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谦 程 峰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焦作 454000）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在晚清“狂澜既倒、大厦将倾”之际，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他，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秉持“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铮铮誓言，恪守“做官以发财为耻”之道，力挽晚清政坛的沉暮贪腐之风。在其从政典兵过程中，数十年如一日，以廉律己，清风峻节；恪尽职守，以廉律他，为其终成“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当代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鉴。

1.曾国藩清风峻节的根基:争做圣人

道光十八年(1838年)，自称“秉质愚柔”“短于才”的曾国藩经过二十多载“头悬梁，锥刺股”的寒窗苦读，终于金榜题名、蟾宫折桂，中进士三甲第四十二名。在随后举行的朝考中，他沉着应对，发挥出色，道光皇帝亲阅其应考文章后，甚为赏识，将其朝考“一等第三名”改为“一等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参加散馆考试后，授翰林院检讨，正式开始官宦生涯。

京城乃人才渊薮，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曾国藩身边众多饱学之才和儒雅之士的才识、气度和风范，使其深感自己读书甚少，眼界甚低，气度太凡。骨子里充满“湖湘蛮气”的他，不甘于人后，先后拜一代理学大师唐鉴和倭仁为师，学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至圣之人”,由内圣而外王。为了励其志、束其行，他在三十岁时将名号“居武”改为“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以脱胎换骨，浴火重生。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二十六日，他给诸弟的信中写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1]之后，他便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箴言自励,每日必做“日课”: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夜不出门，并以记日记的形式，时刻反躬自省、“研己”修身，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终其一生，终成晚清一代大儒、一代统帅、一代名相。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争做圣人”的鸿鹄之志和湖湘人士的“蛮性”特质，不断促使其“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2]。这是曾国藩一生清风峻节，以廉律己、以廉律他的根基。

2.曾国藩崇尚廉介的自觉:以廉律己

律人先律己,正身先正心。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给诸弟的家信中自誓廉介之心:“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3]在其母亲去世丁忧期间，他应咸丰皇帝诏到长沙办团练时，在《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中重申其廉介之志:“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自神，以对君父,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4]曾国藩多次以“当官不要钱”明志，并终身谨记恪守。

在日常生活中，曾国藩严格自律，廉洁奉公。在京为官期间，他俸禄较低，生活拮据，十分窘迫，难以养家糊口，但是却从不为“利”所动。学者张宏杰曾计算过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的收入和支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官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的曾国藩年收入“不过124两6钱5分(白银)”[5]，但是他当年“房租就要160两(白银)”[6]。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已升任礼部右侍郎，其“年收入可达620两(白银)”[7]，但身处高位的曾国藩交通费一年就要“400两(白银)”[8]。迫不得已，他不得不先后借助赴京为官前的“2000两(白银)以上”[9]的“拜客费”，赴四川任乡试主考所得的“6000两(白银) 左右”[10]的“程仪”，以纾日常经济之困顿。

曾国藩因经济窘迫，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 赴京做官直至咸丰二年（1852年，因其母亲病逝而回乡丁忧），既无法寄钱以补贴家用，也不能回乡省亲。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初七日，在给其祖父曾玉屏的家信中十分愧疚地写道:“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不能务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11]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三月二十一日，40岁的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信中述说未能回乡省亲之因:“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12]困窘的曾国藩甚至因梦生财，但是梦醒之后他却反省自责，悔之荒唐。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初十日，他在日记中记述:“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13]为了在其祖父寿辰之际多收礼金，曾国藩甚至在随礼上打起了“小九九”，但随即就非常后悔自己的龌龊行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到:“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己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14]1852年，曾国藩被放江西主考，他本以为能够得到一份不错的“程仪”,以缓解自己经济窘迫的局面，同时接济一下并不宽裕的曾家族人及其亲戚。但是，当曾国藩风尘仆仆途径安徽太湖县时，其母病逝而迫使其回乡丁忧，浇灭了他曾盘算已久的念想。

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国藩的年俸是150两（白银）,另加养廉银每年18000两（白银）,如再加上“平均每年的‘陋规’收入是十八万两”[15]，年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他始终秉承“欲学廉介，必先知足。廉字之要，宜先节用”的原则，在吃穿用度方面崇俭养廉。曾国藩有次在总督府宴请宾客，因一时没有合适的鱼盘，竟然用一个瓦罐盛鱼。时人记载：“窦兰泉侍御来，予亦陪饮，食鲥鱼止一大瓦缶。兰泉笑曰:‘大学士饮客用瓦缶，无乃太简乎？’公大笑而已。”[16]同治二年(1863年)，洋人戈登在安庆面见曾国藩时，发现“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17]，这与其幕僚赵烈文第一次所见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的模样大体所同。《国史本传》记述了曾国藩的日常简朴生活:“清俭如寒素，廉俸尽充官中用，未尝置屋一廛，田一区。食不过四,男女婚嫁不过二百金，垂为家训。”[18]1872年，曾国藩去世时留下的遗产，除去30余万卷的书籍和藏书楼外，其余的仅有两万多两(白银)，待其丧事办完之后已经所剩无几。

由上可知，曾国藩“以廉律己、克己唯严、崇廉尚廉”的言行可见一斑，也为其亲属和部下尊廉尚廉树立了标杆和榜样。

3.曾国藩督责尊廉的实践:以廉律他

廉者，民之表也。无论是治军之将帅还是兴邦之能吏，不仅自己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廉律己，更要恪尽职守，履职尽责，以廉律他，督责亲属和部下尊廉尚廉，这样才能上下一体，廉洁奉公，营造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良好政治生态。

