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帆，陈文新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430072）

八股文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语境之中，它与经学的联系自是根深蒂固。同时，作为一种文体，其发展、成熟又与集部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八股文就是经部与集部的若干要素结合的产物。

《隋书·经籍志》将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调整为三种：“楚辞”“别集”“总集”，谓之“集部”。至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包含了五个类别：“《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1］这五个类别，囊括了主要的文学、文论著述，古人概谓之“词章”或“辞章”。八股文与集部的关联，也就是八股文与“辞章”的关联。

由于科举文体的身份，八股文在后世备受诟病，但在明代人眼中，“今之举子业”，可与诗文、戏曲、小说等并列，乃“天下之至文”［2］，这种观念事实上承认了八股文的集部身份。搜检明代集部典籍，凡序、跋、题辞、书札、行状、墓表等各种文体，均可用于八股文批评，亦可见八股文对集部的极大渗透力。厘清作为文体的八股文与集部纷繁复杂的联系，对于进一步认识八股文与明清知识体系的关联，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一、对偶、声律、用典：集部要素的融入与八股文的定型

八股文作为明清两代的科举文体，必须具备两个功能，既可用来考核士子解析《四书》《五经》等儒家原典的水平，也可用来考核士子驾驭中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从这一宗旨出发，八股文既要“代圣贤立言”，同时也要纳入辞章的部分要素，八股文的这一兼取经部和集部要素的特点，即以往学者所说的综合性：它“体兼骈散，继承了战国策士的言论，汉魏六朝的赋，唐宋的文，而以《四书》为模范”［3］，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中综合性最强的一种，是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终结”［4］引言6，是“文章构造的极致”［5］。

关于八股文的起源，众说纷纭，综合起来，主要有“唐代试律”说、“经典注疏”说、“金元之曲剧”说、“唐律赋为制义滥觞”说、“唐之帖经、墨义”说、“骈文”说、“宋元经义”说［4］45-50，此外，还有“始于明成化年间”说，以及钱钟书的“起源综合说”等［6］。 其中帖经、墨义、经义等，作为先代的科举文体，成为八股文起源参考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而诸如骈文、试律、律赋、曲剧等，本是集部文体，却同样被认为是八股文的起源。也就是说，被认为是八股文起源的诸多文体，一部分是其作为科举考试工具而可追溯的远源近亲，一部分则是从其基本修辞体式的对偶、声律、用典等而追溯到的对其有根源性影响的集部文体。

八股之“股”，即比、对之意，众多文体之中，骈文是以对比排偶为最突出特点的文体，《文心雕龙》“丽辞”篇便将骈偶形态分为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四种。骈文的突出修辞特征：对偶、声韵、用典、藻饰，在八股文中都有所对应，但其被视为起源的直接原因是八股文所采取的与骈文相似的两两相对的骈偶句式。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云：“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7］。而后世在骈文史的书写中，也多将八股文列于其中，或视为“骈文之支流余裔”［8］，或贬为“骈文的畸形”［9］。 现代所公认的八股文的雏形宋元经义，即已受到骈文的影响，只是当时并不太重视程式的严格规范，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士人创作经义，从内容到形式，大多还是遵循古文意脉，行文或骈或散，根据题意相对自由地发挥，有着比较明显的骈文铺排渲染的痕迹。明代八股文，在宋元经义的基础上，体式逐渐规范并最终被推向程式化的极致，形成了“八股、四比”的形式，并将排偶的修辞方式发展到了极致。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云：“八股者，为起二比（亦曰提比），中二比，后二大比，末二小比（亦曰束比）。……比者对也。起、中、后、束各两比内，凡句之长短，字之繁简，与夫声调缓急之间，皆须相对成文，是为八股之正格。”［10］例如王鏊名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中之二比：

