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任丽萍

提 要：就旅游行业而言，我们距离“讲好中国故事”尚远。本文从《徐霞客游记》的译介说起，强调旅游翻译的重要原则，应是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路线之一，应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故事，旅游译介应是广义的译介，即以传播为首要目标的译介，以多模态方式呈现的译介传播。

1.引言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国，中国旅游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亟须提升”(宋芳秀，2020：77)。按2019年的数据，中国的国际旅游支出排在第一位(第二位为美国)，而中国的国际旅游收入排在第十一位(美国排名第一)(宋芳秀，2020：79)。鉴于中国巨大的旅游资源，我们这样的排名，显然是令人尴尬的，说明世界对中国魅力的认知度严重不足。

我们认为，就旅游行业而言，我们距离“讲好中国故事”尚远。本文从《徐霞客游记》(下称《游记》)的译介说起，强调旅游翻译的重要原则，应是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路线之一，应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故事，旅游译介应是广义的译介，即以传播为首要目标的译介，以多模态方式呈现的译介传播。

2.《游记》译介对故事的强调

2.1 《游记》的故事性

郦道元《水经注》、杨衔之《洛阳珈蓝记》已将山水作为描写对象。唐朝柳宗元，宋朝范成大、陆游又以笔记记叙游历。前人游记旨于模山范水，而徐霞客的创新之一在于在《游记》中融入大量的故事元素。探险揽胜，旅游奇趣，民风民俗，历史名人，地名由来，儒释道宗教，神话传说，科学考证等故事散布于《游记》各处，既可单独成篇，又层层嵌套，连缀一体，勾勒出一幅故事百纳图。《游记》流传至今四百年，传播至各大洲，演绎方式呈多元化，其故事模因可谓长寿，有生育力，有精确的复制能力。

《游记》所述徐霞客先后四次遇盗，两次被窃，耳闻目睹的盗警及被盗场面31次。这种题材的故事性之强自不待言。奇趣故事也是其重要内容。例如其中的《游太和山日记》中记载有榔梅珍果的故事，榔梅是奇珍异果，仅出产于太和山，即现在武当山，榔梅是禁物，主要供给皇室，曾有人带出去三四枚，数名道士因此而受株连，作者求要榔梅果，观中道士闭口不敢答应，后来幸好得到两枚，作者赞其非一般物品，回到家后用太和山的榔梅为老母祝寿。对珍奇事物的强烈好奇心，是人类共通特点。记载东方奇异故事的《马可波罗行纪》被称为“世界奇异书”，“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我们只有在一种言说者的母体文化的广阔背景中才能揭示出它所创造出的形象的真正原因，才能真正发现‘他者’的形象如何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张西平，2017：119)。好奇进取的文化因子借由马可波罗口中的奇异故事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激发了欧洲对富足的世俗生活的渴望，也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故事模因衍生出物质力量。《游记》中的奇趣故事映照出中国人好奇进取追踪探源的民族性格，还折射出四百年前明末的儒家思想规范下的社会具象，仁德为政的政治思想，忠君卫国的修身伦理，以及孝悌为仁之本的家庭伦理传统。《游记》中涉及民风民俗、历史名人、地名由来、儒释道宗教故事等较多展示明末社会群像。游览叙事体现出道学天人合一境界、佛家轮回思想等，《游记》从故事到言辞无不渗透出儒释道的交融共生。

《游记》以故事模因所携带的中国文化元素为深层的叙事主线，这些故事的组合出现意想不到的连贯，构成可各自独立又可连缀一体的故事百纳图。正如“DNA不是集中在体内的某一特定的位置，而是分布在所有细胞之内。每个细胞都含有该人体的DNA的一套完整拷贝”(理查德·道金斯，2020：25)。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中庸”“中和”处世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等，沿着中国文化“染色体”有序排列，构成中国文化“DNA”的完整拷贝，分布在《游记》所有故事之中。

