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杰

随着英国与欧盟在2020年12月24日正式达成贸易协定,历时四年多、曲折坎坷的“脱欧”进程终于划上了句号。关于“脱欧”的影响,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硕果累累,但鲜有人关注“脱欧”与“英加澳新共同体”(CANZUK)的关系。①目前,除“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的发起者和支持者的著述外,国内外学界鲜见结合“脱欧”背景专门探讨这一倡议的研究成果。少数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盎格鲁文化圈”和英联邦展开,它们对“英加澳新共同体”的考察通常停留在简单介绍层面,缺少有深度的系统分析,一般对其可行性持否定态度。“英加澳新共同体”的支持者往往又夸大了这一倡议的价值,他们更多是描绘了蓝图但未能提出有操作性的具体方案,其著述的宣传意义大于研究意义,如James C.Bennett,A Time for Audacity：How Brexit Has Created the CANZUK Option,Washington D.C.：Pole to Pole Publishing,2016等。邓肯·贝尔是近年来少有的关注“英加澳新共同体”的严肃学者,其观点颇具代表性。贝尔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这一倡议的来龙去脉,但对其基础的分析不够充分,对该倡议“重温旧梦”的定性略显武断。See Duncan Bell,“The Anglosphere：New Enthusiasm for an Old Dream”,Prospect,January 19,2017；Duncan Bell and Srdjan Vucetic,“Brexit,CANZUK,and the Legacy of Empire”,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1,No.2,2019,pp.367-382.“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起初反响并不热烈,但2016年的“脱欧”公投带动了该倡议的热度持续上升。“英加澳新共同体”的主旨是在英国(UK)、加拿大(CA)、澳大利亚(A)、新西兰(NZ)四个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国家间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特别是促成商品、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甚至是实现四个国家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跨洲际的联邦实体。①Duncan Bell and Srdjan Vucetic,“Brexit,CANZUK,and the Legacy of Empire”,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1,No.2,2019,p.368.这里的“共同体”指的是英加澳新四国间高度整合、统一协调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