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瑗，甘宏伟

（1.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00；2.甘肃政法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升官记》是根据京剧《徐九经升官记》改编的一部戏曲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湖北电影制片厂于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摄制完成。《升官记》是一部电影，也是一部戏曲，本文则主要关注其作为戏曲文学的特点，着重考察《升官记》在人物与情节设置方面的成绩。

一、以“丑角”为主角演“好官”

作为戏曲文学，《升官记》最鲜明的特点是没有局限于传统戏曲艺术惯常的角色限制，而以“丑角”为主角，并演清官。

关于以“丑角”为主角，在《升官记》中饰演徐九经的演员朱世慧曾说：“丑角要排好一出大戏，首先要解决的是唱的问题，……丑行和老生的发音同用本嗓，但老生在传统上有成套的板式腔体，丑行以念和做为特长，而丑行的‘唱’在传统剧中，多为插科打诨或者仅为四六句，没有成套的板式腔体。”[1]20这表明，在传统戏曲中，丑角主唱是不常见的。这是从剧本体制和演员角度看的。我们则主要从观众的角度看以“丑角”为主角并演清官的角色体制所产生的观赏效果。

在民间戏曲中，往往为“丑角”设置一些滑稽幽默的动作、念白、唱词或情节上的误会，让观众笑起来，获得轻松愉悦的体验，甚至是在有浓郁悲剧色彩的戏曲中也常会出现“丑角”，暂时将观众从悲苦的情绪中拉出来。由此，戏曲演出中，“丑角”如果作主角，可能会对严肃、崇高之类主题，英雄、清官之类人物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但《升官记》以“丑角”为主角演清官则是另一种情形。

《升官记》中，主角是徐九经，在角色设定上属于丑角，他嘴斜，脖歪，肩不齐，五官不正，四肢不匀。但这种“形丑”还不是关键，更重要的是为他设置的动作、念白、唱词和因他的误会而产生的情节。依常理而言，将一个“好官”设置成“丑角”，会对“好官”形象造成损害。但在《升官记》中，这种设置不仅未对“好官”的“好”产生损害，反而改变了人们习见的“清官戏”中“清官”始终秉公执法、铁面无私、不食人间烟火的面貌，塑造出了一个真实的“好官”。剧中徐九经是社会的一个“亲历者”，他有因怀才不遇而产生报怨，也会在拜见王侯时送上好酒，也有面对威逼时的害怕，更有面对利诱时的进退两难。特别是他作为大理寺正卿，身处“侯爷压我”“王爷逼我”和“万岁爷也下尚方剑挤兑我”的境地时，唱的“当官难、难当官”一段形象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正常的心理。

当官难、难当官，徐九经做了一个受气官。啊，一个窝囊官。自幼读书我为做官，文章满腹，我得意洋洋、洋洋得意，进京考大官。又谁知才高八斗我难做官，皆因是，爹娘没有为我生一副好五官。我怨、怨、怨五官，头名状元到那玉田县，当了一个小小的七品官。九年来，我兢兢业业、业业兢兢做的是卖命的官，却感动不了那皇帝大老官。眼睁睁不该升官的总升官，我这该升官的，只有梦里跳加官。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个管官的官，又谁知我这大官头上还压着官。侯爷、王爷他们官告官，偏要我这小官审大官，他们本是管官的官，我这被管的官儿，怎能管那管官的官？官管官、官被管、管官、官管，官官管管，管管官官！叫我怎做官？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一瘪官。我若是顺从了王爷做一个昧心官，阴曹地府躲不过阎王和判官；我若是成全了倩娘做一个良心官，怕的是刚做了大官我又要罢官！我是升管、是罢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良心官，做一个昧心官，升官、罢官、大官、小官、清官、赃官、好官、坏官、官……我劝世人莫做官、莫做官！①

