功名就是“有用之学”，把“读书致用”看成是两码事，我不能理解[1]21。

左宗棠谈及的经世之学是建立在儒学思想的基础上，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治国利民之道的学问。他以“儒术治安策”“谈实务”和“为政先求利民”来“上报国恩，下拯黎庶”，对方舆学、农学、关海防学、荒政以及盐、河、漕等诸学勤于躬耕。二是基于道德伦理上的人情世故的学问。他认为“人情世故上有真学问、真经济。”[1]89，同时又强调“力行”，主张将学习与实践相统一，讲究经世致用。他对家中子弟说道：“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1]89，并在家庙上题写“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1]21以示子弟。左宗棠还对以八股出身而入士之人表示否定，他指出“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1]5。

二、左宗棠家庭教育观的基本特征

左宗棠家庭教育观从持家、立德、为学、经世四个维度展开，构建起左宗棠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从中亦可归纳出其所蕴含的三个基本特征：

(一)德教为先、德才兼备的育人方针

左宗棠家庭教育的核心就是德育为本，坚持德教为先、德才兼备的育人方针。为人立世，品行为先，让家中子弟学会做人，会做真人，做道德高尚之人，一直是左宗棠家庭教育的出发点。家教之道贵以德也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以“修齐治平”为指导的儒家思想中，首先强调“修身”即注重自我道德的完满，而实现这一道德完满的途径在于格物致知。实现“格物致知”的最重要的途径是通过读圣贤之书以明事理。因此，左宗棠十分看重子弟是否做到了“勤学苦读”；是否以专读参悟人生道理；是否做到往圣贤、自省身；是否与流俗划清界限；是否成为志存高远的好子弟。这也使得左宗棠每每书信家中，都要劝诫子弟要好好读书，认真做人。左宗棠家庭教育观还具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德育追求上主要表现为崇俭广惠和淡泊明志。“崇俭”源自世代寒素家风，与左宗棠个人经历亦是有关，强调子弟要过着简约朴素的生活，不要有贪图享乐之心。“广惠”来自于左氏家族流传下来的乐善好施的传统，强调人心向善，行有余力之时要帮助弱势群体。“淡泊”是不争名利、不坠浮华，而“明志”则是要志向远大，有所求有所不求。

左宗棠虽强调以德教为先，认为道德教育是读书做人的根本，但也十分重视弟子的才学，强调德才兼备。他认为一个人的才学深浅与一个人品行是密切相关的。他时常督促子弟要静心、细心、专心读书，从书中增长才干，从书中培育德行，莫生“读书只为科名计”的想法。左宗棠的这种育人方针不仅是其传承的传统道德思想的外显与实践，也是深深熔铸在其血脉中的德育坚守，对子弟在人格形成、立身处世、正向思维等方面都起着积极促进作用。

(二)爱教结合，言传身教的育人实践

左宗棠提倡爱教结合，宽严相济的教育方式，并注重言传与身教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左宗棠35岁得长子孝威，他说道“吾三十五岁始得尔，爱怜倍至，望尔为成人”[1]469。在谈及孙儿教育时，他对孝宽说：“丰孙读书如常，课程不必求多，亦不必过于拘束”，并强调“小时拘束太严，大来纵肆，反多不可收拾；或渐近憨騃，不晓世事，皆必有之患”[1]20。可以看出，他对子孙也很是宠爱，但宠爱之余依旧严格要求。他去信孝威说：“每日读书习字，仍立功课，不可旷废间断”[1]197。

左宗棠还经常以切身经历来告诫子弟，谆谆教导情真意切，以期子弟成为有用之才。他说道：你们更要“蕴蓄培养”，要比寒门子弟更加刻苦勤奋，那么就会“诗书世泽或犹可引之弗替，不至一旦澌灭殆尽也”[1]197。在劝诫子弟要秉持寒素家风时，他亦以自己为例。他说道，自己29岁之时，在小淹馆作了8首诗，其中一首述及父母贫苦之状，并使自己回想起了当年“糠屑当餐”“嚼菜根”的日子。通过这个例子，左宗棠希望他们不要忘记长辈们吃过的苦，要珍惜当下的生活，并且能够敢于吃苦，专心读书，时刻保持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他对子弟的关心与爱护，严格与忧心，言传与身教并重都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成长成才，其良苦用心可见爱之深、情之切。

(三)读书明理，经世致用的人才定位

左宗棠认为读书之要在于明理，在于懂得为人处世之道，在于树立远大理想，在于以经世之学济世救时。而这也是左宗棠理想中的人才定位，其对子女的教育也是由此展开。一方面，他倡导读圣贤之书，做到“目到、心到、口到”，在循序渐进中，在熟读深思中达到心旷神怡、聪明强识，博得义理之趣，从而实现自我提升，为成为有用之才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子弟要志存高远，不被浮华所系，不被科第所绊，不为虚名所为，身在寒素常自省身，处世淡泊其志犹坚。除了基础和志向，左宗棠还要求子弟敢于担当，要知实务，置身于经世之学最终成为于国于民有用之大才。这也体现出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士人不仅具有经世追求，重实行、讲实效的务实之风，亦具有追求理想，对“理想执着追求的浪漫风格”[4]。

