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庆新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2）

自“新红学”创建以来，胡适（1891—1962）研究《红楼梦》的方法、观点及其学术影响素为学界所推崇，已有数量颇为可观的探究之作。然而，罕有学者深入分析胡适早期对《红楼梦》的认知如何经历由“索隐”迈向“考证”的转变，胡适突显“新红学”的开创性如何影响其后来的《红楼梦》阅读等方面亦较少涉及。因此，探讨胡适早期阅读《红楼梦》的指导思想与方式方法，或将有助于更加细致还原胡适研究《红楼梦》的选择缘起及其历史必然性。

一、“索隐”倾向、注重“方法”与胡适早期的《红楼梦》阅读

在胡适写作《红楼梦考证》（初稿）前，有关胡适品读《红楼梦》的材料存留下来的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材料当属《藏晖室笔记之一》所载《小说丛话》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两种。学界对《小说丛话》的写作时间仍有争议。曹伯元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认为此本与《藏晖室日记》（庚戌）第二册“所用的笔记本、封面题字、行文款式、无标点符号”等方面“大体相同”，判定系胡适“出国留学前在上海时期所作”，即1910年［1］42；而《胡适全集》将其归入1921年［2］34，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认为“从行文来看”当作于胡适求学上海中国公学时期（即1909年前后）［3］62。虽然《小说丛话》的具体写作时间仍有待进一步考定，但此札被一致认为作于1921年之前，是胡适早期品评《红楼梦》的重要文献，对了解胡适早期的《红楼梦》判定意见仍然具有重要价值。胡适求学上海中国公学时期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此时进行《红楼梦》阅读只是出于对白话文的敏感而意图在章回小说中寻求直接的文字感知，更是一种“百无聊赖”的消遣结果。［4］

在《小说丛话》中，胡适开宗明义地罗列了《红楼梦》作者、主题、内容及价值的若干条意见。即：“《石头记》著者不知何人，然决非曹雪芹也。”“《石头记》之作者即贾宝玉，贾宝玉即作者之托名也。”“《石头记》作者虽不知何人，然似系满洲人所作。何则？作者既为宝玉，而书中之宝玉实为满人，此阅者所共认者也。”“《石头记》一书，为满洲人而作也。”“《石头记》家庭小说也，社会小说也，而实则一部大政治小说也，故曰政，曰王，曰赦，曰刑，曰史，曰礼。”“《石头记》专写一极专制之家庭，实则一极专制之国家也。七十一回以后，便纯是一极阴惨的专制国。”“读《石头记》者，须知贾宝玉并未成仙，但能自色悟空，逃于渺渺茫茫之中耳。观第一回‘当此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数语，可见矣。”“《石头记》无一自由之人，有之，其惟尤三姐乎！尤三姐者，其才足以自卫其自由，故能儿抚珍、琏，土苴富贵，处流俗而不污，临大节而不夺。”［1］42-44上述读札往往干练，颇有清人札记之风习，且行文习惯亦有“索隐”之气。

首先，就观点的表达而言，此时期的胡适认为“《石头记》一书，为满洲人而作”，此观点与近代“索隐派”基于“排满”“叙满”的民族主题、时代需求重新定位《红楼梦》的学术地位，而提出的“愤满人之作，作者真有心人。著如此之大书一部，而专论满人之事”（平子《小说丛话》）［5］、或言“假兰芍以塞黍离荆棘之悲者”（黄人《小说林发刊词》）［6］之类的时人见解，并无二致。胡适此时对《红楼梦》主题见解的最终寻求尚未有自我特色，对《红楼梦》主体内涵的把握亦未十分精深。［7］

