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萍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浙江 绍兴 312000）

2020年初，一场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这次疫情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威胁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了尽快有效应对和处置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减缓和消除由此带来的危害，国家统一指挥和领导了全国的抗疫斗争，社会各界令行禁止、迅速反应、协调配合。[1]也就是说，党和政府是领导抗疫和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力量，同时，各类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也积极参与抗疫行动，形成了“社会动员、群防群控合力”的局面。[2]

浙江民众面对完全陌生的病毒和前所未有的传染扩散态势，最初表现出明显的担忧和惧怕，但在省政府超前布置、精密防控、及时发布疫情信息等政策的引导下，逐渐战胜恐惧心理，积极投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浙江省也从最初的输入性疫情重灾区之一，很快转变成为“两手硬、两战赢”的工作示范区。

上述成绩的取得与民众应对疫情威胁的心理素质有关，更与其信任并支持政府抗击疫情的心理密不可分。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相关信息发布的及时透明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以及二者对民众的抗疫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助推作用，尝试探讨重大风险事件紧急出现时，有效疏导恐慌心态和争取各方力量紧密配合的可行性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一）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度

当处于社会风险中时，人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理性来评价现实风险，公众的风险认知与专家的风险认知会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可能导致公众对信息的发布方——政府或者专家缺乏信任，[3]降低他们参与抗疫行动的积极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 1986 年出版的《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Risk: Towards a New Modernity）一书中首先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贝克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面临的风险与风险来源有很大区别。[4]在前工业社会，自然灾害是人类面临的主要风险；在工业社会，安全事故和意外伤害是对人类威胁最大的风险；而在当今社会，人类要面对的主要风险来自于金融变换、核泄漏、生物变异等科学技术领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公共突发事件对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冲击和破坏极大，是典型的社会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社会，由疫情导致的被迫宅家的状况下，人们的社交关系发展为网络关系，彼此之间的“陌生性”和“匿名性”加强，[5]容易导致疫情风险的非理性放大以及相关社会运动的激化，[6]使政府信任水平面临滑坡的挑战。研究发现，疫情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透明度会通过官方信息源信任对疫情防控信心产生正向影响。[7]

（二）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是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心理认同和评价态度，是政府与公众在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预期、理性认知、情感偏好和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其实质是公众对政府的信赖、期望、托付与支持度。[5]在流行病风险爆发时维持与建构的牢固社会信用体系中，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尤为关键的部分。信任可以为共同体提供情感支持，驱动共同认识、互相信任和共同价值观等积极情感的产生，促进广泛的公众参与。政府信任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举措取得成效的信心，政府信任更会促发公民积极响应政府付出，积极配合政府的行为，推动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这是因为，高度信任政府的公民能够感受到政府具有全心全意为社会和公民服务的精神[8]；同时政府信任可以促使公民换位思考，更好地理解政府的行为，提升他们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度，进而促进公民参与。[9]

政府信任源于治理绩效。除了经济发展，[10]社会安全也是民众心目中绩效评估的重要维度。政府信任的内在结构可分为“动机信任”“决心信任”“能力信任”与“知情信任”四个维度。[11]民众相信政府是动机好、能力强、有决心与知民情的政府，政府信任就高；反之，其中任何一个信任维度降低，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总体信任。

（三）疫情防控期间的民众参与

在采取措施应对环境危机（如雾霾）时，政府和公众都不仅要依靠自身资源，还要寻求从社会情境中获得帮助与支持。[12]“通过互惠和信任，可以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的共同体的一员，从而构成了将社会聚合在一起的粘合剂。”[13]公众以积极、信任的态度配合政府的政策，也会有效消解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比如，自发参与抗击疫情的志愿行动以及主动进行捐款捐物的行动。这一方面说明公民参与可以提高社会自我救助能力，降低危机治理成本，是提高危机预警能力的基础，也是弥补“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14]另一方面，公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公民与政府合作。社会与政府的合作互动关系和谐融洽，能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使政府可以及时釆取有效的危机应对措施。

疫情信息与民众自身安危休戚相关,是后者判断危机状况的重要参考。政府的防范措施等正性信息能提高个体风险认知水平,使民众采取理性的应对行为，更愿意参与和支持政府应对危机的各种举措。因而，本研究提出：

假设1：疫情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度越高，民众越愿意积极参与抗击疫情的活动。

假设1a：民众越认为疫情信息发布公开透明，越会参与抗击疫情的志愿行动。

假设1b：民众越认为疫情信息发布公开透明，越愿意为抗击疫情捐款。

在媒体的思想宣传和舆论引导作用发挥良好的地域，社会力量融入抗击疫情行动的表现也更突出。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可以让民众感受到政府积极抗击疫情的态度和决心，因而增强其对政府的信任。上述假设的变量关系预示，信息透明度的积极效应很可能是通过政府信任传导到志愿活动参与上的。因而，本研究提出：