当然，更重要的“道”与“故事”就在徐霞客对自身游历的记述行为中，更在他的游历行为本身之中。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国学界对徐霞客所“发明”的道，对于承载其道的“徐霞客的故事”的阐释还是远远不够的。

2.2 《游记》传播中的故事性

对于特立独行的徐霞客其人其事其道的阐释尽管还远远不够，但中国学人对其感悟及传播早就开始，《游记》之被誉为“千古奇书”，徐霞客之被誉为“千古奇人”，就是明证，只是究竟“奇”在何处，尚需更犀利的阐释。晚明时期，徐霞客奇人故事传播者主要是与徐霞客有过交谊的友人，黄道周、文震孟、陈继儒、陈函辉、木增、徐仲昭、钱谦益等。如名儒陈继儒为徐霞客母亲作寿序，见《晴山堂帖》中。“磊落嵯峨，皆奇游绝险事，其足迹半错天下矣……徐君放绝世务，喜游名山，游必咨母命而后出，王孺人曰‘少而悬孤，长而有志四方，男子事也。吾为汝治装，行矣’”(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1986：280)。清代初中期，多有关于《游记》奇书的整理和出版的故事。季会明整理本序中记录下了徐霞客托付给他整理《游记》的故事，曰：霞客“既而出箧中稿示余曰：‘余日必有记，但散乱无绪，子为我理而辑之。’余……录成一编，俟名公删定，付之梓人，以不朽霞客。余不敢谓千秋知己，亦以见一时相与之情云尔”(徐宏祖，2018：17)。所谓“不朽霞客”，透露出时人对《游记》以及《游记》背后的徐霞客其人其事其道的感受。近代诸人对徐及其游记有感，更有悟，如梁启超认为徐霞客“以科学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实测为基础，如霞客者，真独有千古矣……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书第一部”(冯岁平，1995：363)。这是对徐霞客之道的一个阐释，是正确的，但究竟在西方的认知框架内，我们认为还是有限的。丁文江对《游记》进行勘探工作，整理付梓了《徐霞客游记》，但更了不起的是编著《徐霞客先生年谱》，因为徐霞客固然以《游记》传，但其本人的故事与《游记》内的故事是一样重要的文化遗产。科学家竺可桢似乎尤其能领悟徐霞客故事的深幽内涵，曾撰文介绍徐霞客生平，赞其忠于友人，行二千余里，携友人静闻遗骨葬于鸡足山下；赞其待人接物之宽恕，在顾仆席卷所有箱箧弃主而逃走时对顾仆不予追究。并称“霞客不但具有中国古代之旧道德，而亦有西洋近世科学之新精神……在欧洲当时与徐霞客并世者有倍根(Francis Bacon)，开白儿(J.Kepler)与伽利略(G.Galileo)，此三人者，皆近世科学之鼻祖也……欲求如霞客之以求知而探险者，在欧洲并世盖无人焉”(汤家厚、任小玫，2011：21-23)。同期英国学者李约瑟也十分推崇《游记》。这一时期的故事传播，“梁启超发轫于前，丁文江倡导于后，竺可桢等人随其后，李约瑟侧翼总结”(冯岁平，1995：365)。

现当代时期的徐霞客及其《游记》传播是令人欣慰的。“从徐霞客去世(1641年)至1985年为止……大约有139篇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的文章”(朱钧侃、倪绍祥，1999：526)，笔者统计1986年至今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的文章数为914篇，35年期间又增近千篇研究文章。中国徐霞客研究会专刊《徐霞客研究》至2020年5月已出版至第38辑，是当代徐学研究者对于徐霞客在《游记》中记载历史资料、文献、历史沿革的考证、辨析，以及对徐霞客本人生平、后世及友人的考证与研究。《游记》及徐霞客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符号。对《游记》本身故事的研究已扩展到对《游记》作者生平、成书历史等相关附文本的研究，对《游记》故事的研究已扩展到对故事外的故事的研究。研究活动本身，就是传播徐霞客及其《游记》故事的一部分，创造性研究尤其可贵。