其次，就论证的思路而言，此时期的胡适谈及《红楼梦》作者、主题的解题思路，仍旧是“索隐”的常见手段。如胡适论及《红楼梦》的作者是贾宝玉时，言：“《石头记》之作者即贾宝玉，贾宝玉即作者之托名也。《石头记》开卷第一回便说：‘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夫曰假宝玉，则石而已。石头所自记，故曰《石头记》；石头所自记，即假宝玉自记也。”［1］42-43而后，以“作者既为宝玉，而书中之宝玉实为满人”的逻辑来推及《红楼梦》所写如何导向“满人”的主题。其所论证的思路并非是文献充足的实证或事证，亦非“理证”，而是勾连式或“想当然”式的平行推理。如胡适为论证“为满洲人而作”，列举“秦可卿死前对凤姐”所说“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胡适解读为：“所谓祖茔者，满洲三省也。作者悬知两族逼处，终有决裂之一日。而满洲土著，从龙入关，十室九空矣”；又，认为“焦大者，骄大也。此必开国大功臣，如吴三桂洪承畴之伦。焦大之言曰：‘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能够作官儿，享荣华，受富贵？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此真为开国诸贰臣逆臣同声一哭。”［1］43凡此“暗示”式举证，皆被认为是“盖皆满汉民族关系重要之点”，却无可靠的直接或间接史料支撑。所言“焦大者，骄大也”，即是“索隐派”常见的谐音解读法。

再次，就见解的独创性而言，此时期的胡适不论言及《红楼梦》为托名“贾宝玉”的“为满清作”，还是对《红楼梦》作出“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及“政治小说”的身份标签，抑或是强调《红楼梦》涉及“专制”与“自由”的主题内容，皆不出时人的常见。比如，胡适所言“《石头记》家庭小说也，社会小说也，而实则一部大政治小说”，与《新小说》1904年刊载的《小说丛话》所言“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8］，颇为相类，皆试图从“现代”思想或观念来挖掘《红楼梦》的文本内涵。

由此看来，《小说丛话》谈及的主要话题概见于《新小说》所载侠人、平子所著《小说丛话》之中。相关证据除前所列之外，另有胡适在《小说丛话》中谈及“侦探小说”时所言“读小说者，须知吾国未尝无侦探小说也”及对《七侠五义》所写包公“见识高卓处”之类的认识，［1］46与定一在《小说丛话》中所言“吾甚惜中国罕有此种人此种书（即侦探小说），无已则莫若以《包公案》为中国唯一之侦探小说也”［9］，亦颇相类。胡适很可能阅读了《新小说》的相关内容，尔后从自身的认知出发，就《小说丛话》的有关话题来表达自身的具体见解。从这个角度讲，《藏晖室笔记之一》所载《小说丛话》的重要意义在于保留了胡适早年之于社会、文学看法的形成与转变的过程细节。据《藏晖室日记》己酉册的“题记”所言，“余自十月一日新中国公学沦亡以来，心绪灰冷，百无聊赖，凡诸前此所鄙夷不屑为之事，皆一一为之”，［1］3可见《藏晖室笔记之一》大概写于晚清即亡、社会幻灭之时。此时的胡适正经历当时人生的黑暗之日，内心的苦闷唯有读书立说、交友游玩加以排遣。而《红楼梦》“愤满清”之作的“孤愤”主题显然契合了胡适此时的苦闷心境。此时期的胡适是以日常消遣与心境排遣的目的来阅读《红楼梦》，所言多不出时人之见。

