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戍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2.合肥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当现代人类异化为欲望的实践主体，科学技术被催生出强大的工具价值，自然沦为狂欢消费的对象，生态危机的出现成为现实必然。在人—自然的去生态化过程中，风险生存问题日益凸显，并最终成为考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在风险与人的生存问题的探讨中，西方社会学家关注了风险与“本体性安全”的内在联系[1]，提出“第二次启蒙”的构想[2]以及激进保守主义的第三条道路[3]的理念，而国内学者基于国情对于科学发展观[4]、合理有序的社会制度[5]、和谐生存[6]等风险化解路径的探讨，均是将风险生存问题置于整体社会变迁的宏观考察，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思考。然而，过于关注外在社会制度的变革与改进的研究，往往容易忽视或淡化风险主体“人”的主导性与能动性。基于此，在生态危机的语境下，当“风险生存”命题走进哲学的视野，研究认为，以实践主体“人”的广义生存为价值进路，对风险生存的内涵、成因与调控作进一步辨析与反思，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风险生存内涵的厘清

风险生存是当代人类实践发展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与全球社会的到来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7]在认识风险生存的概念时往往容易产生两种误读：一是从构词法来看，认为风险生存是“风险+生存”的复合概念，或风险下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