假设2：民众对政府成功抗疫的信心，是疫情信息透明度和参与抗疫行动与意愿之间的中介因素。

假设2a：民众对政府成功抗疫的信心，是疫情信息透明度和参与抗疫行动之间的中介因素。

假设2b：民众对政府成功抗疫的信心，是疫情信息透明度和为抗疫捐款意愿之间的中介因素。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状况

问卷由中共绍兴市委党校与河南大学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共同设计，于2020年1月30日至3月4日的35天内，通过网信浙江、浙江新闻客户端和“问卷星”平台向民众开放疫情下民众社会心态网络调查。

整个调查数据的收集过程按照浙江省疫情节点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20年1月30日10:30－2020年2月5日9:30。此阶段疫情发展迅速，浙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国内输入性风险剧增，部分社区实行封闭管理。第一轮回收3 409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1 283人，占37.6% ；女性2 126人，占62.4%；平均年龄39.53±10.03岁。

第二阶段：2020年2月8日11:20－2020年2月13日12:00。疫情还在持续，社区村居全部实行封闭管理，民众居家谨慎外出。第二轮回收8 132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3 870人，占47.6%；女性4 262人，占52.4%；平均年龄27.12±9.25岁。

第三阶段：2020年2月13日12:00－2020年2月23日16:00。疫情在浙江基本得到控制，复工复产陆续启动，但困难重重，个别地市归国人员的输入性感染风险上升。第三轮回收2 828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957人，占33.8%；女性1 789人，占63.3%；平均年龄26.79±14.25岁。

第四阶段：2020年2月23日16:00－2020年3月4日18:00。浙江把风险等级调至二级公共卫生事件，国外疫情加剧，企业订单由前期的催促转为取消，产业链中断，病毒感染风险依旧存在，新的问题不断出现。第四轮回收3 969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2 187人，占55.1%；女性1 782人，占44.9%；平均年龄31.40±8.4岁。

由于第一轮调查尚处于试运行阶段，所使用问卷共包含51个题项；从第二轮开始之后的三次调查，统一使用在前一阶段问卷的基础上稍作改进的版本，共包含46个题项，内容涉及对政府治理能力（包括信息公开度）的评价、个人应对意愿和抗疫行为等。以下均基于后三次调查数据，共计14 929份样本进行分析。

研究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8.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1）民众参与抗疫的意愿。问卷中相应的题目为：“如果您有意愿捐款捐物，您最希望通过下列哪种途径对疫情严重地区进行援助？”该题为多选题，选项分为政府与医院、校友会同乡会等民间社团、党组织、水滴筹等网络平台四类。统计时，将每类捐助对象分别处理为虚拟变量，选择记为1，没有选择记为0。

（2）民众参与抗疫的行动。问卷中相应的题目为：“您参与了本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志愿工作吗？”选项“是”记为1，“否”记为0。

2.解释变量

（1）信息透明度。“您认为当地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报道公开透明吗？”选项分为非常透明、比较透明、比较不透明和非常不透明四个等级。其中非常不透明赋值为1，非常透明赋值为4。

（2）防控信心。在问卷中的代表性题目为：“您对所在市能够有效地防控此次疫情有多大信心？”选项从1到5表示信心水平逐渐增高，1代表完全没信心，5代表非常有信心。

3.控制变量

（1）性别。将性别变量进行二分处理，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2。

（2）年龄。根据出生年份的填答结果，分为20岁及以下、21—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61岁及以上6个年龄组，变量相应赋值1—6。

（3）文化水平。用1—5分别对应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选项，对文化水平进行编码。

（三）研究方法

本文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揭示相关因素对民众参与抗击疫情志愿活动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变量是“民众是否参与抗疫志愿活动”和“民众参与抗疫捐款捐物的意愿”，前者为二分类变量，后者经虚拟变量处理后，也拆解为四个二分变量。政府信任也是定序变量。因而，均需通过Logistic 回归分析，考察在控制性别、年龄、文化等因素的情况下，民众感知到的信息透明度以及基于此形成的政府信任对其参与抗疫活动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

三、研究结果

（一）民众对疫情防控举措的主观评判和参与抗疫的意愿

本次疫情严重性和危害性空前，民众认识到病毒传染的风险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恐慌。但因为浙江联防联控举措到位，疫情好转明显且持续时间不长，所以总体而言，大部分浙江民众感觉自己是安全的。

1.关于信息公开透明度的感受

关于浙江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98%的民众度高度肯定，其中认为非常透明的占42.14%，认为不透明的仅占0.35%。从四轮调查结果看，认为“非常透明”的从第一轮调查结果的28.73%上升到52.99%，认为“比较透明”和“不透明”占比持续下降。