故事，是徐霞客及其《游记》语内传播的核心。

语际传播而言同样如此。《游记》被译为多国语言。英译本主要有三个选译本，选译的多是故事性强的篇章。1954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李祁的TheTravelDiariesofHsuHsia-K’o主要含14篇名山游记，在地学类典籍中最受海外图书馆欢迎，拥有馆藏的图书馆量最高。“海外2003 个图书馆藏有此书，传播分布海外国家(地区)17个”(林广云等，2020：154)。2011年卢长怀、贾秀海译本《英译徐霞客游记(汉英对照)》选译17篇名山游记。2016年李伟荣等译的大中华文库书目《徐霞客游记》，含17篇名山游，还选译了“一些故事性强的篇目”(李伟荣等，2016：23)，目前流行的几个选译本都偏重选择故事性强的篇章，可见翻译者对《游记》本身故事模因在语际复制过程中具有优越性有很强的认识。

国际徐学研究也呈“故事性”特征。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就利用《游记》来辅助自己编制中国地图，显然，他在《游记》中看到的是中国之“事”之“情”，广义的中国故事。英国李约瑟(1900—1995)是徐霞客故事走向世界的好导游，李约瑟在1959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第22章第3节《中国的探险家》，三分之一多的篇幅介绍徐霞客奇人奇事。“他既不想做官，也不信宗教，但是对科学和艺术特别感兴趣。”讲述其为撰写《游记》，“在三十多年中走遍了全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地区，饱尝了了种种艰难困苦，他还曾多次遇到盗匪而被洗劫一空，从而不得不依靠当地学者的资助过活，或者靠寺庙方丈请他为当地庙宇撰写庙史而得到一些资助。他不论是登山一座名山，还是踏上一条被积雪覆盖的岭道，不论是站在四川水稻梯田的旁边，还是走进广西的亚热带丛林，身边总是带着他的笔记本……他的游记中的精华部分已由丁文江译成英文。他的游记读来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而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探家所写的考察记录……”(李约瑟，2019：525)。在介绍科技史的书籍中，李约瑟却对徐霞客的生平故事和游记创作故事娓娓道来，可见其故事之魅力。法国汉学家雅克·达(Jacques Dars)教授翻译出版《徐霞客游记》法文精选本，并且因被徐霞客奇人奇事所吸引而正式取中国名字“谭霞客”。

美国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的传播和研究，虽比西欧各国稍晚，但研究的起点较高。李祁的《徐霞客游记》中由亨利·斯瓦茨(Schwarz)撰写导言《对大自然之爱：徐霞客及其早期的旅游活动》，从徐霞客旅行说到中国人的自然之爱，李祁所撰导言《徐霞客生平》，全面介绍徐霞客的身世、出身、交友以及经历故事。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谢觉民发表过《徐霞客——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先驱》、《徐霞客与丁文江》等文章，在欧美都产生相当的影响。

我国周边国家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比欧美各国更快，几乎与我国同步。韩国高丽大学博士裴永信，教授卢圭皋都撰文介绍徐霞客及其游记，韩国全北大学的李珠鲁教授和全南大学的金垠希教授2011年出版发行韩文版《徐霞客游记》全译本，这是《徐霞客游记》在海外的首部外文全译本(汤家厚，任小玫，2011：11-17)。

