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君琪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

作为金元之际的文学大家，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为后人瞩目。他以“诗人”自称，后世文人甚至用“巨擘”一词评价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张晶先生《辽金诗史》中亦言“金源诗歌，因为有了元好问而成就了它的辉煌。”[1]349当前学界对元好问诗歌的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但多集中在其《论诗三十首》及丧乱诗的探讨上，少有学者对其诗歌的美学特征进行细致梳理与分析。笔者通过认真研读元好问的诗篇，发现其具有多样的美学特征，限于篇幅，本文拟探讨自然美、意境美与崇高美三题。

一、自然美

中国古人在先秦时期便已关注到“自然”这一命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然”逐渐被赋予新的含义，且成为文人创作追求的审美理想，上升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之一，在后世文人的创作中绽放出奕奕光彩。《老子》二十五章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95庄子秉承老子有关“自然”的思想观念，于《庄子·应帝王》篇中言：“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3]268老庄皆将“自然”视为万事万物应恪守的规律与准则，尊“自然”为至高境界。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黑暗、战争频仍，士人们深感命运难测，为了排解内心遭受的恐吓与不安，亟需寻找一个心灵的慰藉，老庄思想中的“自然”“无为”等观念，恰好符合士人们内心的需求，便将老庄思想奉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残酷的社会现实与老庄思想的浸润，加速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受世俗牵绊的士人逐渐寄情于自然山水，自然山水独有的审美价值开始受到关注，其文学地位也由陪衬走向主体。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言“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4]1、“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4]65，钟嵘《诗品》中言“自然英旨，罕值其人”[5]101，此二人的著作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文学创作应追求“自然”旨趣，从侧面说明了此时期文人们对“自然”的关注，亦说明了自然美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随后，经历代诗人们的继承与发展，自然美的内涵得以拓展，不再是简单地强调“去雕饰”“情感的自由抒发”，更加倾向于追求优美、壮美的境界与创作态度上的真诚无伪，这在元好问的诗学观念与诗歌创作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如果对中国诗史有些许了解，不难发现，元好问是中国诗史上少有的，既提出鲜明的诗学观念，又遵循其诗歌创作理念进行大量诗歌创作，并取得突出成就的诗人。他在青年时期便以“诗中疏凿手”的身份自居，梳理诗之正伪，旨在从诗之正体与流变中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以救诗坛不良风气。元好问在诗学理论和美学观点上，提倡“天然”“真淳”“清新”，反对闭门苦吟、徒费精神的雕饰，在诗中明确表达对“自然美”的追求。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论诗三十首》其四）[6]48

愚轩具诗眼，论文贵天然。颇怪今时人，雕镌穷岁年。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乃知时世妆，粉绿徒争怜。枯淡足自乐，勿为虚名牵。（《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四首》其四）[6]189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不论其为人还是诗歌创作都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诗之美在于自然，“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一切如实说来真率而又自然”[7]71。元好问的这两首诗，亦明确指出陶渊明诗歌“天然”“真淳”的特点，具体来说，即语言上不假雕饰、情感上平和自然，也便是“自然”的意思。除此之外，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一文中指出“诚”乃创作之核心：“唐诗所以绝出于 《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为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8]1022对于“诚”的解释，其在《内相文献公神道碑铭》中云：“诚者何，不自欺之谓也。”[8]147“不自欺”即是强调情感的真实无伪，这里的“诚”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元好问心目中所追求的美学理想——“自然”[9]。

元好问的诗歌创作很好地实践了自己的美学观点。郝经指出元好问的诗歌，是“天才清赡……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造微而神采聚发……”[10]478元好问力求自己的诗歌清新自然，真淳无伪。他模仿陶渊明《饮酒》诗创作的前、后《饮酒》诗，深得陶诗神韵，古淡真淳，朴实无华。如：

西郊一亩宅，闭门秋草深。床头有新酿，意惬成孤斟。举杯谢明月，蓬荜肯相临。愿将万古色，照我万古心。（《饮酒五首》其一）[6]302

此诗作于元好问罢镇平令归襄城西山草堂时，因诗人暂且不必受世俗事务的牵绊，以舒缓平和的笔调书写了自己的闲居生活，将自己对“万古心”的高洁追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语言质朴，韵味深长。再如：