景前圣之烈光，毅然欲以身统其盛，旷百世而相感，固不限于分位之难齐；瞻庭闱之遗矩，慨然欲以己而会其全，幸再传之未泯，时自责以心力所可。继夏而王者禹也，商而王者汤也，公而如禹如汤，亦可已矣，而尚不忘乎有贤父兄之乐，远稽未满其志，参之以近守焉，会众美而归之身，固所愿也；始王周者文也，继王周者武也，公而如文如武，亦可已矣，而犹不废乎古先哲王之求，见知未厌其心，益之以闻知焉，集四圣而为大成，盖有期也。［11］73

王鏊此篇，不仅在形式上追求严丝合缝的对偶，其内容和意义，也做到了一股之间一正一反、一虚一实，并且四比中间，隔比亦对偶，提比、后比合论，中比、束比分说，有虚有实，有开有合，形成了完美的扇对。这种修辞灵感既来自骈文，又是对骈文的发展：八股文完整地继承了对偶所带来的视觉和听觉上的圆美和谐，将原本短促的四六之对，发展到长句对，甚至是精致又磅礴的扇对，从而扩大了对偶的功能，使得八股文总体上看是整齐的排偶，但一比之间，每股又是古文散体句式，每个短句，亦不必限于四六的固定搭配形式，整中有散，散而寓整。

律赋与试律，既是注重声律的集部文体，也是唐代重要的科举文体。周以清《四书文源流考》云：“今之制艺排比声调、裁对整齐，即唐人所试之律诗律赋，貌虽殊，而体则一也。”［12］持此论诸家，通常将八股的结构类比于律赋、试律等，认为试律“有破题，有承题，有颔比、颈比、腹比、后比，而后结以收之”［13］，“起承转合、反正深浅，一切用意布局之法，真与时文无异”［14］546。 试律的主要形式是五言六韵十二句排律，也有八韵或者四韵的，首两句点题，中间四韵八句铺排渲染，最后两句作结尾，注重起承转合，与八股文的结构确有相似之处。

唐以诗赋取士，律赋、试律均为命题作文，尤其重视“破题”。钱大昕云：“唐人应试诗赋，首二句谓之破题”［15］，即在诗赋开头，用简短的语言说明试题要义。如钱起《省试湘灵鼓瑟》，是试律中少有的佳作：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16］

题出屈原《远游》“使湘灵鼓瑟兮”，开首两句概括题旨，点出湘灵擅鼓瑟的传说，主体部分反复渲染瑟声悲怨，以及由此带来的感染力，结尾两句戛然而止，却又意蕴无穷。尾联绘景，宕开一笔，尤为脍炙人口。相比较而言，律赋的颂圣意味更为明显，例如被称为“律赋程式”的李程《日五色赋》，破题“德动天鉴，祥开日华”，结题“故曰惟天为大，吾君是则”［17］，一破一结，均简洁明快，和八股文已有几分相似。

律赋与试律，在起承转合上，也许对八股文有启发，但如毛奇龄、吴乔［18］等①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云：“七律颇似八比：首联如起讲、起头，次联如中比，三联如后比，末联如束题。但八比前中后一定，诗可以错综出之，为不同耳。”见王夫之等《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31页。，直接用八股文结构来对应诗赋，由此说律赋、试律为八股文源头，似乎也有一些牵强。事实上，律赋、试律对八股文程式的影响，主要是“破题”与“结题”的确立，它昭示着“围绕题目作文时代的到来”［19］。

以金元曲剧为八股文起源的说法主要出自焦循《易余籥录》，刘师培《论文杂记》、卢前《八股文小史》等本其说。焦循之论的要点是指出了“曲剧”与“八股文”均重在“代人立言”：“余谓八股入口气代其人论说，实原本于曲剧。”［20］作为一种表演艺术，金元曲剧在注重故事性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叙述方式，要让观众能够产生共鸣，正旦、正末须通过精准地模仿剧中人物的言行举止，塑造出丰满鲜明的人物形象，以达到“为剧中人立言”的目的。八股文也有这种功用，《明史·选举二》云：“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21］八股文和曲剧一样，需要揣摩并模仿人物心思，以取得“肖其神，肖其气，肖其声，肖其貌”［22］的效果。 “代言”体的形式，打开了一条集部影响八股文的新的路径。