符际传播就更是故事的天下。

故事模因复制文化现实，模仿文化现实，故事的表现形式是多元化的。“传播的表现可分为基因型和表现型。基因型模因指大脑里的信息作自我复制和传播……表现型模因指信息的形式被赋予不同内容加以复制和传播，即形式不变，而内容扩展的模因”(康志峰，2013：77)。《游记》的符际表现为多种故事(事件)形式：第一，庆祝纪念活动频繁。自1942年浙江大学召开纪念徐霞客三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活动，1987年召开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纪念会，此后，“……几乎每年都有一至三次学术会议举行”，(朱惠荣，2015：4)各地举行系列徐霞客纪念活动。第二，研究会等研究机构相继建立。1993年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成立，今全国已有各级徐霞客究会9个。第三，设立节事纪念日。2011年国务院将《游记》首篇《游天台山日记》开篇之日(5月19日)开始定为中国旅游日。第四，制作相关影视记录片。1996年故事片《徐霞客传奇》、电视连续剧《奇人游记》，2010年纪录片《徐霞客》，2010年纪录片《霞客行》，2017年纪录片《徐霞客》，2018年微电影《朝山·朝山》等都是对奇人奇书的演绎。第五，创作举办舞台剧歌曲画展等。第六，创作文学作品。2010年肖卫琴长篇小说《中国游圣徐霞客》，2010年黄启元《徐霞客故事》，2020国内首部古代旅行悬疑小说《徐霞客山河异志》等都基于徐霞客及其游记故事。第七，举办主题知识竞赛活动等。

遗憾的是，这种符际传播还基本上止步于国内。

3.《游记》的译介应加强故事意识

3.1 《游记》国际传播的有限性

模因“传播的成功与否并非由模因、宿主或环境任何单方面的因素决定，而是取决于模因自身特性、宿主意向性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三者之间的契合性和相互作用”(冯建明、莫爱屏58)。《游记》已属海外复制传播较成功例子，紧随其后《佛国记》、《山海经》、《水经注》、《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长春真人西游记》等地学旅游典籍流传也较好(林广云等，2020：156)。然而“徐霞客像马可·波罗一样伟大，但世界上知道马可·波罗的人很多，而知道徐霞客的人却很少”(汤家厚、任小玫，2011：10)。马可·波罗这位传奇人物1271年来元朝上都，从1275至1292年在元朝供职。“经常奉大汉之命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每到一地，总要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物产状况，向大汉报告。”这为以后其游记的诞生积累了丰富的一手素材。1292年马可·波罗“连同其他的随从共六百余人，护送阔阔真(赐婚给波斯王)前往波斯……(很多人)在途中失事遇难或病亡了……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终于把阔阔真护送到了波斯，完成了大汉所交付的使命。” 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故居，成为豪门巨富。1298年卷入战争，战败被俘投入热那亚狱中。在狱中马克·波罗口授其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见闻，一狱友用法文记录下来，即《马可波罗行纪》或《东方见闻录》。“《东方见闻录》给欧洲的知识界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十四、十五世纪欧洲的一些地理学家，主要是根据《东方见闻录》中所提供的地理知识，绘制出早期的世界地图……哥伦布早年曾细心阅读过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且在书叶旁边批注了他自己的意见……哥伦布是在马可·波罗的影响下开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1977：215-220)。《马可波罗行纪》仅抄本达一百四十多种，各种译本一百五十多种，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张西平，2017：116)。

《马可波罗行纪》传播的巨大成功，显然在于其故事性，包括其文内的故事性与其作者的故事性、传奇性。此外，还应考虑其传播过程的故事性，很多艺术家，尤其是电影人，参与了对其故事的传播与再创造

相对而言，《徐霞客游记》的传播就相形见绌。

3.2 《游记》译介与传播须加强故事意识

《游记》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和它其中的新的“徐霞客之道”，是中国文化魅力的一部分，是中国旅游资源的一部分。如何把中国之道、徐霞客之道传播出去，展现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魅力，需要创造性的故事传播。了解译入语文化的需求和期待，符合文化需求和期待的作品才能走得更远。“译入语文化的需要是原语文化和文学得以传播的首要条件”(张春柏，2015：11)。当今世界，尤其需要中国之道，中国智慧。但是，这是一种客观的判断，而不是外国文化、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的主观认知。