少日不能觞，少许便有余。比得酒中趣，日与杯勺俱。一日不自浇，肝肺如欲枯。当其得意时，万物寄一壶。作病知奈何，妾妇良区区。但愧生理废，饥寒到妻奴。吾贫盖有命，此酒不可无。（《后饮酒五首》）[6]307

此诗亦作于诗人罢官之后，言及其以酒自乐、贫困自守、委任自然、我行我素的生活状况，“万物寄一壶”表明了诗人对万物合一的自然境界的追求。文字素淡、简洁，没有刻意的雕琢，自然成文，深得陶诗佳处。这两首诗重在写诗人闲居时以酒为伴，得以体验生活的真味，其随意而为的笔触，使其诗歌平淡无奇，是自然美的典型体现。

元好问诗作的自然美，还体现在对山水景物的书写上，这些山水景物有些写得清新优美、自然澄明、质朴雅洁，给人以美的享受。如：

薄云晴日烂烘春，高柳清风便可人。（《后湾别业》）[6]388

春风碧水双鸥静,落日青山万马来。(《颖亭》)[6]407

石磴云松着色屏，岸花汀草展江亭。（《晋溪》）[6]1547

绿映高低树，红迷远近花。（《少室南原》）[6]365

以上诗例，可见诗人对自然美景极敏锐、细腻的观察和感受，其运用简洁凝练、近乎白描的语言，分别对后湾别业、颍亭、晋溪、南原的景色进行描绘，寓情于景，洋溢着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还有一部分山水景物写得雄奇壮美，气势飞动，融入了诗人强烈的情感，写得雄奇飞动。如：

淅树蛙鸣告雨期，忽惊银箭四山飞。长江大浪欲横溃，厚地高天如合围。万里风云开伟观，百年毛发凛余威。长虹一出林光动，寂历村墟空落晖。（《张主簿草堂赋大雨》）[6]474

诗写来去急速的一场暴雨，诗人敏捷地捕捉暴雨来临前、到来时、结束后的动态变化过程，酣畅淋漓地将暴雨之神韵传达给读者。不论是喧叫不迭的蛙鸣，迅疾如箭的雨滴，气势磅礴的巨浪，遮天蔽日的水帘，还是雨后瑰丽的彩虹及落寞的斜阳，诗人都赋予其动态美，使笔下的景物显得异常雄奇壮美。“青云玉立三千丈，元只东山意气豪”（《石岭关书所见》）[6]16，“万壑千岩一雨齐，先声喷薄卷湍溪”（《马邓驿中大雨》）[6]480等，亦是描写自然界壮美景象的诗篇。

二、意境美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区别于西方文论的重要范畴，是古代文人艺术创作的经验总结，是进行文艺创作和审美鉴赏的核心。明代朱承爵《存余堂诗话》言：“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11]794，由此可知，诗歌创作的妙处在于意境的浑融，在音节声律之外，能够得诗之真味，可见意境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无独有偶，王国维亦指出“意境”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并深入探讨了意境含义，如“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12]384。又如：“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2]42从王国维的论述中，可知两点：其一，有意境才足以称文学；其二，“境界”与“意境”同，真景物与真感情的合成可谓“意境”。其实，中国文人有关意境的探讨已有深远的历史，至迟在汉魏就已出现，经过千百年的发展，至王国维而集于大成。王国维有关意境内涵的探讨，深入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契机，使意境这一范畴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并使其逐渐固化为衡量艺术成就高下的重要标准。众多文学创作也表明，任何一位在文学史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文学家，无不能完成独特的意境创造，且使意境成为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境的高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文人艺术水平的高低。元好问是金元之际的杰出诗人，后世文人多有称赏，如清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言：“遗山诗在金、元间无敌手”[13]2124，梁章钜《退庵随笔》亦言：“金诗只一元遗山为大宗”13]1981。他在诗中用众多艺术表现手法创造出具有独特审美意蕴的意境，蕴含着极高的美学价值。他的诗歌之所以能于金源间独步，受到众多诗评家推崇，意境刻画上的成功不容忽视。

