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3）

2019年岁末《修订草案》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修订草案》对矿业权审批登记制度进行了根本性重构。在现行《矿产资源法》框架内矿业权的得丧变更奉行“有证即有权”原则，而据《修订草案》规定，《矿产资源法》所确立的矿业权许可证制度将由登记制代替。“去证留权”与“探采合一”制度的出现意味着采矿许可证将丧失矿业市场准入管制之功能，此时，作为法定犯的非法采矿罪不能再认为本罪法益是行政许可管理秩序。在此困境下，非法采矿罪所保护的法益究竟该如何表述？

一、法益困境：行政许可管理秩序的抵牾

非法采矿罪的法益总在国家的矿产资源所有权、国家的矿产资源开采管理制度以及环境资源的保护之间游离不定[1]。单法益说认为非法采矿罪的法益是国家的矿产资源开采管理制度。“国家的矿产资源所有权”被“国家的矿产资源开采管理制度”所包含，二者是包容关系，将重叠的内容列为非法采矿罪的法益并不妥当；再者，从刑法分则的体系来看，立法者将非法采矿罪定位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之中，其意旨并不是为了强调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2]。一言以蔽之，“采矿许可是一种特许，非法采矿罪侵犯了国家对矿山资源的特许制度”[3]。复合法益说认为非法采矿罪的法益是“矿产资源所有权归属制度和矿产资源开采管理制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