左宗棠的家庭教育体现的这种读书明理和经世致用的人才定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首先它强调要注重子女品行的养成，要学会用书中的真知与现实的情况相结合，在实践中去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其次，要求子弟要与志同道合的人交往。他教导子弟要远离谀谄逢迎之人，要以“寡交游，绝谐谑”为第一要务，不能一遇兴事，就露了矜肆。最后，期盼子弟多知晓经世之学，体恤国情民意，将个人志趣与国家需要相统一，成为能为国家百姓做出贡献的人。

三、左宗棠家庭教育观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十分注重家庭教育，尤其突出家庭教育在子女成长成才中的作用。左宗棠的家庭教育观对我们的个人发展、家庭育人和社会和谐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个人层面：夯实立德树人之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这也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教育追求。“立德是根基，树人是目的。”[5]左宗棠的家庭教育观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他提倡德教为先、德才兼备的育人方针，让子弟一切从立德开始，将德育工作作为子弟成长成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子弟良好道德习惯的养成。他对子弟的教育不仅是要达到立德的目标，也强调“树人”，要求子弟要立大志，要读书不为科名为苍生，心系家国，心忧天下。同时，左宗棠的家庭教育观十分注重子弟的全面发展，尤其注重他们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他要求子弟在德育上要崇俭广惠，淡泊明志，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在智育上要多学经世之学并学以致用，成为不务虚名的有用之才；在体育上要勤加锻炼，曾对儿子孝威说“滋补究是无益，总要自己加意葆练……”[1]78；在美育上告诫子弟要崇尚俭朴之风，以德为美；在劳动教育上鼓励子弟要承袭耕读家风，讲究耕读务本。

因此，对子女的教育要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基和基础，将其内化到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落实到育人工作的全过程，同时要把道德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首要目标，努力将子女培养成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长辈的引导下，既要注重自身从小品德的养成，又要注重个人独立人格的发展；既注重外在知识能力的培养，又突出内在心灵品格的塑造；既要求自己树立远大志向，又要求个人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同时，这对实现人的发展由单向度发展向立体式发展的转变具有积极意义。不仅如此，还需要父母要与时代同行，努力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水平，做好孩子成长的引路人和榜样的践行者。

(二)家庭层面：发扬传统家庭美德，巩固“三全育人”中家庭教育环节

家庭美德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思想品格的养成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在实施家庭教育的过程中要强化家庭美德的文化承载和价值引领功能。“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5]家庭美德有助于家庭教育的实施和家长榜样作用的发挥。左宗棠在家庭教育实践过程中，既坚持将传统家庭美德贯彻到家庭教育的全过程之中，又要求子弟要崇尚俭朴，坚持朴拙之风，处理好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如谈及夫妻之间，他强调要“爱之如兄弟，而敬之如宾，联之以情，接之以礼，长久之道也”[1]6。另一方面，他将家庭教育贯彻于子弟的成长成才的一生，针对子弟不同成长时期的特点提出不同的育人要求，且始终坚持德育为本，爱教结合、严慈相继的育人方法，用实际行动和谆谆教诲来教化子弟，这对子弟未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左宗棠的家庭教育是基于传承传统美德基础上的一种终生教育，明确了子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目标和方向，对巩固“三全育人”中家庭教育环节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道德养成的起点。”[7]家庭教育作为“三全育人”的重要环节之一，一方面发扬家庭美德有助于子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丰富家庭教育的内涵，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要明确家长的角色定位，树立起对子女终生负责的意识，从小要注重子女的道德养成，将传统家庭美德贯彻到对子女的教育中，同时要注重子女成长不同时期的特点，关注子女的精神成长。此外，家庭教育又能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打好坚实基础，能够为推动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体系。

(三)社会层面：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长治久安

实现社会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前提。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发掘更多的积极因素。左宗棠的家庭教育观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第一，积极强调家庭和谐，他认为“家庭之间，以和顺为贵……和而有节，顺而不失其真”[1]5，所谓“家和万事兴”。第二，注重宗族相亲。左宗棠时常接济贫苦族人和外家子弟，并开设义仓义学。他指示家人说：“族众贫苦患难残废者，无论何人，皆宜随时酌给钱米寒衣，无俾冻饿。”[1]206第三，心系桑梓，回报社会。每当家乡出现灾祸，左宗棠都带领全家捐钱捐物以赈灾荒。当子孙想购置田宅，他去信孝威、孝宽说：“明春拟筹备万两为吾湘阴赈荒之用，故不能私置田产耳。”[1]157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家国情怀与责任当担，尽自己所能为亲朋乡邻解忧，关心家乡的社会发展。左宗棠基于中国传统社会范式，承袭传统家庭教育观，形成了“家庭—宗族—社会”的完整体系。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一则要发挥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基础性作用，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以家庭幸福带动社会幸福。“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8]“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8]，反之就会家道衰落，甚至危害社会。要想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就必须要社会和谐，而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和谐，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家庭幸福，社会才能蓬勃向上，国家才能繁荣富强。二则要通过社区将每个家庭联系起来，发挥居委会、村委会的协调与统筹的作用。当今社区已经承担起传统社会中“宗族”扮演的社会基层管理的角色，这要求我们社区要注重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和社区文化的营造，着眼于解决家庭和社区成员的困难，为每一个家庭服务，促进家庭和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这不仅与每个家庭成员有关，而且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紧密相连。在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我们要传承和发扬良好家风，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家庭文明建设，将爱党、爱国、爱家统一起来，将个人梦、家庭梦与中国梦统一起来，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7]的社会主义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