元好问诗歌意境美的最突出表现便是情景交融。谢榛《四溟诗话》谈及情景关系时言：“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14]1180，认为景物是传达诗歌意旨的媒介，情感是诗歌意旨得以生成的胚芽，情胚只有找到适合于传达它的媒介，即景，二者交融契合才能培育成诗，产生诗的意境。元好问的诗歌，特别是一些清丽的山水书写，情与景相映成趣、浑然一体，体现了他旷然自得的审美情趣，使人流连其中。试看：

地僻人烟断，山深鸟语哗。清溪鸣石齿，暖日长藤芽。绿映高低树，红迷远近花。

林间见鸡犬，直拟是仙家。（《少室南原》）[6]365

少室即嵩山西峰，元好问因屡次举试失败，深感仕进无望，遂隐居于此。诗歌首先点明嵩山地理位置偏远，人烟稀少，用“鸟语哗”衬托隐居环境的寂静清幽。接着，诗人用工笔细致地描绘嵩山优美的景致，极力捕捉自然界中的声、光、色，运用动静、远近结合的手法，将溪水、石块、青藤、绿树、红花，写得生机勃勃，俨然一幅神韵天然的山水画。最后，诗人由林间的鸡犬联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事，如置身仙境一般。全诗看似直白写景，实通过对美丽的嵩山山水景致的书写，表达作者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充满浓郁的隐逸情趣。再如：

山云吞吐翠微中，淡绿深青一万重。此景只应天上有，岂知身在妙高峰。（《台山杂咏十六首》其五）[6]1437

诗歌描绘了五台山秀丽的景致：山中的云雾仿佛从郁郁葱葱的树木中吞吐而出，云雾缭绕，树木青翠之色因云雾的遮盖，若隐若现，充满朦胧的美感；由于山势高峻，山上的树木从山底到山顶形成不同的色彩带。诗人犹如画家一般，将五台山之气势、色彩描绘出来，给人如临目前的审美体验。后两句是诗作的升华，颇具哲理意蕴，旨在告诉人们：惟有置身最高峰，才能欣赏到仙境般的景致。此诗是元好问《台山杂咏十六首》中的一篇，作于1254年6月，是诗人初次登上家乡这座名山，诗中以佛国圣境妙高峰喻五台山，值得深思。元好问青年时便离开家乡，多年漂泊在外，企图谋求功名，世事变迁，功名未遂，反而饱受战乱洗礼，历经故国沦丧，晚年才重返故乡。他在诗歌中多次表达对故乡的殷切思念，如“何时石岭关头路，一望家山眼暂明”（《秋怀》）[6]374“并州北望山无数，一夜砧声人白头”[6]856“梦里乡关春复秋，眼明今得见并州”（《太原》）[6]821等诗句，足以见出故乡对元好问来说，意义非凡。诗人将故乡的名山五台山比作佛国圣境妙高峰，何尝不是将故乡比作自己心中的圣境一般。正是这一缘故，诗人登上五台山俯瞰大地，将故乡的景致尽收眼底时，身世漂泊之感、世事难测的悲悯，才得以被披上神秘色彩的“故乡圣境”遮蔽。

元好问诗歌的意境美，还体现在其主体精神向外在客观事物的投射，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即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具体阐释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12]19即是指诗歌描绘的客观事物，带有抒情主体的强烈的感情色彩。试看：

凉叶萧萧散雨声，虚堂淅淅掩霜清。黄华自与西风约，白发先从远客生。吟似候虫秋更苦，梦和寒鹊夜频惊。何时石岭关山路，一望家山眼暂明？(《秋怀》)[6]374

此诗与《少室南原》写作背景同，创作于同一时期。同年秋八月，蒙古军再次入侵金国领土，山西全境被攻陷。诗人在深秋时节，面对萧瑟的秋景，想到故乡沦陷的事实，自己又漂泊他乡，一腔热血难以倾洒，深感黄华依旧而白发渐生，百感交集，渴望回到故乡。因诗人心境悲凉、内心痛苦，通过对“叶”“霜”“虫”“鹊”进行情感点染，营造出凄清的环境氛围，意境苍凉哀婉。除此之外，“官柳青青莫回首，短长亭是断肠亭。”（《出都》）[6]1462“山空秋草寒，露暗光已夕。”（《萧寺僧归横轴》）[6]1739等均有异曲同工之处。