此时的胡适从《红楼梦》读到“自由”思想，发出了“吾愿普天下女子之爱自由者，勿学黛玉之痴，宝钗之谲，凤姐之恶，迎春之愚；吾愿普天下爱自由之女子瓣香一光明磊落皎然不污之尤三姐，足矣，足矣”等感慨，也看到古代通俗小说因“吾国物质文明尚未发达，民智尚浅，混沌未凿”而不至于产生“导吾民以奸宄之方”的现实价值。［1］44-45、47这就促使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的思想酝酿期中继续沿着“小说界革命”的通行做法，迅速形成将通俗小说作为变革藉口的典型思路，与时人保持一致性。这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言“文学革命论”的唯一宗旨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水浒传》《红楼梦》等“用一种活文字做”的“活文学”，是“可尽量采用”的，以便造就“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与“制定标准国语的人”，促使“白话文学”成为“文学正宗”。因此，胡适认为《红楼梦》等“近世文学”的典范足以被当下推崇“白话文学”者所借鉴与推广。在推广过程中，探寻此类“活文学”之“集收材料的方法”“结构的方法（即裁剪与布局）”及“描写的方法”等创作“文学的方法”，理应成为“活文学”被广泛吸纳的内容选择与方法所在。［10］77-99从这个角度讲，胡适论及《红楼梦》等小说时逐渐转向为其推行“文学革命”的观点服务，以至于越来越正面肯定《红楼梦》在写情、采用“标准国语”等方面的进步意义及其借鉴价值。这时候，胡适对《红楼梦》的定位已由此前面向自己的排遣用途向面向世人启迪的重要凭借转变。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对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方法”强调，使得胡适认识到“现在中国所译的西洋文学者，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10］100逐渐强化“工具”与“材料”的“方法”之于研究的重要性。基于此，胡适重审《红楼梦》所写“悲剧”结局在“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10］213-214等社会影响时，逐渐将《红楼梦》的“反思”力量与强调“方法”的考察过程相结合，催生了首先注重材料收集与方法展示的《红楼梦考证》初稿的问世。这就是胡适自言“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11］397的典型体现，是属于一项“学术研究”而非普通的阅读。而注重“工具”与“材料”的研究“方法”，使得胡适十分强调“集收材料”的过程，并在挖掘、解读及编排材料等方面耗费精力甚多，最终强调“材料”的“方法”意义与证据价值甚于对《红楼梦》文本的品阅，成就了胡适有关《红楼梦》文本意义的独特认知及其研究的特殊“方法”。

二、“开宗”：对《红楼梦》文本的“考证”式解构与“史料”式意义重构

胡适在《跋〈红楼梦考证〉》（1922）中一再强调：“我说，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个大问题。”［12］203此意认为《红楼梦》的文本品评应充分服从于“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为研究观点的形成取得充分的证据。这种证据的竭力搜求过程，使得胡适对待《红楼梦》文本的存在价值也就衍变为曹雪芹“自叙”说寻求文本的“内在”佐证，从而在《红楼梦》文本中进行片断化的内容肢解与意义建构。但1927年之前，胡适有关《红楼梦》的考证，乃至品评都停留在一些观点的“假设”、并试图加以求证之中，并非形成系统有效的立体式证据，也未完全具有理论建构层面的宏观指导。但是，从《红楼梦考证》初稿的材料使用、证据找寻等过程看，“一切史料都是证据”［12］260的思想一直贯穿于胡适考证《红楼梦》的过程中。这种情况直至“甲戌本”的出现达到了顶峰。

1927年8月11日，胡适在《与钱玄同书》中言：“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批者为曹雪芹的本家，与雪芹是好朋友。其中墨评作于雪芹生时，朱批作于他死后。有许多处可以供史料。有一条说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此可以改正我的甲申说。……第十三回可卿之死，久成疑窦。此本上可以考见原回目本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后来全删去天香楼一节，约占全回三分之一。今本尚留‘又在天香楼上另设一坛［醮］’一句，其‘天香楼’三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今始知为删削剩余之语。此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与平伯、颉刚的主张。此为近来一大喜事。”［12］205据此，胡适对“甲戌本”的阅读及与其他版本的比较式观照，主要是对相关版本所残存有助于考证《红楼梦》版本、作者及时代的那些材料。这是将《红楼梦》不同版本当作了一种重要的“史料”。它导致胡适阅读相关版本时，并非强调不同版本文字差异之于自身的审美体验或阅读趣味，而是强调此类文本差异书写之于自身考辨的材料价值。因此，自“甲戌本”的出现，以及后来“己卯本”“庚辰本”的陆续出现，进一步加重了胡适将《红楼梦》文本当作典型“史料”而进行作者、时代、版本考据之重要来源的认知及其阅读实践。如胡适在《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四册的来源条记》中进一步声明：“此书原本抄于乾隆甲戌，其时曹雪芹尚未死。此本似系过抄之本，已不是甲戌原抄了。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好友，又似是本家。书中评语最多重要史料”［12］206，即是以“史料”来对待“甲戌本”的文本内容及评语的存在角色。这就促使胡适采用了“一般历史研究的法则，在传记的资料里找出该书真正作者的身世，他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状况”；甚至，《红楼梦》文本的描述都成了“最令人折服”的“自传性的证据”。［11］402、405此举并非将《红楼梦》当作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

