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宏 李风山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1）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同主体关系和利益格局出现结构性调整，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转变，风险要素集聚效应更加明显，人类正在迈向风险社会[1]。目前频发的各种事故灾难事件，如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无锡高架桥坍塌、广西玉林化工厂爆炸等，给政府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网络传媒技术的发展，公众对突发事件的认知和归因更加显性化。这种显性化的表达方式，一方面为公众意见表达提供了渠道，推动了政策议程设定，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由于突发事件的爆发往往原因复杂、难以界定，不同公众会基于不同的价值、利益和信息判断[2]，表现出对事故灾难的多重归因，甚至是错误归因。通常而言，公众对风险的责任归因并不完全遵从于客观事实，而是一种在事件客观认知基础上的主观建构过程。如果在事故灾难发生后，事故责任主体或政府监管机构没有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回应，很容易造成网络场域的“信息真空”，与强烈的公众信息需求之间形成巨大张力，进而给谣言的生发和传播提供空间。对此，如果政府不能做好有效的风险沟通工作，网络舆情可能会进一步发酵和传播，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3]。因此，我们的关注点不能简单停留在反思事故灾难本身，同样需要关注事故灾难所引发的衍生舆情风险，明晰公众群体对事故灾难事件的认知及其归因（attribution）逻辑，破解政府组织运作过程中的“风险体制性衰减”难题[4]，有效引导和管控网络舆情，防范化解各类舆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