综上所述，可见八股文是一种融合了多种集部要素的文体：它融合骈文的排偶，发展成四比八股的独特形态；吸收应试诗赋破题、结尾的结构形式，不断完善并最终形成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程式；又学习金元曲剧“入口气”的具体经验，丰富“代圣贤立言”的内涵与外延。明人的成功之处在于：在广泛采用词章手法的同时，祛除其来源文体的痕迹，形成了独特的八股文风貌。因此，几乎所有重要的集部文体都能从八股文找到影子，但八股文又不是其中任何一种。

二、“以古文为时文”：八股文的内涵、气格与章法

集部对于八股文的影响，不仅是在形式层面，在内涵、气格与章法方面，集部也给予八股文极大的启发，这集中体现在“以古文为时文”的理论及实践中。

“以古文为时文”的八股文创作理念，源出于宋代唐赓在《上蔡司空书》中针对经义所提出的“以古文取士为法”［23］。宋代“以古文为法”是针对科举时文偏重对偶，“其超诣理趣者，反指以为淡薄”［24］的倾向而提出的，以保持时文与古文之间的平衡。时至明代，科举鼎盛，甚至出现了“时文熟，榜头立”的情形。在这种背景之下，时文风行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也更加突出。面对这种困境，明人开始了“以古文为时文”的探索和实践。宋代“时文取法古文的，只是纯文法、技法”［25］，明代“以古文为时文”延续了宋代经义的传统，但有着更为高远的追求：不是为了改变时文的基本结构，而是“在维持原有格式的基础上运以古文的作法和融入古文的气格”［26］。

明代“以古文为时文”的理论虽然迟至明末艾南英等人才明确提出，但早在八股文定型成熟时期，王鏊、钱福等大家就已经在写作实践中援古文之法入时文了，其中王鏊的功绩尤为深远，可以说是明代“以古文为时文”的先导者，“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14］56，“法式渐精，隐创时局”［27］414。 王鏊“早学于苏，晚学于韩，折衷于程朱”［28］，揣摩之余，取古文的行文结构及裁对齐整之法，运用到时文写作中去，使得八股文体式由经义过渡期的骈散兼行而趋于句式上的严整有序。以王鏊《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为例，结构上，四比八股对仗几乎趋于完美，而这种密集的排偶形式，又增强了文章的紧凑感。从具体内容来看，起股“景前圣之烈光”与后股“是以抚往事而兴则效之思”二比为虚写，中股“夏而王者禹也”与束股“于禹而欲施其好善恶酒之事”二比为实写，中间关于三王的事情钩锁连环，开阖照应，“一气承接，法律森严，实讲处又字字精确正大，真不愧制艺之祖”［27］553。在王鏊等的努力下，八股文“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29］的程式正式定型。

王鏊所代表的台阁文人的八股文风格，主导了成化以后的八股文坛，至正、嘉时期，受到了唐宋派的挑战。王鏊等在时文创作中融入古文的句法章法，虽然成就了一批八股文的典范之作，但并非有意识的创作行为，真正自觉而明确地践行“以古文为时文”的，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唐宋派。

唐宋派不满王鏊等台阁文人对“古文”的界定，他们虽然也取法韩、欧，但更加注重裁对，注重文章的气格，崇尚博雅，“清代以后被视为八股文的正宗”［30］。其创作实践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如方苞所云“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11］原书凡例1，化用经、史文字，以深厚的内涵来充实时文。二是在不改变八股文原有体制基础上，稍微打破其束缚，骈散兼行，寓骈于散，“正反开阖，抑扬唱诺，顺逆周折，骋控张歙，其变不穷”［31］，使文章富于层次感。 经、史的融合，不仅在内涵上充实了八股文，也赋予了八股文一种“溶液经史”的雄浑风格，极大地提升了八股文的厚重程度。