而二进制粒子群算法[6]，速度更新公式不变，含义有所变化。状态空间中的每一个粒子的位置xid值为0或1，选择哪个则取决于vid的大小，即速度为位置取值的概率。分两种情况：① vid较大，xid较大概率取1，较小概率取0；② vid较小，xid较大概率取0，较小概率取1。

上述所言“考证”式的文本解读方法，使得胡适阅读《红楼梦》时更多采用的是对《红楼梦》不同版本进行比较式“异文”对读，以求得差异性的结果来展现其对文本内容所特有的“史料”价值的认知。《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1927）首先声明“《红楼梦》最初只有抄本，没有刻本”，努力寻求《红楼梦》的“原本”；进而采用“异文作证据”的文本解读法，如言：“我再举一条重要的异文。第二回冷子兴又说：‘当日宁国公荣国公是一母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程甲本、戚本都作‘四个儿子’。我的程乙本却改作了‘两个儿子’。容庚先生的抄本也作‘两个儿子’。这又是高鹗后来的改本，容先生的抄本又是抄高鹗改订本的。我的《脂砚斋石头记》残本也作‘四个儿子’，可证‘四个’是原文。但原文于宁国公的四个儿子，只说出长子是代化，其余三个儿子都不曾说出名字，故高鹗嫌‘四个’太多，改为‘两个’。但这一句却没有改订的必要。《脂砚斋》残本有夹缝朱批云：‘贾啬贾菌之祖，不言可知矣。’高鹗的修改虽不算错，却未免多事了。”据此，此时期的胡适对《红楼梦》文本的阅读出发点及归结点，皆为求得《红楼梦》的“原本”，探求曹雪芹如何写作《红楼梦》及其主旨指向。另对容庚推进《红楼梦》各版本的校勘所具有的意义，胡适言道：“（高鹗）偷偷地自己修改了，又声明‘未敢臆改’以掩其作伪之迹吗？他料定读小说的人决不会费大工夫用各种本子细细校勘。他哪里料得到一百三十多年后居然有一位容庚先生肯用校勘学的工夫去校勘《红楼梦》，居然会发现他作伪的铁证呢？”可知胡适通过“校勘学”的“异文”对读法来寻求文本的文献价值，“使大家知道高鹗整理前八十回与改订后四十回的最后定本是个什么样子”之类的先见，成为其进行文本阅读的绝对指导。［12］211-216也就是说，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之后，进行《红楼梦》文本品阅，存在一种据《红楼梦》文本加以考据求证的阅读意图，乃至成为阅读的观念指导。

上述指导思想不仅导致胡适阅读《红楼梦》文本时存在碎片化的肢解倾向，而且，促使胡适强调“脂评本”文字及文意的优越性。比如，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一文中专辟“脂本的文字胜于各本”，试图论证“我们现在可以承认脂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了。在文字上，脂本有无数地方远胜于一切本子”之类的合法性，以及“脂本的文学价值远在各本之上”的独特发现。［12］242甚至，由于“甲戌本”的存在契合了《红楼梦考证》所提出的各类观点，胡适产生了信服“甲戌本”、甚至以“甲戌本”为尊的心理——正如《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1961）所言：“脂砚斋甲戌本《石头记》是近四十年内‘新红学’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现。”［12］440此举表明胡适的《红楼梦》品评并非完全是对文本的深刻领悟，而是一种证据找寻之后的考证热情。

