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奇

（《学术月刊》杂志社，上海 200020）

一、道教与国家关系的演变

道教在历史上有着复杂的面相，从最初的道家方术到道教，经历了很多演变。东汉时期，太平道就是以辅助汉室的面貌出现，［1］与政权的关系不是东汉后期那样的紧张对抗的。二者关系的演变到后来才完全发生了质变。这时出现了仿效政府与军队的形式来管理信仰者的，太平道的“三十六方”组织与“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的军队官员似的称号，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组织与“师君”“祭酒”“鬼卒”称号等等，这些教团组织方式，既是现实政权的仿效，也是对想象中天上神界的模拟，《太平经钞》里说，天上“一师四辅”，“从属三万六千人，部领三十六万，人民则十百千万亿倍也”。万绳楠曾经推测，太平道就是效法这种天上的形式，这是有道理的。［2］8把宗教组织与世俗政权重叠起来，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是以宗教理想以及宗教权威来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相当多的宗教在初起时都有过这种尝试，道教也不例外。①有关道教早期的组织问题，陈国符在《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中已经有“设治”“署职”等节，《道藏源流考》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据史书记载，早期道教确实有过类似的想法和行动，五斗米道以“师君”“治头大祭酒”“祭酒”和“鬼卒”构成的组织秩序，“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②《三国志》卷8《张鲁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3页。又，《三国志》卷36《马超传》注引《典略》中曾经记载马超投奔张鲁时，张鲁曾经要授他为“都讲祭酒”，第946页。……