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雅妮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自古以来便是公认的难解之作，刘勰《文心雕龙》的评价是“阮旨遥深”[1]，钟嵘对其评价“厥旨渊放，归趣难求”[2]，诗中使用了大量的意味不明的典故和模棱两可的意象，使诗歌的主旨也变得隐晦而曲折。另外，陈伯君还认为，后人在编辑这组诗并取名为《咏怀诗》时，其实也融入了不少自己的理解与想象[3]，这些都是阮籍《咏怀诗》令人难以捉摸的原因。但在模拟文学盛行的六朝，阮籍《咏怀诗》却是许多文人乐于挑战的摹写对象，其中就包括了江淹和庾信。庾信是南北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拟阮诗也体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思考，但学界对庾信《拟咏怀》的研究重点往往在乡关之思的情感价值上，鲜少结合阮籍原诗和前人拟阮诗来做体式对比，忽略了庾信拟阮诗在继承与新变上的诗学成就，为弥补这一遗憾，本文从诗歌体式的角度，来分析庾信拟阮诗对前人的因革，并总结其成就。

一、庾信拟阮诗概述

六朝是模拟风气渐盛的时代，六朝文人以前代经典为摹本，或学习文体，或力求相似，或展示文才，或借题发挥。在摹拟的过程中，他们促进了文体的成熟，推动着诗歌技巧的发展，其中江淹、庾信就是六朝拟诗的砥柱人物。江淹拟阮诗《效阮公诗十五首》是借古讽今，为进谏幕主刘景素而作的，而《杂体诗·阮步兵籍咏怀》（以下写作《阮步兵籍咏怀》）则是为了“学其文体”[4]，但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的创作背景如何，暂时没有明确有力的材料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