应该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明确将“残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当作考证的“新材料”，试图据此“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来寻求“脂砚斋”与曹雪芹之间的关联情形，乃至此类版本所可能存在的任何文献价值。此类文献价值的寻求重心在于如何进一步坐实曹雪芹与“江宁织造”曹寅曹氏家族之间的关联性。根据“甲戌本”的“脂批”所言：“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甲午八月泪笔。（乾隆三九，一七七四）”胡适认定曹雪芹死于乾隆壬午（二十七年），“这个发现使我们更容易了解《红楼梦》的故事。雪芹的父亲曹頫卸织造任在雍正六年（一七二八），那时雪芹已十二岁，是见过曹家盛时的了。”［12］221-226据此，胡适更主要的阅读兴趣在于与曹寅家族相关的“《红楼梦》的故事”，而非《红楼梦》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具有虚构艺术加工特质的“贾府”故事。更甚者，胡适逐渐依据“甲戌本”来分析《红楼梦》诸多描写为何与曹氏家族变迁史不相合拍的缘由。如“关于此书所记地点问题，凡例中也有明白的表示。曹家几代住南京，故书中女子多是江南人，凡例中明明说‘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我因此疑心雪芹本意要写金陵，但他北归已久，虽然‘秦淮残梦忆繁华’（敦敏赠雪芹诗），却已模糊记不清了，故不能不用北京作背景。所以贾家在北京，而甄家始终在江南。……我的答案是：雪芹写的是北京，而他心里要写的是金陵；金陵是事实所在，而北京只是文学的背景。”［12］235由于曹氏“家世”说的深刻影响，使得胡适认为《红楼梦》文本所涉及的人物安排、故事情节及事件描写等方面的言说皆具有深刻的寓意。这就将《红楼梦》文本当作一部“信史”加以解构，出现了“我因此疑心”之类重构曹雪芹为何如此写作的所谓当时“现场”，形成了以考证带动阅读获取的文本品评思路。所言“金陵是事实所在，而北京只是文学的背景”，并无直接、哪怕是间接的文献佐证，表露出胡适较为主观的阅读情感倾向。

胡适认为《红楼梦》“最初的评注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作的，其余或是他的亲信朋友如脂砚斋之流作的”。又说“作者自加评注本是小说家的常事；况且有许多评注全是作者自注的口气”。［12］238此类评判的常见经验在特殊考证意图的刺激下，加强了胡适对《红楼梦》所写寓意的挖掘决心，使其容易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实验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将所“假设”的意图当作一种事实存在而加以文字的确定性表述。这种确定性表述的推进过程就是胡适转变对《红楼梦》文学作品定位的心理位移情形。它导致胡适试图以一种熟知曹雪芹如何写作、修改《红楼梦》过程的“全知视角”来建构文本意义的阐释策略。从这个角度讲，胡适对《红楼梦》的接受选择是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改变了《红楼梦》以文学作品存在的客观事实；甚至，其接受选择导致《红楼梦》的传播导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诱发了信从胡适之说的现代读者对《红楼梦》文本阅读之审美感受与娱乐消遣的弱化，而是将品评重心放在探究《红楼梦》与曹氏家族相互关系的史料挖掘及其文本解构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此类解构与建构的深层次缘由，在于胡适试图强化“新红学”的开创及其学术史地位。胡适在《“东观阁原本”〈红楼梦〉题字》（1929）中曾自诩道：“《红楼梦》的版本之学可算是我提倡出来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程甲本很难得，马幼渔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赠送给我，我欢喜极了。”［12］259因此，以“版本之学”的首倡来推动《红楼梦》的研究阅读，进而强调考证式品评的重要价值及其典型发现，带有典型的“开宗”之意。这势必成为胡适品评《红楼梦》的重中之重，导致考证式文本解构与“史料”式意义重构的品评思路成为胡适阅读《红楼梦》的题中之义、乃至方法主导。胡适所言“不曾证实的理论只可算是假设；证实之后才是定论，方是真理”［12］262的指导思想，使得胡适完全将《红楼梦》文本当作一种求证自身提出各种假设学说的“史料”存在，最终对相关“史料”做出挖掘证据与求证观点之类的解构，使得《红楼梦》文本在胡适“新红学”考证体系下的首要存在身份是一种“史料”，而非一部文学作品，难免致使胡适忽略对《红楼梦》文本艺术与审美的品读。

