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文辉，苟学珍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4)

近年来，多因素的耦合使得逆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正当美国主导下的大规模“贸易战”给全球经济蒙上一层阴影时，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的持续蔓延，冲击了全球大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循环，“助推”了世界经济的低迷和全球市场的萎缩。这对于长期依赖于出口导向、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模式的中国经济而言，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此，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此后时间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简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断深化，经历了由“逐步形成”到“加快形成”的变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也聚焦于“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2]。

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在经济治理中不具有天然的逻辑优先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具有“国家干预之法”属性的经济法也有着天然的耦合性，而两者的耦合之处为经济法发挥其治理功能提供了用武之地。对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管是基于对经济法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理期待，还是基于经济法“回应型法”的固有品格，抑或基于经济法“问题导向”的立法特征，都理应作出积极的回应，并为之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