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猛， 尹舒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2488)

《第一哲学沉思》中并未直接出现“我思故我在”这一表述。事实上，笛卡尔是在“第一沉思”中普遍怀疑的基础上，通过证明“我存在”的绝对确定性寻找到纯粹思维这一主体本质，并将“我的存在”与“我的本质”等同起来，最终达到类似于“我思故我在”的论断。由于这一过程并不是以三段论等较为清晰的演绎推理方式建构的，且笛卡尔曾将“我思故我在”视为一种心灵直观的结果，“一贯地模糊了推论和命题之间的区别”[1]，引发了大量学术讨论。主要分歧之一在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得出过程以及这一论断本身究竟是一种直觉(即不言而喻的东西)，还是一种推理。Jaakko Hintikka曾指出，“我思故我在”应当被理解为一种非推理的表现性话语，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从“我思考”到“我存在”的转变是非逻辑的[2]。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思故我在”是一种推理，只是其构成方式无法用三段论概括。如Margaret Wilson就明确提出“主张‘我思故我在’是一种推论……并不等同于它是一种三段论”[3]；Peter Markie也强调“我思故我在”是将“我思”作为前提，而“我在”是从这一前提得出的结论[4]。还有调和这两种观点的尝试，如以Anthony Kenny就认为“我思故我在”从认识方面来看是直观的，而从逻辑方面来看是推理的[5] 54-55。

本文提出，这一争论可以围绕“我思故我在”中的自我关系问题理解，即考虑“我思”、“我在”与“我”这一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确定的内部逻辑，以及“我思故我在”中的自我关系在确立主体存在中发挥了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