三、“新红学”的“考证”式阅读及其范式意义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新红学”作为《红楼梦》现代接受的一种阅读范式，以胡适为代表的《红楼梦》阅读体验及其实践方式自有一批同时期的追随者相附和，甚至孜孜以求。比如，严微青《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1936）指出：“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的材料，胡适之先生的几篇考证和序跋，差不多已经搜剔净尽，即其他直接或间接可以根据的线索，也完全被使用无余了……然而近几年来，故宫博物院编印的《文献丛编》却接连着给我们整理出一批新的材料来。根据了这些材料，不但可以证实，或改正了以前所假设的许多悬想，而且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示，和新的路径。就《红楼梦》的研究上说，者自然是可喜幸的。”所谓“得到一些新的启示，和新的路径”云云，就是“从新材料中间得到的旧说的证实与新发现”。［14］因此，考证外围材料与曹雪芹、曹寅家族之间的关联，成为现代读者接触《红楼梦》之后的一种常见品评重心。然而，从新材料中得到“新的路径”之类的研究成果不时散见于现代各类报刊之中，最终引起了其他读者的警惕。怡墅《各家关于红楼梦之解释的比较和批评》（1928）一文就曾说：“曹雪芹、高鹗——的艺术天才的确很高，卖的力气实在也不少，所以《红楼梦》的感力——也可以说是小说的魔力——也是非常的大。我们知道研究艺术作品，欣赏——直接由作品里得的一种感力——为最有价值，至于用考证法，用艺术上的原理，来研究或批评作品，有时也有一部分相当的价值，然而终属末技。因为《红楼梦》的感力很大，所以能引起多数人研究的兴趣。研究的兴趣是引起了，但是他们研究的方法多半是偏重于吃力不讨好的考证方面”，以至于认为“《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之说“也不十分可靠”。［15］当时人针对当时《红楼梦》研究偏重考证的品评现象提出批评的做法，确实可以看出“新红学”的影响力之广，但也导致“欣赏——直接由作品里得的一种感力”之类深入《红楼梦》文本内部的阅读倾向的贫瘠，最终在考证挖掘的品评之路中越发偏离《红楼梦》文本原有的意义体系。此举迫使现代读者努力建立起一套符合现代读者品评兴趣与知识诉求、却不属于《红楼梦》文本原意的文本意义系统。

据此而言，现代读者对“新红学”的热捧与追随现象，表明胡适有效改变了时人品评《红楼梦》的重心，促使时人将焦点转移至曹雪芹的“自叙”如何存在之类的“考证”话题上。这导致时人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努力挖掘相关史料载体的考证价值，进而对《红楼梦》所写内容与江宁织造曹寅家族之间的关联情形，掀起新一轮打着“考证”旗帜的“索隐”式阅读，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阅读范式。也就是说，现代读者可以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来对曹雪芹或《红楼梦》进行发问，并在发问中进行自我解答，从而在挖掘《红楼梦》未定性的开放式文本架构中消除自身与《红楼梦》之间的心理隔阂感。这就促使《红楼梦》在新见“材料”的基础上，具备被现代读者重新进行艺术形象或社会价值塑造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可以说，以胡适为首而创立的“新红学”突出背景、作者及相关外围材料的科学式“考证”手法，改变了时人以“索隐”求趣、且已形成审美疲劳的阅读兴趣，使得时人在科学式“考证”的品评方法中不仅获得了对《红楼梦》文本的全新认知，而且能够寻找到若干有别于他人见解的创见。所谓“新的启示，和新的路径”云云，不仅革新了现代读者之于《红楼梦》的阅读期待，“能引起多数人研究的兴趣”；同时，也推进了现代读者寻求新的阅读期待的另类“路径”，促使现代读者在“考证”的文献爬梳中获得一种收获满满的旨趣与自信。