选择做良心官还是昧心官，徐九经面临着“良心”与“私心”的激烈斗争。“良心”说：“为官不可不讲良心。”“私心”说：“为官哪能没有私心？”“良心”说：“为官不讲良心不如猪狗。”“私心”说：“为官不讲私心到处碰头。”“私心”说：“当年安国侯以貌取人害你不浅，今日正好报此旧怨。”“良心”说：“伤害无辜公报私仇有违天理，定要遗臭万年。”经过一番极其艰难的挣扎之后，徐九经选择做一个良心官，既不因那“居功自傲，专横独断”的侯爷，也不因那威逼不许“有半点差错”的王爷，更不因那“下尚方剑挤兑”的“皇帝大老官”，而只为那“不忘青梅竹马情”的倩娘。如果说诸多“清官戏”中的铁面无私“清官”只不过是古代社会饱受压迫的人们心中的幻想，徐九经这样一个经过内心艰难挣扎之后而选择“做一个良心官”的“官”才是与百姓同食人间烟火的真实的“好官”。

《升官记》以“丑角”主演“好官”，并未对严肃、崇高之类“正面”主题造成消解。原因在于徐九经实际上被设置成了一个社会的“观察者”和“批判者”，相当于充当“叙述者”的角色，这就强化了对强权者的揭露与批判，观众随着这个“叙述者”看到了那个社会的蛮横，看清了那个社会的某些本质，并形成了辛辣的讽刺效果。如徐九经拜见安国侯时，安国侯待他非常傲慢，并且威胁如果不将倩娘“断还”，“若有半点差错啊，我要了尔的狗头”；当拜见王爷时，却受到了优待，徐九经自己唱道：“侯府报门进，王爷一声请，还是王爷好哇。”王爷府中的尤公子“谦恭有礼”，王妃“盛情”，合府上下都对徐九经礼待有加。直到得知倩娘自幼就许配给刘钰之后，他才明白自己在王爷府受到百般礼待的原因，才明白“原以为侯爷不是好东西，现在看来王爷才不是好东西”。而且，明明是王爷一方抢亲，他还能求得尚方剑，皇帝竟还赐给他尚方剑。尤其是在徐九经弄清事情的原委之后，王爷亲自送尚方剑给他，先是引诱：“凭婚书断倩娘要执法如山，这一案若断得遂王心愿，我保你踏金阶厚禄高官。”接着明以“恩仇”：“莫非你忘了九年之前，安国侯陷害之仇，忘了本王保你进京之恩？”再施以威逼，“本王保你进京，就是要你与某效力。如今王法就是婚书，婚书就是王法”，“若有半点差错哇，哼哼，你要小心了”。步步紧逼，将王爷的真实面目层层揭开。这种处理方式，将皇权的霸道和官场的阴暗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进一步深化了主题。

二、限知视角与“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升官记》在人物及情节设置上最显著的特色是限知视角的运用，造成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如果主题与善恶忠奸有关，其人物与情节设置往往是人物一出场便善恶分明，且自始至终对立。往往在安排人物上场时，就先让人物用宾白或唱词向观众明示自己是“坏人”或是“好人”。再加上富有特点的脸谱扮相、动作程式、唱白声腔等，观众能很快对人物的忠奸善恶作出判断。这形成了作者、演员和观众普遍认同的模式，而《升官记》显然不是这一模式。

在《升官记》中徐九经出场后旋即退场，随即便是成亲、抢亲的场面。尤金一家正在府中喜气洋洋操办婚事，突然刘钰率人打进府中，抢走新娘。剧中在刘钰和李倩娘见面时，设置了这样一个场面：倩娘看到来抢亲的人面露惊讶之色，她在来人叫了一声“倩娘”后，旋即晕倒，并被抢走。这究竟怎么回事？此时并未明确。接下来剧作即以限知视角安排情节，让观众随着“徐九经”这个角色探察事情的原委，并成为观众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当观众随着“徐九经”探寻究竟时，《升官记》又充分利用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让观众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尤金与王爷是善的一方，安国侯及其义子刘钰是恶的一方。

在传统的戏曲中，“抢亲者”被设置成作“恶”的一方，是习见的模式。按照社会的惯常情形，只有强势的一方才能抢夺弱势的一方，弱势一方不会也没有能力抢取强势的一方。加之安国侯有“居功自傲，专横独断”的嫌疑。在诸事尚未明朗的情况下，抢亲的刘钰及“纵容”刘钰的安国侯被认为是蛮横霸道的一方是正常的，人们也希望他们最终受到惩罚，这符合观众的“审美期待”。