调查对象普遍认为“中央媒体（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人民网等），政府官方网站、政务微信/微博、政务抖音、政务APP等，基层政府、村居委会的通知/公告”透明度较高。这更加说明了民众对于官方消息的信赖程度更高。

2.对防控疫情的信心

各轮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于所在市及全国的疫情防控信心都稳步增强。第二轮问卷中，表示对国家疫情防控“非常有信心”的人数占75.23%，“比较有信心”的占22.44%，尚有2.25%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太有信心”，0.08%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没信心”；第三轮问卷中，则有76.63%的人对全国疫情防控非常有信心，不太有信心的人数比例降到0.07%，完全没信心的占0.07%。到了第四轮调查时，表示“完全没信心”的人数占比清零，“非常有信心”的比例上升到85.56%。这说明疫情防控卓有成效，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与支持，且随着疫情的逐步控制，民众信心越来越强。

3.公民参与抗疫行动

（1）参与抗疫的志愿行动

我国疫情防控工作的成果，除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部署与执行，还离不开广大民众的积极配合。到本次调查后期，有一半以上的被调查对象参加过疫情防控的志愿活动。由于两次调查都问到被调查者是否参与了抗击疫情的志愿活动，所以此处特意对比了第一轮调查和后三次调查的结果。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轮调查时，参加志愿活动的人数比例是27.68%，到第二轮调查时，参加志愿活动人数比例陡然上升到60%，后几轮还继续略有提升。这体现了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社会力量能够且愿意为抗疫防疫做出更多贡献，并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这股强大力量也得到最大限度的动员。

图1 民众在疫情期间志愿服务情况

（2）捐款捐物的意愿

调查中民众还希望通过捐款捐物的形式抗击疫情。表示要给“疫情严重的地区及周边市县政府捐款捐物”或“直接联系当地医院直接捐款”的被调查者达到59.8%，有30.1%的人希望向党组织捐献特别党费，有13.7%的被调查者希望通过校友会、同乡会等民间团体表达爱心，有10.5%的人希望借助水滴筹等网络平台进行捐助。不过人们对捐助渠道和对象的偏好存在一定群际差异。本次调查中，男性更偏重于直接向党组织捐献特别党费，而女性则更偏重于向疫情严重地区的政府部门或直接联系当地医院进行捐助；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向党组织捐献特殊党费”，年龄越小，越倾向于直接捐款给政府部门或医院。

（二）信息透明度对参与抗疫行动与意愿的影响

本次调查共设置“参与志愿行动”和“捐款捐物”两个题目反映抗疫行动参与情况。参与志愿行动是二分变量，模型1首先考察了性别、年龄、职业、文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的作用,见表1。结果发现，文化水平偏低的群体参与抗疫行动的意愿更强。模型2加入了疫情信息公开透明度变量。结果发现，信息透明度对参与志愿行动的影响显著（B=0.382，P＜0.01），二者呈积极正向关系，被调查对象越是认为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公开透明，越积极参加相关志愿活动。假设1a得到验证。

表1 参与抗疫行动对信息透明度的回归模型估计

另外，随着疫情进展，到后两轮调查时，人们参与抗疫志愿行动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捐款捐物题目设置多个选项，且是多选题。数据分析时，按照捐赠渠道和对象的不同分为捐给政府医院及相关组织、捐给校友会同乡会同业会、捐给党组织和捐给水滴筹等网络平台四个被解释变量。分别考察分析后发现，只有捐款给“政府医院”和“党组织”两个项目受信息透明度的影响显著。模型4展示的是捐款给政府医院的结果，女性、年龄小的人以及感觉信息透明度高的人（B=0.113，P＜0.01），更倾向于选择政府医院渠道捐款捐物。模型6展示的是捐款给党组织的结果，男性、年龄较长、文化水平高的人，尤其认为疫情相关信息发布公开透明的人（B=0.425，P＜0.01），更倾向于向党组织捐资捐物。假设1b得到部分验证。

（三）政府防控疫情信心在信息透明度和抗疫参与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信息发布公开透明可以使人们及时而准确地获知疫情进展情况，了解哪些领域的工作遇到困难，需要帮助。因而，主观感知到的信息公开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参与抗击疫情的行动和意愿。同时疫情期间民众的风险感知和信息发布效果评判与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证明政府防控疫情的决心大、能力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民众参与抗击疫情行动的积极性。

判断中介效应存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自变量对因变量存在显著影响；其次，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存在显著影响；再次，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共同解释因变量时，中介变量效应显著而自变量的效应消失或减弱。本研究将上述变量都作为显变量处理，并根据温忠麟等[15]提出的检验程序，在对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后，探讨政府信任在信息透明度与参与志愿活动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以信息公开透明度为自变量，以参与抗疫活动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c关系，不显著则终止检验。