在廉洁治家上，曾国藩严格督责曾氏族人都要“崇俭朴以养廉,崇俭约以养廉”[19]。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20]对曾家女眷，曾国藩也要求她们不事奢华，节俭以养廉。其小女曾纪芬对父亲的简朴之极的要求记忆深刻:“余忆幼时所见皆淳朴无华。而余家为尤甚，姊妹姑嫂至一衣递袭，已详前记矣。文正素恶纷华，曾手书不准穿大镶花边衣五彩花裙，盖今日所视为陈旧者，彼时方矜奇炫异也。”[21]其九弟曾国荃(曾国荃在族内排行第九,曾国藩称之为“九弟”)随曾国藩行军打仗过程中,“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22]。他对其九弟“买田置地、广建宅地”的奢华行为非常不满，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初四日，愤懑地给曾国荃写信:“当此大乱之世，兴造过于壮丽，殊非所宜，恐劫数未满，或有他虑。……但恐黄金堂买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23]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再三严格要求：“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功夫也。”[24]曾国藩无时无地劝诫、督责家人，以俭持家，以俭养廉，廉洁家风，为其廉洁从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典兵治军过程中，曾国藩认为治军必须尚廉介。他首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军中银钱，余不敢妄取丝毫也。”[25]并殷殷告诫各营官将领:“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己早有以服弃勇之心。”[26]后来，他又亲自制定《劝诫营官四条》，再次重申廉洁治军的重要性：“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不妄花一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伏矣。”[27]针对文化程度较低的湘勇，曾国藩则因人而异，亲作通俗易懂的《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有和。”[28]要求湘勇时时传唱，铭记在心，严明军纪，严明作风，不贪不占。对不遵守军纪而贪腐的营官将领，曾国藩则毫不手软、严加惩治。同治三年，副将杨复成侵吞军饷六百余两，他立即上奏朝廷将其明正典刑。曾国藩不失时机、不遗余力地劝诫督责湘军各级将领和普通士兵严格自律，廉洁从军，是湘军团结一心，战斗力强悍有力的重要因素，也是湘军能够替代“绿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罗泽南、彭玉麟、李续宾、杨岳斌、王錱、刘长佑等湘军名将“均不以军铜自费”就是最好的明证。

在从严治吏上，曾国藩主张“居官以廉为本”“以廉帅人”。他在《劝诫州县四条》中明确提出官员要崇俭朴以养廉：“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唯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29]对身边的一般工作人员，曾国藩也亲自制定《谕巡捕、门房、签押三条》,严格要求他们“第一，不准凌辱州县。……第二，不许收受银礼。……第三，不准收受丝毫礼物。……如其自度不能，即趁早告退；若其在此当差，即小心凛遵”[30]。对政绩卓越、操守廉洁的胡林翼，他向朝廷大力褒奖举荐：“胡林翼于七年春间，创议减漕，严裁冗费。先皇帝朱批奖谕，谓其不顾情面，祛百年之积弊，甚属可嘉。利国利民，但不利于中饱之蠢。向来各衙门陋规，台局浮费，革除殆尽。州县征收正课，不准浮取毫厘，亦不准借催科政拙之名，为猾吏肥私之地。”“多入少出，使局员皆知洁己而奉公，是即所以兴廉。”[31]对鱼肉百姓，收刮民膏的贪腐墨吏，曾国藩则严加弹劾:“安徽涡阳县知县沈镰，自莅任以后，借清查田亩为名，熟田一亩，索钱五文。又有领单名目，不论荒熟，每亩索钱十文，……敛钱肥己，差役四出，鱼肉乡里。即以亳州分隶之十三保而论，索费已不下万余千。又因承办城工，于请领工帑之外，私派每保捐钱一百二十串，……贪刻居心，残害善类，……非从严参办，不足以示惩儆。相应奏明，请旨将涡阳县知县沈镰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为贪劣不职者戒。”[32]曾国藩在其官宦生涯中，力所能及、尽其所能，不厌其烦地以教育、褒奖、弹劾等方式严格治吏，在当时墨吏横行的晚清官场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为贪腐成风的晚清政治生态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4.曾国藩廉政之道的资鉴:以廉律己律他

政者，正也。廉者，政之本也。清正廉洁是领导干部必备的政治品格，是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身处贪污横行的晚清官场的曾国藩尚能以廉自律、以廉律他，今天的领导干部更要以先贤为榜样，见贤思齐，择善而从。一方面要一身正气，廉洁自律，两袖清风，克己奉公；另一方面要自觉履行“一岗双责”,主动担负起廉政建设的职责，督责家人、亲属和部下不贪、不占,守住“底线”,不踩“红线”,廉洁从政，廉洁为民。

打铁先要自身硬。领导干部是廉政的榜样和标杆，必须以身作则，以廉律己，才能以廉率之以众。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指引着行动的方向。领导干部首先要不忘初心，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慎独、慎微、慎权、慎欲，时刻自警、自省、自重、自律，做到心中有戒，心中有民，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藩篱，为以廉律己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行动上，要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正确处理好公私、情法、权责关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全心全意解民忧、纾民困，真正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以廉律他，是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使命使然。领导干部非同一般的普通群众，其所在岗位职责的特殊属性必然要求其严格履行“一岗双责”，肩负起以廉律他的责任。在此意义上而言，以廉律他是人民赋予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职责，领导干部必须勇于担当起这份权力和职责，并不折不扣履行好这份权力和职责，不负人民之重托。因此，领导干部不仅要严于律己，两袖清风，更要严于律他，始终做到“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及其他特定关系人，使他们讲纪律、守规矩，不“狐假虎威”，不“借”权谋私，这样“气正山河壮，政廉日月春”的良好政治生态就指日可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