元好问诗歌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对其诗歌意境美的生成，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其一，善用密集的意象典故高度概括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营造苍茫浑融的意境，抒情意味更浓，带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如：

惨澹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知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壬辰十二月驾车狩后即事五首》其二）[6]622

此诗是元好问“诗史”的代表作，就蒙古军围汴、汴京粮尽、哀宗弃城而逃事，抒发感慨。首联用“龙蛇争斗”总写蒙金两军交战导致生灵涂炭的惨象，颔联化用典故言金亡事实，颈联化用、反用典故，抒发了诗人对蒙军的仇恨但无计可施的悲痛心情，尾联用典似言金亡的事实已无法挽回。诗中将“龙蛇”“干戈”“生灵”“高原”“山河”“草木”等意象与典故的使用交融在一起，融入诗人亡国悲痛之情，使情、事、象高度融合，营造了苍茫悲凉的意境。

其二，善用对仗，营造静谧淡远、境界阔大等意境，在其七律创作中最为明显。首先，叠字对的使用，如“春波澹澹沙鸟没，野色荒荒烟树平”（《仆射陂醉归即事》）[6]280，“澹澹”、“荒荒”分别是对广阔水面与一望无际的平原的刻写，境界阔大；“小雨斑斑浥曙烟，平林簇簇点晴川”（《山中寒食》）[6]382，运用“斑斑”、“簇簇”两组叠字刻画出烟雨朦胧、树木繁茂的山川景象，勾勒出一幅静谧美好的山村图景，营造了安闲舒适的生活氛围，使诗歌境界淡远。其次，时空对的使用，如“石林万古不知暑，茅屋四邻唯有云”（《石门》）[6]538,“万古”“四邻”分别是对石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刻写，凸显了石门天然幽美的环境，营造了清凉静谧的意境；“万里风涛接瀛海，千年豪杰壮山丘”（《横波亭》）[6]162，“万里”写空间的阔大，“千年”言时间的久远，分别修饰“风涛接瀛海”与“豪杰壮山丘”，使横波亭周围的环境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得以无限扩张，境界阔大。再次，颜色对的使用，使诗歌意境增色不少，如“白鸟无心自来去，红渠照影亦娉婷”（《约严侯泛舟》）[6]1467，“白鸟”与“红渠”相对，“白”与“红”颜色对比强烈，呈现出鲜明的画面感，清丽恬雅，使人赏心悦目；“绛阙遥天霁景开，金明高树晚风回”（《雨后丹凤门登眺》）[6]615，“绛阙”与“金明”相对，“绛”指深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和金色都属富贵色，封建统治者的殿宇及使用物品多用这两种颜色，是威严和雄伟的象征，此处用来描绘丹凤门周围的景物，将丹凤门四围雄伟壮阔的氛围渲染出来，令人肃然起敬，意境博大深宏。

三、崇高美

崇高是西方美学的重要范畴，由古希腊艺术批评家朗吉努斯在其著作《论崇高》中正式提出，随后帕克、康德、黑格尔等西方著名美学家都对这一范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释，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即认为崇高是审美主体对自身受现实客体刺激所产生惊奇感、崇敬感的超越，以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对立为表现特征，是崇高的理想、信念、伟大人格和精神力量的显现。正如杨辛《美学原理》中言：“崇高是一种庄严，宏伟的美，是一种以力量和气势取胜的美，是一种显示主体实践严重斗争和动人心魄的美，又是一种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作用的伟大的美。”[15]232可见，崇高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优美、壮美等美学范畴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并不属于同一范畴，崇高强调审美主体精神的升华，追求生命的广度与深度，有震撼心灵的穿透力。具有崇高美的诗歌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使人心潮澎湃，进而受到强烈的感染和鼓舞，带给人审美上的快感，但这种快感往往以悲痛为根基，康德曾谈到：“崇高所生的愉快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快感，毋宁说是惊讶或崇敬，这可以叫做消极的快感。”[16]407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不少诗作显现出崇高的美学特征，给人们带来心灵的冲击与灵魂的洗礼，得以流传千古，李白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杜甫的《春望》《三吏》《三别》等无不如此。元好问的诗作亦堪称崇高美的典范，清代诗学家赵翼《瓯北诗话》曾言：“盖生长云、朔，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13]1267认为云、朔之地特有的地域文化与不幸时代是元好问诗歌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因素。同理，元好问所生活的地域、时代与其诗歌崇高美的美学特征生成有紧密联系，它们促使其诗歌自觉书写雄浑浩大的雄奇意象、具备深刻的思想性与崇高的历史使命感等，这些都是诗歌崇高美的体现。