阳春白雪，高高在上的翻译当然需要，但是曲高和寡的处境应该让人想到中国古典智慧(也体现在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中)中所谓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语内而言，语言模因的复制能力是强大的，可能与故事模因的复制不相上下，新造词不胫而走，就是一个常见现象；但就跨语际而言，语言模因的复制与故事模因的复制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仔细领会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会发现这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思想的发展，他对“故事”的强调，体现了他对文化传播方法与策略的思考。陈璐明与闻镈在评述某纪录片时论道：“在叙事方式和价值观传达方面，《治国方略》相较于传统国产纪录片作出了诸多调整，采用不同国家人士的叙事视角，以直接明晰的叙事口吻讲述事件，关注个体生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家国同构方式，增强了故事性”(陈璐明、闻镈，2020：52)。

以“中国文化走出去”为目标的翻译，尤其是作为旅游产业发展一部分的旅游译介，应该“随事而制”，讲好中国故事，加强译介、传播中的故事性。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一句俗语，最好地体现了“道”之传播困境，说理开始的一刹那，已经激发了冲突的可能性，激发了对他者的权力意志的挑战，而故事的传播，激发的是人类共同的审美反应机制。如果说任何叙事都是对话，从传播的效果来看，好故事讲述是最好的对话，而“道”的对话，常常沦为“独白”。补充一句，“道”的宣讲永远需要，但“道”与“故事”应该并行不悖，“道”的传播需要修辞，好故事必须是好修辞。

英国著名作家安东尼·特洛普(Antony Trollop)有言：“没有故事要说的人是最快乐的人”(马梅，2003：扉页)，正说明了讲故事是人类最有强迫性的心理需求，是人最本质的需求之一(超越如安全生存、性欲等等动物性需求之外之人之为人的需求)。而呼应这种需求的正是人听故事的需求，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固然不错，但“道”与“故事”之间，其实并无高下之分，听故事，满足了人类精神自我的扩张需求，故事是人的精神营养来源，其价值不在“道”之下，其有效性或在“道”之上，这正是习近平思想超越传统话语建构思维之处，国内学界目前对此认识尚有不足。当然，“道”与“故事”并不矛盾，“无道”的故事有害无益，然而，有道而无故事，则传之难远。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自私的基因》中认为，在生命进化的“原始汤”(理查德·道金斯，2020：17)中，复制因子(replicator)，即基因，是生命赖以生存的运载工具。我们人类的独特之处可以归结为一个词，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新汤”中，新型的复制因子取名为“模因”，是“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理查德·道金斯，2020：221)，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中所起的相类似的作用。模因“应该被看成一种有生命力的结构……事实上能够变成物质，它作为世界各地人民的神经系统里的一种结构，千百万次地取得物质力量”(理查德·道金斯，2020：222)。在所有模因中，故事模因具有最强大的复制力和传播力。故事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现象，早在人类的童年，故事即成为传承人类文化的最有生命力的模因，“人类文化史已经证明，人们在回忆自己民族历史的时候，总是要追溯到神话王国，在人们的观念中人类历史总是从神话王国走来”(赵沛霖，1997：102)。产生于自然崇拜观念基础上的希腊神话被希腊哲学吸收，成为希腊精神的原型，广为流传的故事有自恋者那喀索斯、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牧神潘、夺取金羊毛、木马计、特洛伊战争、潘多拉和她的盒子等，不胜枚举。古希腊的神话故事的传播力是最强的。与此相比，古希腊的许多概念很难翻译复制。例如柏拉图的kalon一词，即使在与希腊语有着亲缘关系的西方语言中，也是无法翻译复制的，只能勉强翻译为beautiful，而汉语的“美”一词，究竟是比beautiful更接近还是更远离kalon，就更是见仁见智了。由此可见，概念(道)的模因复制是严重受限的，相比而言，故事的模因复制是最强大的，由希腊神话故事的世界性传播复制可以证明。同样，就中国文化的传播而言，几个世纪唐诗宋词的外译，恐怕都不能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相比，其原因就在于《苏东坡传》所承载的故事模因的易复制性。