归有光的八股文，经过艾南英等人的力推，在明代后期获得了超越王鏊的声名。梁章钜《制义丛话》云：“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思泉。”《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一章》是归有光“以时文为古文”的代表作，如其论十五与三十岁学习规律的差异：

故自十五之时，始有志于圣贤之道，而从事于钻研之功，尝以为志之勿立，则无以负荷乎天地所与者，将不免于小人之归，是以始之以立志，而是非之介、取舍之极，盖有所定而不能移也；迨于三十之年，始有得于矜持之力，而取验于德性之定，尝以为守之勿固，则无以凝聚乎性之所钟者，将不免于君子之弃，是以继之以定守，而纷华之变、盛丽之陈，盖有所持而不可挠也。自十五而三十，积以十五年之功，而意味固已不同矣，然犹不敢自怠。［11］112-113

题出《论语·为政》。孔子“十五而有志于学”，经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等渐进过程，方能七十从心所欲，原因在于，“道久而后熟，故日有所不同”。归有光善于运用六经、文史语句来阐释题旨，化之如自己出，不仅使文章古气磅礴，也增强了说服力。如“迨于三十之年，始有得于矜持之力，而取验于德性之定”一句，其“矜持”谓竭力保持庄重的样子，有如《世说新语·雅量》所云：“王家诸郎，亦皆可佳；闻来觅壻，咸自矜持。”［32］“德性”出自《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33］36，指人的自然至诚之性。归有光对经史的理解并不拘囿于程朱，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如起讲所云：“自夫天下待圣人过高，以为有绝德于天下，而不知夫圣人之所为孜孜而不已者，固吾人之事也。”撇开程朱所塑造的“生而知之”的“圣人”，指明圣人也同样需要孜孜不倦地学习、修炼，才能拥有高于常人的品德。从结构上来说，文章将古文的布局、照应、过渡之法，运用于时文：开篇破题，指出圣人所以能至“道”，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紧接着承题分析，“道”是无限的，圣人亦需要学才能接近“道”；起讲部分，承接破题讲世人但知圣人德绝于天下，却不知道圣人其实也在孜孜不倦追求“人之心与理一”；中间起股、中股、后股，是“立”论的关键环节，分别论述不同年龄段，学习圣贤之道的规律，及何以有此规律的原因；最后点题，“道久而后熟，故日有所不同”。段落之间的衔接与过渡，自然流畅，富有古文风味。

“以古文为时文”在明代的实践，从八股文开始定型一直贯穿至明末，其理论的正式确立则迟至晚明。如同唐诗至晚唐另有一番精彩，享有“魏晋人物晚唐诗”的盛誉；八股文也在波谲云诡的明末呈现出新的气象。艾南英提出：“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34］卷三《金正希稿序》他“从国家考试的立场看八股文”［35］139，对“以古文为时文”进行理论总结，提出了新的审美要求：“本于古文人之法，必有深厚壮伟之势，以包孕百家”［34］卷二《子魏近艺序》，力倡以古文的质实醇雅纠正时文的无病呻吟。唐宋派虽已自觉从事“以古文为时文”的实践，但他们仍然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时文，连一代时文大家归有光都不屑一顾地说：“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之中”，士人纠缠于其间，“以至老死而不悟”［36］。艾南英对所处时代八股文的弊病也同样深恶痛绝，但他并不贬斥作为文体的八股文，他的“以古文为时文”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古文与时文同源一体的基础之上的：“平淡质古”则为古文，“宣丽整齐” 则为时文［34］卷五《答夏彝仲论文书》。以此为切入点，“将古文的创作技巧、审美规范等引入时文”，最终确立了“八股文作为国家考试文体稳实周密、醇正典雅的审美风貌”［35］142。艾南英“以古文为时文”的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带着极强的弘道使命。对于“道”的强调，促进了“以古文为时文”的进程，同时也催化了以时文为古文的流行，是集部对八股文产生深入影响的里程碑式的标志。