徐九经被设置成一个正面人物，而正面人物料事如神，断事判案不会错，这也是习见的，可是，随着剧情的推进，却出现“突转”，向相反方向变化。徐九经才华出众，怀才不遇，为人正直，为官清廉，这早已交待清楚。这样一个当年在科场上“笔似游龙，文章似锦”，“本应当高中皇榜第一名”的人物，却只因侯爷刘文秉说他“四体不匀称，五官不端正，歪脖犟颈不英俊”，失去了状元名号，被放到一个小县做县令，毁了他想在朝中做大官的梦想。但王爷却保举徐九经做了大理寺正卿，进京之后，徐九经拜见侯爷和王爷时，侯爷一家百般刁难，以威待之；王爷一家则百般礼待，以恩待之。王爷、侯爷对待这样一个正面人物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很容易让观众认同徐九经的感觉：“侯府报门进，王爷一声请，还是王爷好哇。”

自然，跟随“徐九经”这一角色，观众很容易越来越相信王府是受害的一方，而侯爷是行凶作恶的一方。有了这一判断，期待徐九经“把李倩娘断给尤金，问那安国侯一个纵子行凶之罪”当然就在情理之中。由此，徐九经夜审李倩娘，也是让她说“你就把安国侯怎样纵子行凶，刘钰怎样花堂抢亲，他们又是怎样威逼恐吓于你，说个清楚明白”。所以，李倩娘作出“抢亲者不是刘钰，乃是狗贼尤金”的回答，不仅让徐九经不屑一顾，还反问李倩娘：“尤公子温文尔雅，怎么会抢亲呢？”李倩娘一句“徐大人切莫以貌取人”，更惹恼了徐九经，“老爷恨的就是以貌取人。当年安国侯若不以貌取我，老爷也不会丢掉那个状元！”然而真相却出乎意料，跟随“徐九经”的观众也大为惊讶。原来王爷才是恶的一方，而侯爷家的公子是善的一方。观众也由此获得一种新鲜奇特的“陌生化”审美体验。在传统的戏曲中，事情的解决往往在戏曲接近尾声时，皇帝或皇命出场，然后让冤情得以昭雪，让恶人受到惩罚，或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在《升官记》中，本来被认为是“好人”的王爷请来尚方剑，原是要惩罚刘钰一方，最终却成为惩罚尤金的尚方剑。原来君王和皇亲国戚才是作恶纵恶的一方，这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皇亲国戚，而不是所谓的“奸臣”，这一设置对人们习惯了的“君王是好君王，只是奸臣坏，君王是被蒙蔽”的审美期待形成了冲击。

三、道具的运用与情节的编织

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密针线》中有云：“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2]10《升官记》涉及的题材有审案断案、婚姻爱情、朝臣争斗、社会伦理、辞官退隐等，众多题材错综交织，但作品却能将这些看似繁杂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编织细密，增强了戏曲的观赏性。以“一人”为主线，并巧妙地运用道具，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先说以“一人”为主线。《升官记》以徐九经失意不遇，到被举升官，再到辞官归隐为主线，将这些纷繁的内容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正如李渔所说，一本戏“止为一人而设”，“又只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2]8。《升官记》围绕徐九经设置了两组主要的人物关系。一是安国侯和王爷争斗的线索。这既是故事的起点，也是徐九经命运转折的关键。徐九经和安国侯有旧怨，他从未忘记此仇，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就是安国侯害的。对安国侯怀有成见的徐九经自然也会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坚信过错方为侯府，随后想方设法接走李倩娘并请尚方宝剑。二是李倩娘和刘钰的婚约关系。这一关系是徐九经提审倩娘时才审出来的，其间又通过倩娘的唱白道出一段青梅竹马而被迫分离的爱情故事，还有倩娘勤苦侍奉公婆、安葬公婆的社会伦理故事，以及倩娘祭奠公婆时被尤金抢走的故事。巧的是徐九经爱借酒浇愁，又是酒家李小二的常客，李小二又和李倩娘是堂兄妹关系。所以，正当徐九经审倩娘得出的案情和自己原先认知的情形不一致，正在惊疑之际，前来送酒的李小二与李倩娘相认并作证，又成为抢亲公案得以真相大白、案情出现根本扭转的重要一环。徐九经原本“为国执法”的理想，也骤然变为“良心”与“私心”之间的艰难挣扎。可谓是一环紧扣一环，纷繁复杂的题材内容被处理得丝丝相扣，而又无雕琢之痕。