元好问对诗歌崇高美的追求，在其早年的诗学理论和美学观点中便有鲜明的体现，其《论诗三十首》（十五）评价李白的诗歌创作时云：“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6]58，“笔底银河落九天”出自李白《望庐山瀑布》（其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17]843，这句诗用极度夸张、比喻的艺术手法，极言庐山瀑布的磅礴气势，气象雄奇，写得惊世骇俗，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审美体验，使人趋向崇高。元好问特摘出此句来评价李白的诗歌，可见其对李白雄奇飘逸诗美的推崇。元好问的诗歌是其诗学观念与审美理想的体现，《金史·文艺传》评元好问诗歌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18]2742清李调元《雨村诗话》亦评曰：“元遗山诗，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13]1535由此观之，元好问的诗歌亦写得气势浩瀚、雄奇飞动，具有崇高美的特征。如《涌金亭示同游诸君》，是一首杂言古风，作于蒙古定宗贵由二年（公元1247年），距金亡国已有十三年的时间。诗歌先写太行山巍峨的气势，次写苏门山美丽的风景，转而言及涌金亭下的百泉水。从“涌金亭下百泉水”至“云锦十里翻风荷”，诗人用比喻、想象、动静结合等艺术手法写百泉水的不同形态，或石激浪涌、气势胜飞，或水平如镜、优美动人，构思奇特，美不胜收；从“我来适与风雨会”至“刘龙忽蹉跎”，诗人用夸张、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写苏门山瑰丽变幻、雄浑苍茫的景象；最后几句，诗人就时局抒发感慨，看似旷达自适实是割舍不下对时局的忧虑，奠定了全诗悲怆苍凉的基调。此诗写得元气淋漓，雄伟壮丽，情感激越，悲凉慷慨，境界阔大，崇高之情油然而生。再如：

西北天低五顶高，茫茫松海露灵鳌。太行直上犹千里，井底残山枉叫号。（《台山杂咏十六首》其二）[6]1435

此诗是诗人对家乡名山五台山的描写，诗人运用夸张、想象、拟人等手法，将天宇、松海、太行山作为陪衬，立体刻画五台山的巍峨雄伟：五台山高耸入云、冲破天际，连高而无极的天空都显得很低，其矗立在茫茫松海中，仿佛巨大的灵鳌在沧海中随波穿行，人们眼中直上千里的太行山，在五台山面前，就如“井底残山”一般，不自量力地发出叫号。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言：“一件事物较之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19]17元好问在此诗中，将五台山刻画为巨大无比的自然形象，对它的描摹，可谓豪气贯注，灵动自然，将其天然神气刻画得淋漓尽致，形成一种雄浑浩荡的美，是诗人追求雄奇浩大的崇高美的体现。此外，如《游黄华山》《游泰山》《天涯山》《水帘记异》《宝岩纪行》等诗，多以杂言、七言、五言古诗行篇，皆写得神气飞动、气势浩然、境界幽深，正如沈德潜《说诗晬语》所言：“气王神行，平芜一望时，常得峰峦高插，涛澜动地之概”[20]115，具有震荡人心、惊人的艺术力量。

元好问生活在金元之际，经历了蒙古侵金的苦难生活，逃亡过程中，耳闻目睹战乱中的悲惨景象，诗中常常表达对蒙古军的痛恨之情，描写山水景物时，善于营造出一种雄浑宏大的境界，使心中的悲愤化为激越、振奋之情，是其诗歌崇高美的一个方面。如：