收集材料与“方法”工具的提出，使得现代普通读者获得了参与《红楼梦》学术研究的入场券。“新红学”的文本解读思路与方法方式逐渐促使现代读者据此获得新的阐释技巧或途径，也促使现代读者得以重构《红楼梦》的“现代性”意义，拉近此书与现代读者的贴近程度。现代读者主动将“新红学”收集材料的意识与“考证”的方法应用于自身的品评之中，易于将自身放在与《红楼梦》同一逻辑、或价值、或思想层级下进行具体化的文本生产批评。由此促使现代普通读者将《红楼梦》的考证当作自身日常阅读消遣的重要趣味选择，并试图通过新发现的文献材料来夯实《红楼梦》的“自叙说”，藉此与“主流”学术相接轨，最终寻求一种社会地位或文化阶层的显而易见的提高。当阅读“兴趣”、“方法”工具、“材料”新见与学术话语权、社会地位相结合之后，现代读者借助“新红学”平台的刺激，最终找到了参与社会衍变的切入窗口；甚至，借助报刊杂志等言说媒介，自由表达随时皆有可能在新材料中产生独创的审美体验，以此获得一种阅读的快感。在这种情况下，“新红学”推动了彼时全民参与《红楼梦》考证的热情，哪还有不火之理呢！同时，胡适以“新红学”来推进“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意图，在现代读者的全民参与热情中，不仅有效推广了“合乎科学方法的批评与研究”，且促使《红楼梦》等“小说名著”在现代学术中具有“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11］397此举有效奠定《红楼梦》经典“名著”的学术基础，形成了《红楼梦》在“白话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社会舆论，促成《红楼梦》“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文学”［16］等时代共鸣。

从阅读史视域看，胡适提出的“科学”式考证为现代读者阅读《红楼梦》提供了新的范式。胡适开创“新红学”的前后思想转变及其路径选择，可以看作是《红楼梦》“现代”意义研究的起点与典范，成就了现代读者之于《红楼梦》文本意义无限扩容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这使得《红楼梦》能够迅速介入现代读者的日常生活中，为《红楼梦》的现代经典化提供了新的建构思路。［17］它不仅有效扩容了《红楼梦》文本的意义体系，而且改变了《红楼梦》的知识架构，使得现代读者关注《红楼梦》的方式、意图及重心有了显著的改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等思想的进一步推动下，《红楼梦》的现代阅读具备了与现代社会变革、文学变革紧密勾连的逻辑切入点与知识契合链。由此，推动现代读者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形成钻研式探索的思路主体，并在时人竞相模仿的研究态势中有效拔高《红楼梦》之于当时思想启蒙的社会角色。通过胡适等人的揶扬，“新红学”作为一种新的认识《红楼梦》的学术思路，极大触动现代读者寻找到借品评以自由发表自身思想与见解的表达窗口。在现代各类出版物与期刊杂志开诚布公的开放式交流中，“新红学”的学术范式不断获得认可与推崇，最终成为现代读者品评《红楼梦》的主要思路，并延续至今。要之，“新红学”思路逐渐成为现代《红楼梦》品评的主流选择，渐渐改变现代读者认识《红楼梦》文本内容及意义的切入窗口，也改变了现代读者品读《红楼梦》的话语选择，切合了现代读者的阅读期待，形成了一股带有典范与权威特性、乃至隐含一定群众基础的现代学术潮流，促使“新红学”的品评思路在符合“科学”精神的现代面貌下，具备推广开来的范式价值。这也是胡适早年品评《红楼梦》时从“索隐”到“开宗”转变的学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