第二步，以信息公开透明度为自变量，以对政府防控疫情的信心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a关系。

第三步，以信息公开透明度和对政府防控疫情的信心为自变量，以参与抗疫活动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b关系和c'关系。如果a、b中有一个不显著，则做Sobel检验。

政府防控疫情信心在信息透明度和参与抗疫活动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见表2，政府防控疫情信心在信息透明度和给党组织捐款捐物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见表3。

表2 政府防控疫情信心在信息透明度和参与抗疫活动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3 政府防控疫情信心在信息透明度和给党组织捐款捐物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表明，控制了相关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后，信息透明度对参与志愿活动有显著影响（B=0.382，P＜0.01），同时信息透明度对政府防控疫情的信心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1.848，P＜0.01），在加入政府防控疫情信心变量后，信息透明度对参与志愿活动的影响系数减弱（B=0.352，P＜0.01）。信息透明度通过政府信任作用于参与志愿活动的间接效应得到验证，通过公式 ab/（c'+ab）=0.907/（0.352 +0.907），求得本研究中政府防控疫情信心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72.2%。假设2a得到验证。

信息透明度与给党组织捐款捐物意愿的关系受政府防控疫情信心中介作用的影响，在加入防控疫情信心变量后，信息透明度对给党组织捐款捐物意愿的影响系数减弱（Bc=0.425,P＜0.01；Bc’=0.405，P＜0.01）。信息透明度通过政府防控疫情信心作用于给党组织捐款捐物意愿的间接效应得到验证，通过公式 ab/（c'+ab）=0.732/（0.405 +0.732），求得本研究中政府防控疫情信心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64.4%。假设2b得到验证。

总之，信息透明度是通过政府防控疫情信心影响志愿服务行为的。民众越认为信息透明，信心越强，越倾向于参加志愿服务。信息透明度对捐款渠道和对象选择的影响也是通过该因素发挥作用。这种中介作用尤其体现在给党组织的捐助意愿中，即信息透明度越高，信心越强，越倾向于向党组织捐款。

四、讨论与结论

本文采用2020年1月30日—3月4日疫情期间35天的调查数据，考察和分析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浙江民众感知到的信息发布透明度、对政府信任度等心理状况，及其对民众参与抗击疫情志愿活动积极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面对突发疫情，民众主观感受到的疫情信息透明度越高，他们对政府抗击疫情的信心越强，参与和支持政府抗疫的积极性就越高。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除了有效协同医疗、疾控、应急管理等各个部门，还必须调动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力量通力合作。民众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民众选择捐款捐物和参与抗疫志愿活动的积极性都与之息息相关。只有当民众坚信政府或政治系统的运作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期待和信心，认为政府及其机构的决策总体状况是守信、有效和公正时，他们才愿意配合政府的治理行为，甚至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从而最终造成一个有利于政治制度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应对过程中，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尤为重要。一方面，它能有效稳定民众的恐慌情绪。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人们担忧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与健康安全，非常希望能从权威渠道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主流媒体是民众信赖并主动获取疫情信息的主渠道。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是社会心态积极调控的基础和着力点，[16]可以起到很好的“定心丸”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迅速建立全国疫情信息发布机制，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新冠肺炎疫情刚发生时，作为风险沟通重要手段的政府疫情新闻发布，虽存在发布信息不专业、回应质疑不充分等问题，但在传播政策、公开信息、回应关切、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7]

另一方面，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还能巩固民众对政府带头抗击疫情的信心。政府对民众期望的积极、有效回应，构成了政府信任的来源。[18]作为言说汇聚地的舆论空间对于风险的防范、化解存在重要作用，即识别并预警风险，勾连共同行动，提供价值与重建信心。[19]在全媒体的网络时代，任何企图隐瞒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做法最终都可能演化成谣言，并在某种程度上增加社会风险的程度，甚至要应对许多来自疫情之外的叠加风险。[20]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不仅可以保障公民知情权，提升公众参与积极性，还能防止谣言散播，维护特殊时期的社会稳定，进而促进政府公信力建设。[21]

因此，积极探索增强政府发布信息透明度的可行路径应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首先，应严格遵照相关法规，建立健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我国2007年就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并于当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其中关于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事项都有明确规定和说明。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收集和评估工作程序，是提升此类事件应对能力和效果的核心要义。其次，要逐步培养职业化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队伍。当负责处理信息的工作人员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在整个危机应对链条中的重要作用，并切实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责任意识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息发布失真、拖延等问题，从而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22]最后，要深入挖掘信息技术潜力，搭建高效信息平台。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为信息共享和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互联网、大数据及围绕互联网技术的云计算，不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改变，未来还将大力推进信息化改革，促进公共服务质量和社会治理创新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