三、集部影响的深化与八股文的个性化写作

晚明时期，阳明心学声势浩大地开启了一个启蒙时代。伴随着“以古文为时文”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在外部社会、文学思潮、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下，个性化写作——这一辞章写作的特性，也逐渐成为明末一部分八股文的特性。

明末八股文的个性化写作，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形成了个人的写作风格，如汤显祖、王思任等；第二个层面，是指有感而发，其八股文带有鲜明的个人生活烙印或时代气息，如金声、艾南英、陈际泰、罗万藻等。

汤显祖是明代的传奇剧作家，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八股文作者，清代赵吉士将其与王鏊、唐顺之等并列为“举业八大家”［37］，其所作《玉茗堂制义》，“择理精醇而出之名隽，以六朝之佳丽，写五子之邃奥，足以自名一家”［14］74。汤显祖的传奇剧作，成功塑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优长，在他的八股文中也有体现：他最擅长肖古人口气而为之代言。其《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一文，题出《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主张以王道治国，仁者“以大事小”，智者“以小事大”，文章即以太王、勾践以小事大为中心展开。此文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八股体式，在股对部分，仅以两大段相对比，分别刻画了太公“以屈为伸”、勾践“以怯为勇”的形象。

当其时，吴大而越小也，彼既转檇李之败而为夫椒之胜，目已无越矣。使句践懵于势，暗于理，乃欲争雄于再战，越其不遂为吴乎？于是纳大夫之谋，遣行成之使，反面事雠弗恤焉。此何为哉？计以身可臣、妻可妾，而先君无余之祀必不可自我斩也。吾宁隐忍而俟再举之日也。盖自东海兴师，而越且尽吴地而沼之，然后知句践之以怯为勇也，智也。［11］318

引经据典，无一字无来历，却又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汤显祖以戏剧家的眼光剖析勾践的心理变化：再战必亡国，而屈与人下，“身可妻可妾”，才能暂时保全，“隐忍而俟再举之日”。俞长城评此篇称：“工整中有高浑雄伟之气，故是文中杜律。”［38］文章语言工整端丽，揣摩肖仿之间，又逸出奇秀之感，不死守成规，却又不盲目跳出矩矱，从中颇见汤显祖高超的艺术手法以及邃通经史的功力。

王思任也是万历年间声名煊赫的时文高手，他在大原则上坚守儒家理念，但为人谑浪，又有奇才，能够收放自如。他的名作《人莫知其子之恶》，即是其个性的写照。文中罗列诸多父母溺爱其子的情状，具体而微地阐释“溺爱者不明”，生动而深刻地揭示“偏之为害”，以达到警示的目的。“本愚也，而以为诚笃；本狂也，而以为高明；本不才也，亦且初恨之而终原之。总之，一事之偶长，即可以盖终身之万短，甚至于宗绪败谋，箕裘将坠，而其父方为之坐视而保奸。夫谁发之，而谁知之。”［39］嬉笑怒骂，却又鞭辟入里，富于理趣，又生动活泼，可与他的小品文对读。

与汤显祖、王思任形成对照，金声、陈际泰等的个性化写作，更多表现为有感而发，带有鲜明的个人生活烙印或时代气息。

金声在明末八股文坛上独树一帜，被称为“启、祯之冠”［14］114。 其八股文超拔于众人之上，首先在于“思理玄微”，即构思奇特。例如他的名作《德行》，题出《论语·先进》，朱熹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33］124，但金声破题并没有着眼于“因材施教”，而是突出了“其人才之盛有可观者焉”［11］445的命意，股对之间，反复铺陈对人才之盛的感慨，借古讽今，以抒发对明末礼乐崩坏、人才流失的痛心疾首。用八股文来书写作者个人的所思所想，与“代圣贤立言”的旨趣已相去甚远。

