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汉利 徐雨婷

（浙江海洋大学 师范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长篇力作《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于2017年被拍摄成同名电视剧以后，我国学者对这部“反乌托邦”风格的“未来小说”的评论日益增多。在中国知网通过“使女的故事”篇名进行搜索，2013—2016年中文研究论文每年约有4篇，2017—2019年则分别飙升至12篇、23篇和30篇。显然，电视剧播出与国内《使女的故事》的研究存在正向性关联。然而，由于阿特伍德以21世纪美国马萨诸塞州未来社会作为故事背景，通过象征、隐喻手法描述基列国家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我们要准确理解和把握《使女的故事》的思想内涵并非易事。表面上，基列的宗教极端主义者根据《圣经》条文处理国家危机，通过专制制度和权力运作强迫奥芙雷德等使女为国生子，作品是对男性乌托邦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的讽刺与挑战；实际上，阿特伍德聚焦基列女性的不幸命运并非为了女权主义批评，而是通过“使女的故事”审视17世纪海湾殖民地的政治体制与权力实践。

一、女性与花朵

在《使女的故事》中，生态污染、电磁辐射及性病梅毒给基列国家造成两方面严重后果：一是居高不下的胎儿畸形率、残疾率导致整个国家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上层统治者便废除一夫一妻制，而将生殖危机转嫁到女性身上——奥芙雷德（Offred）等育龄妇女被迫离开原来家庭而沦为专事生育的使女，像囚犯一样被禁锢在空间狭小、条件简陋的单人房间。除偶尔外出购物和定期接受“授精”外，她们的日常活动受到基列当局严格的监督与控制，正如奥芙雷德所言“我们只为生育而存在……不能有一丁点娱乐享受，内心的秘密欲望之花没有机会绽放……我们只是长着两腿的子宫”[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