轧轧旃车转石槽，故关犹复戍弓刀。连营突骑红尘暗，微服行人细路高。已化虫沙休自叹，厌逢豺虎欲安逃。青云玉立三千丈，元只东山意气豪。（《石岭关书所见》）[6]16

此诗写于贞祐四年（公元1216年），蒙古军再次南下，兵临太原。因故乡忻州与太原接壤，诗人深感生命受到威胁，为保全性命，携家欲逃往距故乡千里之遥的河南三乡镇，途经石岭关，感慨万千，写下此诗。一开场便交代了到达此地是因战事又起，并通过以往与当下、军队备战与百姓逃亡、遇难者与存活者的多重对比，谴责了金军的守备不力，痛斥了蒙古军的血腥残暴。但诗人并未因金军处于战争劣势地位而气馁，在交代到石岭关的原因及表达对蒙军的愤恨之情后，摹写了直入云霄的山峰，用“意气豪”三个字，表明其对蒙金战争的乐观态度，坚定了金国必胜的信念，彰显了诗人非凡的胸襟气度。又如：

孤亭突兀插飞流，气压元龙百尺楼。万里风涛接瀛海，千年豪杰壮山丘。疏星澹月鱼龙夜，老木清霜鸿雁秋。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横波亭》）[6]162

此是元好问写给金代名将移剌瑗（即青口帅）的诗作，移剌瑗在兴定初被委派于嵩山少室山顶，筹建御营。兴定四年（公元1220年）移剌瑗驻防青口，屡败宋军，功勋卓著，诗当作于此时。屹立中流的横波亭的壮美景色、巍峨气势，是对青口帅移剌瑗骁勇与功绩的衬托。诗人通过描绘横波亭高俊独立的气势，指出当前金朝最大的敌人是蒙古，望移剌瑗能够长剑直驱，收复被蒙古占领的西北失地。全诗以横波亭作比，从大处着墨，雄阔豪迈，诗人的胸襟气度与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也得以展现。

金代亡国后，元好问诗歌创作的情感基调由慷慨激越转向阴郁深沉，其在诗中抒发亡国悲痛之情时，经常通过今昔对比表现沧海桑田、世事变迁的无情，蕴含深沉的历史感，包蕴着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在其诗歌的崇高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

暗中人物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已恨太官余曲饼，争教汉水入胶船。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甲午除夜》）[6]701

除夕夜本是一个喜庆的时刻，诗人却沉浸在亡国的悲痛中无法自拔，节日的气氛与诗歌主旨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加凸显诗人的悲痛心情。首联写世事易变，诗人难以接受金亡国的事实，渴望金国亡而再兴，然死灰难以复燃，这样的幻想也无法实现。颔联“太官余曲饼”、“汉水入胶船”分别暗指金哀宗出奔与身死蔡州事，隐晦地写出金国灭亡的两个典型事件。颈联直言金国开国皇帝的丰功伟绩与明昌、承安、泰和年间金朝繁盛的事实。尾联写金国120年的统治已成为历史，诗人只能洒泪祭奠。此诗情感沉挚悲凉，金亡后的惨败与金亡前的繁荣形成鲜明的对比。类似的诗歌还有《读靖康佥言》，诗人在此诗中感慨三百年间，金攻汴灭宋，蒙攻汴再灭金，表达了对如此巧合的事件的震惊、感慨，对金朝统治者不能以史为鉴、惨遭亡国的愤慨；再如《出都二首》，诗人时隔34年重返金国故都燕京，此地已不复往日的繁华而是遗墟遍地、满目疮痍，心中充满黍离之悲。诗人于诗作中抚今追昔，不敢相信故国已亡的现实，在时空往复回还的对比中，强烈的悲剧氛围得以渲染，悲痛的情感与萧瑟的秋景巧妙融合，尽显悲凉。

四、结语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的伟大诗人，深厚的诗学涵养、地域文化的浸染以及动荡的时局等，对其诗学观念与审美理想的形成，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然目前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诗学观念的阐发及具有“诗史”价值的丧乱诗的解读上，对其诗歌所呈现出的美学特征的关注还略显不足。本文通过对其自然美、意境美、崇高美三种美学特征进行分析，了解其诗情与诗思，使元好问诗歌的研究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