金声的八股文，“盖出于震川归氏。归氏之文出以浑灏，而金氏之文出以沉郁”［40］。不同的时代命运，造就不同的文章气格。其忧国忧民、感时伤世的豪情，时常溢出题外，在他广博学识和巧思深虑的作用下，自带一种悲悯、豪宕之气。如其《为之者疾二句》，题出《大学》“生财有大道”句。朱熹集注云“足国之道在乎务本而节用”［33］13，金声破题即拈出王者生财之道，主要在“为”与“用”。因其对国事政事的深切忧虑与深刻认识，行文之际，遂感慨淋漓。诸如“虽有贪国，不为勤民增赋；虽有廉主，不为惰民减租”，“侈荡之朝，即横征无益于事；啬俭之主，无计臣不至于贫”等句，虽不提当时之腐败乱象，却处处能看出他对于腐朽朝纲的痛心疾首。故方苞评曰：“洞悉民情，通达国体。其义为人所未发之义，其言为世所不同少之言。”［11］387在写作中贴近时事、有感而发，与古文已无二致。

同样追求拉近八股文与现实的距离，与金声齐名的陈际泰，其八股文则一派奇纵之风。陈际泰深湛经术，才思敏捷，自述其“文凡数变，然其意皆以一己之精神，透圣贤之义旨为宗”［14］120。他擅长作八股，也喜爱作八股，同一个文题，他时常会从不同角度切入，从而不断发掘出新的见解，溶液经史，已至化境。正如方苞在《动乎四体》文后评语所云：“古人立言，胸中必先多蓄天下之义理，触处即发，故言皆有物。作者每遇一题，必有的义数端，为众人所未发。由其博极群书，一心两眼，痛下功夫，而寔有心得，故取之左右逢源。”［11］542兹以《钦定四书文》中所选两篇《人伦明于上 二句》为例加以说明。

“人伦明于上”题出《孟子滕文公上》，第一篇由“人君欲得小民之亲，事不起于下也”切入，层层剖析：人主聚拢人心的关键在于得民心，而小民不亲，其咎并不在小民，设置了学校，教习礼仪，小民只是按照习惯去接受，并不明白人伦之由来，因此还必须让他们明白所以然，通过具体的仪式使他们理解人伦，还需要人主树立榜样，上行下效，百姓才会真正地亲近效仿。全篇围绕“人伦未明”这一要害，逐层推演，纵横捭阖，真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11］571。第二篇顺着第一篇所说的在落实上要上行下效这个层面再次引申展开，落脚点在“民不难于亲，当得其亲之者焉”。分两部分，一部分申述通过具体仪式来使百姓更好地明白与接受人伦，另一部分则重在揭示统治阶层对人伦的躬亲实践，对于下层百姓来说更具有说服力［11］570-572。 虽“宏达豪迈之气，一变而为峻洁严谨”，但题中义理一一融通，钩锁连环，气势自然充溢其间。

明末八股文的个性化写作，与朝廷统一文风的导向是背道而驰的。只是，万历后期以至崇祯年间，朝廷虽多次下诏厘正文体，而个性化写作的风气却难以遏制。究其原因，郭正域认为是“士从好而不从令也”［41］。袁宏道也说：“举业之用，在乎得隽，不时则不隽，不穷新而极变则不时，是故虽三令五督，而文之趋不可止也，时为之也。”［42］“时文”的称谓，即侧面反映了八股文写作与时代风尚之间的紧密联系。其中坊刻八股文集的盛行，对晚明八股文风影响甚巨，当时就有“一省一科之风气，定于主司；天下数科之风气，定于选本”的说法［43］。八股文的写作风格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迁，风尚如此，仅仅对考生加以申斥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