以道具穿针引线，贯串始终，正是传统戏曲惯用的手法，多用以夫妇团聚、亲人相认的信证，或者引导、衔接情节的手段等。《升官记》则巧妙使用“歪脖树”与“酒”这些道具，将繁多的内容题材贯串起来。

《升官记》中，“歪脖树”出现了三次，并被赋予了较多的隐喻意义。第一次是在全剧开始，徐九经抱着酒壶摇摇晃晃来到歪脖树下。他虽才华出众，却因相貌丑陋，不仅失去了状元，而且被放在偏远的玉田县做县令多年。此时的他怀才不遇，深为歪脖树鸣不平：“歪脖树，分明栋梁材，冷落路旁栽，为何遭小看，皆因脖子歪。”他是以歪脖树自比，为歪脖树鸣不平就是为自己鸣不平，不平之中还有对前途无望的愤懑。所以，他对跟从自己的徐茗说：“这歪脖树直不了，老爷这辈子就别想升官。”

同是这棵歪脖树，第二次出现时，徐九经的心情就大不相同了。此时他已接到“圣命”准备赴京做高官，时来运转，志得意满，如同“灵官菩萨做了灶神”。再次路过歪脖树，吟得一首：“生就栋梁材，不怕路旁栽。刮目再相看，脖子并不歪。”歪脖树看着也不歪了，“有朝一日，被哪位木匠师傅看中了，选去做金銮宝殿的大梁，谁敢说它不正呢？这歪脖子……正好雕个龙头呢。”这时的徐九经刚刚得到了显贵的赏识，春风得意，此处的歪脖树是为了展现他内心的那种难以抑制的欣喜。

歪脖树最后一次出现在结尾。此时，案子已审断完毕，成全了刘钰和李倩娘，惩罚了“狗贼尤金”，徐九经挂冠辞官归去，再次来到歪脖树下，先前想做高官的抱负被阴暗的现实击碎：“王法条条空自有，大人弄权小人愁，脱袍挂冠我去也，歪脖树下卖老酒。”经历一番京中高官的艰难，徐九经已经看穿官场的污浊黑暗，看淡了名利。“歪脖树下卖老酒”正映照了徐九经形歪心正的品格，以及做不出事不如归隐的襟怀。“歪脖树”道具的使用，与徐九经相映相衬，相得益彰，强化了主题。

“酒”是《升官记》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道具，徐九经赴京任职之际店小二送他的那坛玉田县老酒了成了重要道具。全剧刚开始，就是徐九经喝得摇摇晃晃捧着酒壶出场的场景。此时他已做了九年玉田知县，怀才不遇，未曾得志，天天买醉，以“酒”浇心中块垒，“酒”与徐九经不得志的郁结相联。徐九经接到进京做官的“圣命”后，得意满满。李小二前来送他一壶老酒，此时的“酒”是“喜酒”，“酒”又与他得志后的喜悦相联。徐九经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酒”又成了见面礼，先送给侯爷，又设计要回来送给王爷。此时，送酒体现了徐九经的机智。但事情很快发生转折，本来决定戒酒好好做官的徐九经，在审知案件真相、身处两难境地后，又开始饮酒，再次喝得大醉。“酒”又与徐九经此时的愤懑和内心挣扎相关联。案件审完，惩罚了真正的恶人，成全了李倩娘和刘钰的婚姻，徐九经又脱下官服卖酒去了，贯穿始终的酒又出现了，此时的酒代表了徐九经的坦然。回乡后的他潇洒卖酒和喝酒，他的坦坦荡荡都在酒里。

综上所述，《升官记》在继承中求创变，对传统戏曲中的常见模式加以扬弃，适应而又引导观众的欣赏趣味，这正是其能长演不衰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引自电影《升官记》，以下所引人物唱白均出自电影《升官记》，余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