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夕龙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44）

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马克思的异化论批判，仅用“异化”这个词，是不能完整表达它的全部内涵的，因为它还包括另外一半，即“本质”的“复归”（“回归”“回复”），单单“异化”只是揭露了问题，没有提出如何解决问题。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作为先驱，他们的异化（“外化”）论都包括了“本质”的回归，所以，“异化—复归”是对异化论路线的更准确表述。加入“复归”后，作为“异化”和“复归”的主体的“本质”的非现实性就凸显出来了。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之前，马克思只是少量使用异化和回归概念及其论证方法，到了这两部手稿，异化和回归的论述突然变多，但是在紧接着的《神圣家族》及其之后，却又突然断崖式减少。原因在于，《手稿》的“异化—复归”批判集成了之前精神批判思路的全部虚假果实，在全面运用过程中，它的根本缺陷暴露了出来，而一直与之并行的唯物主义路线却孕育成形并突破了它的束缚，于是，马克思就果断地抛弃了它。

正如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所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确实是通过否定自己先前的“隐性的理论问题式”——“人本主义的逻辑构架”[1]41实现的，但此革命并非他所指认的“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2]128的结构主义问题式——历史“真正的主体”不是“具体的个体”和“现实的人”，即使有“主体”，也是“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职能”的“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3]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