但故事的创制并不是简单的工作。故事需要“故事味”，需要“兴味”。例如，很多故事的魅力在于幽默和反讽，否则就是借故事来说教，由“教”来削减故事，削减人物，就是一味地往“崇高”(狭义的)处走，像金庸笔下莫大的琴声，一路往悲处走，张力尽失。徐霞客的传奇构建中，甚至，广而言之，任何重要文化人物的故事性构建，是否可以更大胆一点，更有创新意识一点(不是媚俗的戏说)，戏说也无妨，最可怕的是无新意的、媚俗的、甚至恶俗的戏说。

由译入语能力超凡的译者认真勉力完成一个、甚至多个全译本是需要的，但迫切的是故事性强的选译本，更迫切的是全方位的、全媒体的、全模态的故事模因创造与传播。“故事中传播的“道”需要注意内外有别”(刘亚琼，2020：34)。对于徐霞客及其《游记》中的故事，中国读者是比较能接受的，但是，源于“高语境”文化的徐霞客，如何走进外国人的心中，需要创造性思考与努力。在国际传播中，故事要符合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对“真、实、亲、诚”的强调(黄良奇，2018：24)，一味地往“崇高”处走，就是一种思维的懒惰。就目前而言，国内关于徐霞客及其《游记》还没有形成一部家喻户晓的力作，这与马可·波罗故事的传播盛况相比，有云泥之别。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故事的故事性不够。明明特立独行的一个传奇人物，在我们的故事中“泯然众人矣”。国内都传播不远，遑论国际了。

只有好故事才能激发对中国故事的他者叙述冲动(1)该表述借鉴了陈璐明 闻 镈(文献见文后参考文献)，故事复制冲动。这是徐霞客及其《游记》，甚至任何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中国之道成功传播的关键。旅游译介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必须做好设计，持之以恒地努力，在“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总设计中讲好相关故事。

旅游典籍的故事模因是满足异质文化需求和期待的理想载体。“避免双语中国文化经典读本在出版之后被‘束之高阁’或‘无人问津’的命运，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许多、许钧，2015：15)。出版后的推介是重要课题，如何把推介活动设计得有故事性，是本文所谓传播过程中加强故事性的一例。在与国外研究机构、媒体的合作过程中，如何加强对方的参与性，让相关译介、传播活动成为具体参与者个人以及参与机构生命过程中值得记忆的一部分，变得有故事性，非常重要。丰富相关附文本信息传播，除旅游典籍内故事的译介，也注重典籍外故事的传播，如作者传记、创作背景、作品研究等；注重语境重构方式，注意顺应从高语境文化向低语境文化的转化；尝试旅游典籍故事数字化、活态化、多元化传播等等，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故事性原则”。“新媒体时代，被电子化程度高也可看作是受众需求高的一个佐证”(林广云等，2020：154)。借力绘画、音乐剧、电影、动漫、游戏等多元手段实现活态化传播。

4.结语

模因是文化复制传播的单位，故事自始至今是最有生命力的模因。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兼具文化通约性与特殊民族性的文化DNA，是成功故事模因的深层表征，是故事模因的长寿、生育力、精确复制能力的关键。在模因传播过程中，宿主的表达既是传播过程的中间环节，又承担构建模因传播文化语境的作用。《游记》是蕴含众多故事模因的模因复合体，同时它又和众多模因复合体一起构成中国故事超级模因复合体(super meme complex)。模因论启示我们运用作品本身故事模因及附文本故事模因，构建海外文化语境，讲好旅游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助力全球文化经典化和多样性。

《徐霞客游记》的翻译应该从被动的翻译变成主动的以传播目标为导向的主动译介。旅游译介应该从单介质分散努力，发展为全媒体出击，从翻译导向转为传播目标导向，从文字翻译走向跨语种故事讲述，应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总体目标下来设计旅游翻译，设计具体旅游文献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